台北机器局

台北机器局于1885年建立于台北城北门外，为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加强防务实施新政而设立的现代化军需工厂，成立之初以制造枪炮弹药与维修军械机器为主。1892年继任巡抚邵友濂（1840年－1901年）增置铸币机器，并兼管铁路维修及伐木局，进一步成为多功能的工厂，是清代台湾现代化与工业化的重要机构之一。其残存于台北市塔城街的遗构是台湾唯一的清末机器局遗址。

缘起及建立

清朝政府于自强运动之后，开始在中国境内建立并推动一系列军事工厂及工程。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廷意识到台湾在国防与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在台湾也需建立并发展相关的军事及防卫工程。为加强自我防卫，当时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决定以当时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为范本，于1885（光绪十一）年在当时台北城北门外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军需工厂，以因应清朝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与洋务运动，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与促进推动台湾现代化。“台北机器局”即是当时建立的机构与设施，是大清帝国设置的第一个不位在中国内地的机器局，也是清代台湾唯一的现代化军事工程相关设施。

地理位置

1875年〈李鸿章奏为代前江西巡抚丁日昌呈续议总理衙门原奏海防应办事宜〉中提及机器局选址的要点，“机器局之设必须在煤木箘集五金易采之处，尤为便易”、“气易通而料易集”，当时的台北近煤木聚集的基隆，此处西有河运之便的河沟头码头，东南即为交通要道北门，可与城内的行政中心互通生息，同时当时为一片田野，土地取得及建设较为容易、腹地宽广，故以此设立台湾唯一的机器局似乎是明智之举。

台北机器局位于大清帝国台湾省台北城的大稻埕与艋舺之间，经过数个政权更迭及城镇街道的重新规划，其位置约在今日台北市大同区的塔城街、忠孝西路、郑州路、西宁北路围成的街区内。

空间配置与建筑风格

参考“台北北门外铁道部官舍区文化资产清查计划”，清末机器局的规模分为五区，分别为:行政管理区、服务区、宿舍区、北厂区、南厂区。

在1885年由刘铭传建立的机器局建筑主要的行政中心为一座含有中国江南式燕尾屋顶及五岳山墙特色的一层楼四进建筑，故被昵称为“四进衙门”，而技术中心工厂则是大跨距的洋式技术所构成，因此台北机器局可以说是华洋混和的建筑风格。日人接收台湾后，旋即将台北机械局改制为台北兵器修理所，修复毁坏的部分后仍沿用原始厂房的范围及功能性。

主要工作内容与任务

清朝台北机器局也称军装机器局，1886（光绪十二）年2月建成正、侧屋舍与小机器厂共117间，内有制造炮弹的机器厂、气炉房、打铁房等。机器局主要制作子弹及修理枪炮，并没有制造枪械的能力。该局初以记名提督刘朝干为总办，另一说为东河补用知府丁达意（培轩），德国人毕第兰（德语：Arthur von Butler）为监督。在邵友濂扩厂之前，枪子的产量只够平日操练之用。1892（光绪十八）年机器局又置铸钱机器，开始铸造五钱、十钱及二十钱的钱币，同时还兼管铁路的维修、火车厂整备及修理车辆之业务、伐木局及修理船舶。1894（光绪二十）年10月，为加造火药子弹，机器局拟增建厂屋，添购机器设备。台北机器局已由最初的军需工厂转变为多功能的近代工厂，显示当时台湾对近代事业需求甚殷。1895（光绪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甲午战争后，由日本陆军接收台北机器局，改称为临时台北兵器修理所，专职修理军用铁道运输车辆。

日治时代后续沿革

1895年日军接收台湾后，连带地接收了清代设置的台北机器局，并沿用原有建物改设为“台北兵器修理所”，担负台湾全岛陆海军兵器修理以及炮弹、小铳丸等的制造。1899年“台北兵器修理所”改制为“台北炮兵工厂”，隶属于日本陆军军部，但随即在次年（1900年）交接给铁道部使用，改为“台北工场”。

因铁道部须负责铁道及火车的修缮与维护，原有建物及设施不敷使用，故开始进行台北工场的增建与转移作业。1918年新厅舍落成，旧有建物随即被拆除，故原本清代建置的“台北机器局”（即“四进衙门”部分）的建筑体推测可能于1918~1925年间被拆除。

目前遗构

2009年2月5日“清代机器局遗构”公告指定为台北市直辖市定古迹(衙署类)，包含机械局东侧石砌墙、长条石板与鹅卵石铺设的石板路，以及四进衙门墙基的遗构，位置在大同区塔城街东西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