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
| 大邑地主莊園（包括泥塑收租院） | |
|---|---|
| 四川省重新確定公布的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 |
| 地址 | 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 |
| 編號 | 123 |
| 认定时间 | 1980年7月7日 |
《收租院》位於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指以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刘文彩为原型，描绘（或捏造）当时地主盘剥农民的大型泥塑群雕。1965年6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率应届毕业学生5人，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一道历时数月集体创作而成[a]。
1980年7月7日作為大邑地主莊園的附屬項目列為四川省重新確定公布的第一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
简介
群雕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有7个部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帐”、“逼租”、“反抗”，另有“上山打游击”一节）、26个情节组成，全长近100米。 “上山打游击” 一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后来又被删除、收藏起来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间传统泥塑方法[b]。
展出过程
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中国美协编写的展览演示文稿说：“《收租院》……（2个半月）共接待观众47.35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时在200万左右。”这一事件被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等称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规范一些的评价为“雕塑标兵”（王朝闻）、“革命雕塑的样板”、“无产阶级艺术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红卫兵们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串联的一个内容。历时10多年的总参观人数以千万计（高峰期每天近万人次）。
泥塑群雕并先后到各地进行了巡回展览，各地还竞相模仿复制。四次复制对泥塑的规模、内容不断扩张、升级[c]：增加了高举党旗、武装抗租、活捉刘文彩以至解放军救囚在水牢的妇女、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内容；背景用政治口号、毛泽东语录宣谕和衬托。
衍生
复制泥塑、陶塑和图片资料展也曾出国到越南、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日本等国展出。1974年四川省委拨款32万，集中四川美术学院14人和院外5人，重新复制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钢镀铜群雕。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画册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9个语种的版本。
版权
1972年，接到世界著名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出邀请，未能成行的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9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城举行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对《收租院》进行行为主义式复制并获奖。引发了一场保卫《收租院》的版权争议，和怎样阐释《收租院》的争论。
评价
作家張映泉認為，《收租院》中雖然可能有誇大的成分，但劉文彩歷史上確實存在欺壓貧農、強買強賣的行為[2]。
劉文彩孫輩劉小飛認為《收租院》中的故事係捏造，大部分都不是事實，屬於一種政治宣傳。他認為劉文彩歷史上為大邑做了很多貢獻[3]。
注释
- ^ 创作组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组成。由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提出资料和布局构思，雕塑系师生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合作创作。当时新闻报道的署名为“四川美术工作者”，一则是其时集体创作的署名惯例，二则也反映了创作人员多方参与的实际。叶毓山因在后期复制、完善中的贡献而闻名。
- ^ 材料使用和制作过程与民间做“雕塑”的方法相似：按照塑像的动态，用木头、铁丝搭架子，再捆上草绳，用掺合了稻草的泥抹出大致形体；半干后用和沙子、棉花的细泥，刻划细致的部分；并且用烧制的黑色玻璃球当作眼珠，使人物的情态和神采更加逼真；而箩筐、肩担、鸡公车、谷风机、桌椅、屏风、算盘、扇子、草帽、监栅等为现成物。
- ^ 1966年故宫奉先殿版（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和红卫兵）、1967年3月紫禁城文华殿版（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四川、北京、上海的雕塑家们应召实施）、1970年四川大邑陈列馆版、1972年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版。
参考文献
引用
- ^ 『關於重新公布全省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川府發（1980）154號文件
- ^ 張映泉. 天府長夜——還是劉文彩.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0: 298–301;326–327. ISBN 9787540424671.
- ^ 刘小飞：《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 共识网. 2014-05-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2）.
来源
- 书籍
- 笑蜀：《“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期刊文章
- 岛子：《的复制与后现代主义》，2003年8月26日《文化研究》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