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伯
淳于伯（？—317年1月11日），表字及籍贯不详，晋朝丞相督运令史。其事迹史无详载，但因其被处死一事出现异象，其事受当时及后世议论。
事件
建兴四年（316年），汉赵军队攻陷长安，掳晋愍帝。同年消息传到时为丞相，保有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所镇之建康，司马睿亲率军队出屯郊外，移檄全国征召兵马，宣称要刻日北伐。当时淳于伯于丞相府下任督运令史，被指督运物资有延误及收受贿赂的罪行，丞相府决定以军法将之处死。当时淳于伯的儿子申诉道：“督运之事已经完成，没有延误和缺乏之事，至于受赂相关行为罪不至死。用兵之事都是先扬声，后来才做真实的，现在真实的是屯兵出戍，不是出征。而建兴四年这年至今，都有漕运延误和停滞的事，皆未有依军法处罚。”不过这番申诉没有得到受理，淳于伯在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日（317年1月11日）被处死。淳于伯受刑时鲜血溅到一旁的柱子上，但血液竟异常地向上流了两丈三尺，跟着才变回向下流。当时人们看到如此异象都认为这表示淳于伯有冤情[1]。
事件发生后，主理刑法事的丞相司直刘隗上奏表示淳于伯事件处刑失当，并重申淳于伯儿子的申诉，弹劾丞相从事中郎周莚、法曹参军刘胤及法曹属李匡免官。时任右将军、扬州刺史的王导等亦上疏引咎辞职。不过司马睿认为这是自己的罪过，没有人被问责[2]。
后来议论
据《晋书》记载，淳于伯被处死后即发生旱灾，次年建武元年（317年）时扬州又发生旱灾，大兴元年（318年）六月时东晋也出现旱灾，干宝认为这三年旱情是淳于伯冤死的冤气造成[3][4]。郭璞亦认为淳于伯此事与司马睿的统治刑罚失当有关，认为这是上天对司马睿的警示之一[5]。
死时鲜血逆向上流之事在《南齐书》记载中亦发生在因恐惧被诛而被逼起兵的齐将陈显达身上，这亦令人联想到淳于伯事[6]。
柏杨认为淳于伯确是冤死，血逆上流异象更显此是人神共愤，认为委罪淳于伯并以军法处死他正是司马睿拒绝出兵北伐的下台阶[7]。
参考资料
- ^ 《晋书·五行志中》：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赃罪，依军法戮之。其息诉称：“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已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不问。
- ^ 《晋书·刘隗传》：建兴中，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得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自顷蒸荒，杀戮无度，罪同断异，刑罚失宜。谨按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复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喧华，士女纵观，咸曰其冤。伯息忠诉辞称枉，云伯督运讫去二月，事毕代还，无有稽乏。受赇使役，罪不及死。军是戍军，非为征军，以乏军兴论，于理为枉。四年之中，供给运漕，凡诸征发租调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军兴论，至于伯也，何独明之？捶楚之下，无求不得，囚人畏痛，饰辞应之。理曹，国之典刑，而使忠等称冤明时。谨按从事中郎周筵、法曹参军刘胤、属李匡幸荷殊宠，并登列曹，当思敦奉政道，详法慎杀，使兆庶无枉，人不称诉。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于幽都，诉灵恨于黄泉，嗟叹甚于杞梁，血妖过于崩城，故有陨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昼见，彭生为豕，刑杀失中，妖眚并见，以古况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胜其任，请皆免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帝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寻示愧惧，思闻忠告，以补其阙。而引过求退，岂所望也！”由是导等一无所问。
- ^ 干宝《搜神记》：晋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大旱﹔十二月，河东地震。去年十二月，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深上柱二丈三尺，旋复下深四尺五寸。是时淳于伯冤死，遂频旱三年。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又冤气之应也。
- ^ 《晋书·五行志中》：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干宝曰“杀淳于伯之后旱三年”是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也。
- ^ 《晋书·郭璞传》载郭璞以其时刑狱繁兴上疏晋元帝：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长标。伯者小人，虽罪在未允，何足感动灵变，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爱陛下，屡见灾异，殷勤无已。陛下宜侧身思惧，以应灵谴。皇极之谪，事不虚降。不然，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崩震薄蚀之变，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劳也。
- ^ 《南齐书·陈显达传》
- ^ 《柏杨全集》卷二十五，第880页〈淳于伯鲜血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