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乐顿珠

嘉乐顿珠于1948年或1949年

嘉乐顿珠（藏语：རྒྱལ་ལོ་དོན་འགྲུབ，威利转写：rgyal lo don 'grub，1928年—）西藏独立运动支持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错的二哥。

生平

早年生涯

1928年，嘉乐顿珠生于中华民国青海省平安县寺台乡红崖庄，父亲名祁却才仁，母亲名德吉才仁。1939年（11岁），嘉乐顿珠随家人来到拉萨。16岁被父亲送到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学习，入读南京政工干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但嘉乐顿珠家人并不愿意让他赴南京学习。1947年4月至1949年夏，他住在蒋中正家。在此，他接受了以中国观点教授的历史学及政治学教育。他熟练掌握了藏语、汉语及英语。

武力斗争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嘉乐顿珠逃往印度。后来，他回忆自己逃往印度的经历时说，“我不能充当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

那时，他和他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行动中。这些行动主要是将西藏自由战士送到美国进行训练，然后让他们携带着无线电、钱以及一些武器，将他们空投到西藏进行抗变等军事活动。嘉乐顿珠联系了中情局以及四水六岗，确保了达赖喇嘛在1959年藏区骚乱中逃离西藏，当时达赖喇嘛事先同印度政府没有联系。

嘉乐顿珠自己称，他从未要求中情局提供帮助，除了政治帮助以外。他希望美国政府公开保证支持藏独。可是，美国在1960年末中苏交恶后，转变了态度，改为反对西藏人独立，从他的角度看，美国已经破坏了这些保证，美国人只能给中国找点麻烦而已。美国并没有对西藏的长久政策。在传媒中，达赖喇嘛从未被视为什么文化角色，直到其1959年逃到印度，才开始了政治利用管为宣传。西藏流亡人士起初主张的和平、非暴力对话被带离了路径，中情局提供的支持事与愿违地招致了中国的报复。

1950年代末，谭冠三将军平息了达赖喇嘛指示下的恩珠仓·贡布扎西领导的游击战。达赖喇嘛实际上不希望进行武装抵抗，但又不愿意派出藏军交给贡布扎西领导。由于长期参加对西藏的武装袭扰，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嘉乐顿珠、土登晋美诺布不再能够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活动

嘉乐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穷洛桑坚赞都是西藏幸福事业会（藏语：{{{1}}}，威利转写：Bod kyi-Be-don-tshogs dad）的成员。1954年至1955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及中国内地访问，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1956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西藏幸福事业会也经常同印度政府官员会晤，并告之对《十七条协议》导致的康区（指当时的四川省西部等藏区）及安多（指青海省的藏区）因民主改革等引发的暴力冲突，以及对这类冲突可能蔓延到卫藏（指当时西藏噶厦管辖下的西藏）的忧虑。

爱尔兰和马来亚在1959年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西藏的议案。嘉乐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穷洛桑坚赞乃寻求各国支持有关西藏地位的讨论。在10月20日和10月21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第1353号决议，其中提及尊重西藏人权、文化和宗教。但是，决议没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

恢复同中国的交往

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藏也迎来了宽松时期。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经受了14年牢狱之苦后获得释放，并呼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使流亡藏人有机会再度回到西藏访问。嘉乐顿珠当时已同一位汉族女子结婚，并住在香港。他的朋友们安排他前往北京同邓小平会面。嘉乐顿珠征求弟弟达赖喇嘛的意见，达赖喇嘛鼓励他前往。1979年8月2日，嘉乐顿珠率领包括弟弟洛桑三旦在内的五人代表团赴北京访问，这是1959年以来流亡藏人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北京。

邓小平在会见嘉乐顿珠之时，曾经对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除了独立，甚么都可以谈。”胡耀邦则交给他《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这也是此后14年双方就西藏展开对话的开始。1993年，他不再进行对话，并且称“一只巴掌拍不响”。

访问北京之后，他报告了文革之后恢复中的西藏情况，包括许多藏传佛教寺庙被毁或被当作仓库、工厂、马厩等等。他还报告了西藏人权受到侵害，食物不足，饥荒，大规模伐木，动物减少，植被遭到破坏等开发迹象。此行他未能访问西藏拉萨。直到2002年，他才获准访问拉萨，这离他1952年最后一次离开拉萨已经有50年了。

晚年

摄于2009年。

嘉乐顿珠对自己的弟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小随僧人接受的教育表示异议。他认为，达赖喇嘛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过担任西藏国家领袖的良好训练。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嘉乐顿珠于2007年8月看望了参加西藏青年大会在新德里举行的绝食活动的藏人，呼吁他们停止绝食，并答应向中方传达绝食藏人的五项要求，寻求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表示这也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路线。

嘉乐顿珠相信，藏族人、汉族人和印度人会生活在一起，所以汉人最终会明白藏人要求自治是合法并且最为合理的。中国当局则称，嘉乐顿珠实际上在耍花招。

著作

2015年4月，嘉乐顿珠与石文安（Anne F. Thurston）合著回忆录《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美国PublicAffairs出版。该书的共同作者石文安在后记质疑书中部分内容的准确性，茨仁夏加批评书中的阴谋论。嘉乐顿珠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就是跟中情局合作，接受来自中情局的各种援助及代为训练西藏武装人员与游击队，“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国人想要帮助我们为西藏独立而战；最后，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单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中情局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西藏独立——事实上，我不认为美国真的想施以援手——他们只是想引起冲突，用西藏人来制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误解与不和；最终他们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就是一场悲剧。”“我们与中情局的合作，惹恼了中国人，给了他们（中共）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借口。结果是，数万西藏人因此而死。……如果我们不与中情局合作，如果我们不贪图中情局所给予的那些极为有限的好处，中共就没有借口杀掉那么多西藏人。”2017年，台湾图博之友会出版中译版《噶伦堡的制面师：达赖喇嘛二哥回忆录‧不为人知的图博奋斗故事》，由谢惟敏翻译、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里写推荐序。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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