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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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 癸酉年(鸡年)、中华民国22年 |
193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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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 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2]:4316。
- 1月1日——日军制造榆关(山海关)事件,上午绥中日军往榆关调动,驻临榆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在北平闻报,星夜回防;中国航空协会在上海成立,理事王晓籁、史量才、王正廷、杜月笙、虞洽卿等21人就职,系蒋介石授意杜月笙等人发起建立,筹备时名中华航空救国会[2]:4291。蒋介石令驻皖第四师徐庭瑶部分编为第四、二十五两师,归第十七军节制,徐庭瑶任军长,是日在蚌埠宣誓就职;原第四师副师长邢震南升第四师师长,独立旅旅长关麟征任第二十五师师长,1月11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2]:4291-4292。苏联政府任命鲍格莫洛夫为驻中国大使[2]:4292。
- 1月2日——晨2时,榆关日军向临永警备司令部提出:一、撤退南关中国驻军、警察及保安队;二、撤退城上中国守兵;三、南关归日方警戒;限即时答复,否则武夺取;10时日军炮击临榆县城,步兵爬城进攻;守军第九旅第六二六团官兵愤极,不顾“不准还击”之令,以石头、手榴弹回击,毙日军儿玉中尉等;日军3,000馀人将榆关城后东、南、西三面包围,何柱国遂下令还击;是晚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命铃木第四旅团增援;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学良提出“警告”,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全力以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2]:4292。
- 1月3日——榆关失陷,何柱国部第九旅六二六团守军伤亡逾半,第一营营长安德馨及第二、三、四、五连连长均阵亡,全营伤亡几尽,下午3时守军撤出,临榆遂陷;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覆电张学良,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马占山于上年底退入苏境,所部2万馀人由军长邰斌山、邓文,司令檀自新等率领撤至热河[2]:4293。
- 1月4日——日军五六百人在战车掩护下沿平榆大道进攻五里台附近阵地,被何柱国部第六二七团守军击退,日机轰炸石河阵地,临永警备司令部移海阳镇,电北平军分会要求增援;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2]:4294。
- 1月5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力主御侮;蒋介石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国民政府任陈时骥为第五十九师师长[2]:4294-4295。
- 1月6日——日军在榆关增兵达6,000人左右,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攻石河阵地,并轰作秦皇岛附近村庄;国民政府特任颜惠庆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翌日免颜驻美国大使特命全权公使本职,遗缺以施肇基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派中伊表布为全藏代表,与玉树宣慰使马训在香达开会,谈判青、藏和议[2]:4295-4296。
- 1月7日——蒋介石返抵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商应付榆关事件,随后接见张学良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国民政府令准居正辞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职,遗缺以覃振继任[2]:4296-4297。
- 1月8日——张学良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之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电中国国民党中央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表示愿率部出川抗日[2]:4297-4298。
- 1月9日——汪精卫在德国柏林杜平根疗养院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目前不思与日本正式宣战”,“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密派“满洲国”高等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往天津组设特务机关,1月16日板垣征四郎在天津与日天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谋划;前行政院长谭延闿陵墓、纪念堂举行落成礼,蒋介石、林森、于右任、宋子文等往祭,谭墓及纪念堂坐落于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1931年动工,建筑费20万元[2]:4298-4299。
- 1月10日——红军第一、五军团乘胜分三路围攻临川,陈诚令调第十一、十四、二十三、九十等师防守,1月18日陈亲赴临川坐镇指挥[2]:4299。
- 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马寅初、傅秉常等90人为第三届立法委员,1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蒋介石在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陈立夫等人商讨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向张学良传达中央对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晚刘离开南京赴北平[2]:4301。
- 1月12日——汪精卫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略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行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薛笃弼以榆关失陷,华北垂危,政府不积极抗日,愤而电辞国民政府委员职,并于1月15日通告在上海、苏州执行律师职务[2]:4301-4302。
- 1月16日——新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及第三届全体立法委员宣誓就职;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是日就职,辖第九旅、第十五旅、骑兵第三旅;“满洲国”国务会议决定3月1日为“建国”纪念日,成立“建国周年纪念大会中央委员会”,郑孝胥任委员长[2]:4303-4304。
- 1月1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立法院任命焦易堂为该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于1月31日辞职,改由陈长蘅代理),吴尚鹰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翌日国民政府任命梁寒操为该院秘书长(原任张维翰于1月4日辞职);行政院任命蒋鼎文为长江各省水警总局局长,辖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7省,1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1月29日该局在武昌成立,6月复奉命撤销;国民政令准免俞济时第八十八师师长职,遗缺以该师副师长孙元良升任[2]:4305。
- 1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四川善后办法》,决定派张群赴四川办理善后,1月21日国民政府令行院、军事委员会转行遵照;蒋介石通令各省加紧“清乡”和整顿“民团”,1月22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剿匪区内民团整理条例》[2]:4306。
- 1月22日——蒋介石向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剿匪部队出特急令称:“限期肃清残匪已三令五申,各部兵力十倍于匪……残匪猖獗如故,言之痛心。现限期已到,望各将领督饬所部,淬励精神,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2]:4309。
- 1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容景芳为第八十二师师长[2]:4310。
- 1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冯兴贤为第三十三师师长,俞大维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2]:4312。
- 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竑等在广州举行会谈,决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四集团军及第十九路军抽兵北上抗日,广东、广西、福建入增兵入江西剿匪[2]:4312。
- 1月29日——蒋介石到达南昌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2]:4314。
- 1月30日——蒋介石在南昌中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训话,声称“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国家之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卫自存之试石”,号召部下要“硬干、实干、快干”,“个个下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杨杰到北平,杨致电蒋介石报告称:谒张学良,防御部署已经部分着手,“北平积粮至多仅敷月馀”,“前方各军生活极为艰苦”[2]:4314-4315。
- 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拟订“剿匪”具体计划[2]:4315。
- 2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设行政法规整理委员会,由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孙科任副委员长;“满洲国”国务会议决定将驻日代表公署改为驻日“大使馆”,以丁士源任“大使”[2]:4316-4317。
- 2月5日——张学良电蒋介石,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表示:“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2]:4319。
- 2月8日——蒋介石筹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任钱大钧为行营办公厅主任;国际联盟裁军会议召开,中国代表颜惠庆出席,大会将原定颜惠庆之演说取消,颜当即离场以示抗议[2]:4320。
- 2月12日——张学良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之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陈诚在南昌就任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路总指挥,赣东各“剿匪”部队属之,所属原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升任第五军军长,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任第五军副军长,该师副师长霍揆彰升任师长,第十一师副师长萧乾升任师长[2]:4323-4324。
- 2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级党部及各团体组织,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2月20日教育部公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亦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依据[2]:4324。
- 2月14日——蒋介石委蔡廷锴任赣粤闽边区“进剿”左路总指挥,闽省各“剿匪”部队均归其节制,2月16日蔡在福州就职[2]:4325。
- 2月19日——张群到南昌晤蒋介石商入川办理善后事,自上月18日中政会决定张群入川后,刘湘、刘文辉等深恐川政整理后影响个人地位,对张入川未作任何表示,张与蒋商晤后决定暂缓入川[2]:4329。
- 2月22日——陈诚奉蒋介石令到临川指挥“围剿”红军,蒋电蔡廷锴即督率左路军进攻,会师江西、福建边境[2]:4332。
- 2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2]:4333。
- 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中国代表颜惠庆在大会致词表示无条件接受报告书,日本代表团投反对票并中途退席;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成立,以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铁道等部部长,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组成[2]:4333。
- 2月26日——蒋介石手令华北军各将领,宣称:“倭寇攻热,业经开始,时至今日,吾辈军人为国家民族争人格,为公理正义尽责任,惟有牺牲一切,以报党国。”,同日电令长江各商埠、要塞于2月27日起秘密戒严,又密令各军事机关与各部队自2月28日起“军官佐一律不准告假,已告假者应一律回任”[2]:4335。
- 3月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热河战事惟有汉兄亲出督师,方能如计奏效。”,提出张学良果赴热河,他“即可随时启行”;原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为抗日由上海到山西介休、孝义一带联络旧部鲍刚、张人杰等成立抗日救国军,是日在介休通电总指挥职,电称:“惟念国亡无日,不忍不尽匹夫有责之义,益以同志之敦促,部属之推情,友朋之责望,不揣谫陋﹐爰集我军于锦山,誓师援热,就任抗日救国军总指挥之职。”[2]:4337。
- 3月2日——张作相命汤玉麟在承德东黄土梁子布防,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张、汤认“大势已去”,汤扣留军用汽车及后援会汽车200馀辆,由承德装私物运天津,张作相于是晚将司令从承德撤出,逃古北口[2]:4338。
- 3月3日——下午,汤玉麟率特务队、工辎营千馀人放弃承德西逃,行至离承德30里处,平泉尚未被日军占领,复率部回承德;蒋介石准备取代张学良兵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3月5日抵北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国民政令免钮永建铨叙部长职,遗缺由林翔继任[2]:4339。
- 3月4日——承德失陷,汤玉麟返承德后,与前方联络中断,是日早7时复率部弃承德西逃,日军第8师团派先头部队于午时不费一弹扬长进入承德;蒋介石为承德弃守致电张学良,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日军第14师团由凌源出发,进占冷口,3月6日晋军第三十二军商震部黄光华师将冷口夺回[2]:4339-4340。
- 3月5日——张学良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2]:4340。
- 3月6日——晨,蒋介石由南昌乘机抵汉口,当晚转车北上,杨永泰、何竞武等随行,蒋离开江西前将“围剿”江西红军事宜令陈诚、贺国光负责;蒋介石致电杨杰转示张学良、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力图反攻,以报党国”[2]:4341。
- 3月7日——张学良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2]:4341
- 3月8日——蒋介石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学良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宋子文亦奉蒋召由上海到石家庄,预商张学良下野办法;国民政府令:“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身膺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曲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褫职,交行政院、监察院会同军事委员会彻查,严缉究办,以肃纲纪。”[2]:4342
- 3月9日——蒋介石召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宋转达蒋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与张晤面,准其去职;喜口峰战役开始,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令派王长海团为先锋急行军前往增援,王团组大刀队500人,是夜分两路潜入日阵地,趁日本军酣睡,用大刀砍杀,双方均受重大伤亡,次日拂晓日援军四起,大刀队始撤还[2]:4343。
- 3月10日——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27联队一中队及步兵第26联队山炮分队、炮兵中队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护下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攻占第二关门及两侧高地,第二十九军除赵登禹率部赶至前线御敌外,宋哲元又令第三十八师张自忠部、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增援,赵登禹负伤,伤、亡营长各一员,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开到部署第二道防线,协同王以哲部第一一二师御敌;张学良召于学忠、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介石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国民政府任命马麟兼青海省政府主席,任命郭任远为浙江大学校长,原任程天放免职[2]:4344-4345。
-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晨,日军在喜峰口全线炮击,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再次派队绕敌后,占领日军炮兵阵地,卸毁日军大炮18门,烧毁辎重粮秣,砍毙日军官兵数百名,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阎锡山到石家庄见蒋介石,商由山西调部分军队担任察哈尔防务,交北平军分会指挥调遣,翌日阎返太原[2]:4345-4346。
- 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开北平飞上海,何到会接任;蒋介石由石家庄到保定坐镇,罗文干同行;日军在喜峰口遭国军沉重打击后,未敢继续进攻,下什始利用空中优势以轰炸机四架对喜口峰、澈河桥阵地轮番轰炸[2]:4346。
- 3月13日——蒋介石电东北军将士,略谓:“张代委员长所爱护之将士,皆中正之将士,爱护之责,决无二致”,勉以“一心一德,再接再厉,益矢服从”;刘峙到保定谒蒋介石,蒋令刘代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胡适、丁文江、蒋梦麟、翁文灏等亦应蒋召到保定面谒[2]:4347。
- 3月14日——蒋介石为对日直接交涉事,派外交部长罗文干在北平征求英、美、法、意等国使节意见,各使均表反对,是晨罗偕蒋作宾到保定向蒋介石报告,商定对日直接交涉暂取慎重态度,翌日罗由北平返南京[2]:4347-4348。
- 3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王树常为北平戒严司令,邵文凯、鲍毓麟为副司令;应钦遵蒋介石指示,对华北军重新编组,撤销华北军总司令部,所有准备参战部队统归北平军分会指挥,并对原军事序列及任务作相应调整;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到保定谒蒋介石报告滦榆间防务等问题[2]:4348-4349。
- 3月16日——日军因攻喜峰口未得逞,武藤亲自到承德调度,变更战略部署,改由中路突破罗文峪、龙井关,西路攻马兰关、红山口,东路攻冷口、界岭口;日军退至长城线,双方相持至4月中旬[2]:4349。
- 3月17日——汪精卫由德国返国抵达上海,宋子文等百馀人往迎,褚民谊持林森促汪返京复职亲函迎汪,同日宋电中央及各部、会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孔祥熙到保定谒见蒋介石报告欧美考察实业情形,3月18日到北平,3月21日随宋哲元赴前方代蒋劳军[2]:4350-4351。
- 3月18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与省政府委员黎丹、马步芳、李乃棻、张心一等通电表示愿率边疆各族健儿,齐赴国难;侨商胡文虎汇款一万元并运送永安堂万金油等药30箱交北平军分会救济前方军民[2]:4351-4352。
- 3月19日——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应蒋介石召到保定商队务,蒋允对宋部补充军费[2]:4352。
- 3月20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到保定谒见蒋介石报告山东省军政,当日经北平返济南[2]:4352。
- 3月21日——何应钦派鲍文樾代荣臻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2]:4353。
- 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设立救国飞机捐款筹办委员会,朱培德、朱家骅等20馀人为委员,汪精卫任主席;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奉命北上抗日,是日开抵北平市郊[2]:4353。
- 3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派孙科、顾孟馀赴上海敦劝汪精卫复职[2]:4353。
- 3月24日——蒋介石偕杨永泰等由保定到北平,召何应钦、蒋伯诚、杨杰、王树常等开军事会议听取各方军事报告,杨杰要求蒋介石调部增援长城各口,蒋指示要以㺺有兵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当晚蒋返保定[2]:4354。
- 3月25日——孙科、顾孟馀到上海敦劝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汪允入南京商量,当晚汪偕孙赴南京;北平军分会委张焕相兼北平市防空司令[2]:4355。
- 3月26日——蒋介石上午返抵南京,下午与汪精卫商谈今后内政、对日方针,并敦劝汪复职[2]:4355。
- 3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30馀人出席,蒋介石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决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2]:4355。
- 3月28日——国民政府令派第六师师长赵观涛为第八军军长,第六师副师长周碞升任师长[2]:4357。
- 3月29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与汪精卫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是日召开中国民党中政会议,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50馀人出席,汪精卫表示复行政院长职,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院视事[2]:4357。
- 3月30日——北平军分会任萧之楚为第二十六军军长,是日萧在三河县就职[2]:4358。
- 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迅社香港分社建立,在香港正式发送新闻稿[2]:4381。
- 4月1日——日军攻长城各口未得逞,转攻滦东,守军何柱国部第一一五师退守海阳镇、平顶山、亮甲山一带[2]:4359。
- 4月5日——国民政府令行政、立法、监察院自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凡本日以前原订以银两收付者,应以规定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发生争执,各司法机关应将以银两收付之请求驳斥;蒋介石以江西告急,4月4日由南京乘鉴赴江西,是日抵南昌;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宋子文在财政预算和对日方针上与蒋介石分岐加深,被迫提出辞职,是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准宋子文辞中央银行总裁兼职,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2]:4362。
- 4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4月15日孔就职[2]:4364。
- 4月8日——国民政府令:暂行兼代贵州省政府主席犹国才毋庸兼代,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政府主席[2]:4365。
- 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之扩大纪念周上演说,称:“抗日先必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前绝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惩处在宜黄、东陂一带“围剿”失利长官: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2]:4366。
- 4月11日——蒋介石以华北垂危,为求对日妥协,拟委其盟兄、前外交部长黄郛主持华北政务,是日电邀黄到南昌晤谈,次日黄电覆“容稍事摒挡再行”,4月14日电询黄“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襄助”,黄经向政学系张群、杨永泰等征询意见后决定受任,4月24日由上海偕张群赴江西晤蒋;张学良按蒋介石出洋考察之安排,是日从上海乘轮赴意大利,顾问端纳及眷属等18人随行[2]:4367。
- 4月12日——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新疆迪化城防指挥白毓秀、迪化县长陶明樾、督办公署参谋陈中、航空队长李笑天及白俄归化军团长安东诺夫等人密议倒金树仁,金树仁越督办公署后墙逃出,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督办公署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盛世才闻报率部返迪化,是为第一次“新变”[2]:4367-4368。
- 4月13日——喜峰口失陷,宋哲元部第三十七、三十八师各一部以腹背受敌,是日奉何应钦命放弃喜峰口,撤往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金树仁在市郊调兵向迪化反扑,盛世才率部抵廸化近郊,占城北要地拥兵观望,金见大势已去,遁昌吉,4月24日在塔城提取省府存塔城公款黄金1,270两后通电下野[2]:4368-4369。
- 4月13日——盛世才率部入迪化城,临时军事委员会撤销,推盛世才任临时督办,刘文龙、盛世才向省内各区通电就职;何应钦电令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第五十三军代军长杨正治部主力向滦西撤退,当晚杨军翁照垣师全部退守滦西,4月15日夜何军逐次由昌黎开始撤向滦西[2]:4369。
- 4月15日——何应钦下令驻秦皇岛守军撤退,士兵大哭,不肯退却,在军官用机枪威胁下被迫傍晚撤出,暂集昌黎,是晚游秦皇岛海面之日海军陆战队遂登陆占秦皇岛[2]:4370。
- 4月16日——国民政府令派宋子文参加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之经济谈话会;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向日驻苏大使太田提交抗议,指责日本、“满洲国”在中东路损害苏联权益;蒋介石分别致电黄绍竑、何应钦,谓国军应速构筑平、津最后决战线[2]:4370。
- 4月17日——昌黎失陷,喜峰口日军陷滦阳城,何柱国部骑兵第金十四团守军最后撤退滦西,与日军隔河对峙[2]:4371。
- 4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撤销东北交通委员会[2]:4371。
- 4月19日——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赶筑平津防线,电谓:“预备二道防线,应如计赶筑,而最后防线似以三角淀为左翼依托点,由杨柳青经杨村,通县至怀柔,或左翼固守密云。”;要求“应最速著手,并限期半月完成;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经扶、潢川、商城、罗山各地部队概归其节制,4月23日卫就职[2]:4372。
- 4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令日军退出滦东,事缘昭和天皇恐日军越长城进犯河北省境将引起国际纠纷,4月19日就此事诘问日军部参谋次长真崎甚次郎,是日武滕遂电日军撤出滦东[2]:4373。
- 4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原任翁文灏辞职照准[2]:4375。
- 4月22日——蒋介石电何应钦、黄绍竑,指示对付日军进犯平、津“应作最后准备,且以最后抵抗线工事与平城内复廓应最先著手。万一倭有取平津之征象发现,则准将古北口方面之精粹陆续秘密抽入北平城中,以为背城借一之计”[2]:4375。
- 4月23日——滦东日军开始撤走,留下伪军李际春、程国瑞等部驻守[2]:4375。
- 4月24日——何应钦电令第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滦河地区向平谷、三河、通县一带撤退,以防日军由兴隆、古北口南侵;国民政府特派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王应榆为副委员长,原任朱庆澜、李协免职;甘肃红水县改名景泰县,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2]:4376。
- 4月25日——第五十七军何柱国部趁日军向长城线撤退跟踪前进,何应钦恐日军回击,是日电令何“至多占领昌黎后,可暂行停止前进”;黄郛在南昌晤蒋介石,蒋说明个人无力同时应付“剿共”军事与华北危局,要求黄担任负华北党政军重任,以筹统一之效,黄鉴于自己既非中国国民党员,且军事已有何应钦主持,仅应允负责对日交涉及华北政务[2]:4377。
- 4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四川各军驻南京代表会议,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刘存厚分别派代表出席,蒋介石要求川中各军全力“剿匪”,限期肃清后再谈出兵抗日,4月30日结束,各代表分电各川军首领报告蒋所授旨意[2]:4378。
- 4月27日——蒋介石电令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任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兼任鄂西“剿匪”总指挥,毗连鄂西之湖南省团队及鄂西驻军均归其指挥,5月26日徐在江陵就职[2]:4378。
- 4月28日——国民政府令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翌日黄赴南昌向蒋介石请示处理“新变”方针[2]:4379。
- 4月29日——蒋介石以第四次“围剿”以来迭次遭受巨创,手令刘峙、陈诚要求各将领“运用其智慧,振作其士气,不限时日,不定地区,相机应变,因地制宜”,“在《孙子吴子兵略问答》中研究明澈”;国民政府任命樊崧甫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原任王锦文辞职照准[2]:4380。
- 4月30日——何应钦令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开往昌平集结,以备接替第十七军防务,傅作义立即率部开拨,于次日下午4时前全部抵达昌平[2]:4380。
- 5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蔡廷锴为前敌总指挥,何键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总司令,刘峙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刘镇华为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5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上述任命之追认及各路司令部暂行组织大纲,5月6日国民政府核准施行[2]:4381-4382。
- 5月2日——国民政府令免福建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本兼各职,着即来南京,另候任用,黄慕松由江西返南京作赴新疆准备[2]:4382。
- 5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独立三十六旅旅长戴岳在江西“剿匪”有功,升任为第四十六师师长[2]:4383。
- 5月4日——国民政府依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令派黄郛、黄绍竑、李石曾、张继、韩复榘、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群、王缉唐、王树翰、傅作义、周作民、恩克巴图、蒋梦麟、张志潭、王克敏、张伯苓、刘哲、张厉生、汤尔和、丁文江、鲁荡平为委员,指定黄郛为委员长,撤销北平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孙殿英、吴光新、魏宗瀚、秦德纯、门致中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委员兼主席,原任杨虎城免职,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邵力子免职;白崇禧电国民政府请辞“剿匪”军南路副总司令职,5月6日国民政府复电慰留,5月8日白崇禧再电请辞[2]:4383。
- 5月7日——四川内战再起,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上年居中策动二刘之战,停战后又阻第二十四军回驻成都,遂举兵攻邓[2]:4386。
- 5月8日——国民政府令派刘存厚为第二十三军军长,萧之楚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宋子文5月6日抵华盛顿,是日起开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2]:4387。
- 5月9日——日军占卢龙,翁照垣退滦西,日军占领滦东各地,中日两军复成隔河对峙状态[2]:4388。
- 5月10日——湖北省蔪水县改名浠水县,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2]:4388。
- 5月11日——湖北省增设礼山县,由黄陂、孝感、黄安、罗山等县析置,是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2]:4389。
- 5月12日——日军渡滦河西攻;张学良在罗马谒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2]:4389-4390。
- 5月14日——黄郛由上海启程北上,5月15日黄到南京与孙科、居正、罗文干、陈果夫、叶楚伦等人交换意见后渡江北行[2]:4392。
- 5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十五旅旅长李汉章为第七十四师师长,原任乔立志免职[2]:4393。
- 5月16日——日军占唐山,开滦矿停工,何柱国部撤至卢龙等地;行政院会议通过任命刘镇华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原任吴忠信准辞本兼各职[2]:4393。
- 5月17日——下午黄郛抵北平,经与何应钦磋商后电召宋哲元、商震、庞炳勋、何柱国等到北平会商[2]:4394。
- 5月18日——蒋介石电促何键从速组西路军总部,即就西路总司令职,西路军经蒋定为3个纵队,共14个师2个旅[2]:4395。
- 5月19日——国民政任命戢翼翘、胡毓坤、邹作华、张焕相、高维岳、刘尚清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派何其巩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王树翰、王克敏分别兼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政务、财务处主任[2]:4396。
- 5月20日——蒋介石电示何应钦:如日军进攻平、津时,“应即通知各国公使迁移驻地,并声明各国在平损失应由日本负责”,又电示何:如日方要在前方协商,“则万不可行”[2]:4397。
- 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下设三部四厅,军务、机要、军机三部主任分别由熊式辉、杨永泰、贺国光担任,作战、谍报、团队编练、党政四厅主任别由贺国光(兼)、晏勋甫、刘兴、朱怀冰担任,杨永泰兼任秘书处长,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部结束,5月23日停止办公;午夜,汪精卫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郛“便宜处置”[2]:4398-4399。
- 5月22日——北平军分会通令各部撤兵,集中平郊,任徐庭瑶为北平城防司令军政首脑机关作撤出北平之准备,三河、宝坻、密云日军分别占领香河,进逼通县、牛栏山,北平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日参谋本部电令武滕转告板垣征四郎𠲿天津特务机关工作,催促武滕进行停战谈判,并指示签订停战协定后日军撤回“满洲国”境,但对长城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均须保留进驻权利;汪精卫电黄郛,指示与日方谋停战,“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谅四省之条约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晚12时,黄郛偕李择一至日使馆武官藤原喜代门宿舍与中山、永津、藤原会谈,永津根据武藤电令,擅自增加“今后不准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提出停战条件四条,黄郛一一接受,翌晨2时谈判结束,4时30分黄郛至军分会与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熊斌等商议后由何答复中山,表示对四项条件完全接受[2]:4399-4400。
- 5月2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作守城之计,内称:“此时人心惶惶,全在主将主宰在心,北平非死守不可”,“非至最后时不宜轻离北平。”;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其条件,认为:“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覆电表示支持[2]:4401。
- 5月24日——蒋介石自牯岭就停战条件电覆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表示“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但认为“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要求签订正式条款时避免东三省、热河字样杂见其中;国民政再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何应钦、黄郛召军政重要人员会议决定派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燕谋)为军使,到密云日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2]:4401-4402。
- 5月25日——军使徐祖诒由日本使馆永津、藤原二武官陪同往密云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阵前求和,徐与永津签订“觉书”,当日徐返北平,何应钦、黄郛、黄绍竑等人集议,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加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并决定派黄绍竑赴庐山向蒋介石作详细报告;北平军分会电令前方各部依“觉书”规定线撤退,“以免资对方口实”,同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令各军停止战斗行动(日本参谋本部称:关内作战日军死163人,伤838人);汪精卫电告何应钦、黄郛本日南京国防会议情况称:前方停战谈判已经开始[2]:4402-4403。
- 5月26日——冯玉祥组成察哈尔民众抗同盟军,红吉鸿昌、宣侠父等人推动,是日冯在张家口通电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冯玉祥以原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仵庸及各厅长纷纷离开张家口往北平,是日委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派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张砺生任副司令;蒋介石电黄郛,赞扬其对日妥协称:“忍辱负重,临难不苟,固佩公忠,尤见交谊。”[2]:4404
- 5月27日——蒋介石电令广东、广西、福建当局将北上沆日部队改调入江西“剿共”[2]:4406。
- 5月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即向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详细报告华北军事情况及北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停战所作处置,蒋、汪赞同华北当局所作决定[2]:4407。
- 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2]:4408-4409。
- 6月1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召开临时会议,何应钦、商震、万福麟、宋哲元、庞炳勋、蒋伯诚等出席,熊斌、钱宗泽等列席,由熊斌报告塘沽会谈签订停战协定经过,与会人员传阅协定原文后讨论华北各部队归还建制、调整防区及移防等问题[2]:4412。
- 6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王东原为第十五师师长[2]:4418。
- 6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第五军军长,刘祖先为第五军副军长,罗卓英为第十八军副军长;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将甘肃东乐县改名民乐县[2]:4420-4421。
- 6月15日——蒋介石核准任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是日何应钦电孙征求其同意,孙即电该军驻平办事处向何表示“遵命”,并要求早日颁发开拔命令[2]:4423。
- 6月16日——国民政府任命袁良为北平市市长,原任周大文辞职照准,6月21日袁就职视事[2]:4423。
- 6月17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2]:4424。
- 6月21日——北平军分会任庞炳勋为察哈尔省“剿匪”司令,以对付抗日同盟军[2]:4428。
- 6月22日——蒋介石命张印相任第四十二军军长[2]:4428。
- 6月25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调天津市长周龙光为该会参事,令于学忠兼任天津市长[2]:4430。
- 6月26日——国民政府令:派孔祥熙为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2]:4431。
- 6月27日——国民政府令:派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2]:4431。
- 6月29日——北平军分会宣布成立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于学忠任委员长[2]:4432。
- 6月30日——蒋介石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是日电训练总监部兼代总监朱培德[2]:4433。
- 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南昌暴动纪念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2]:4434。
- 7月2日——华北战区接收委员殷同、雷寿荣、薛之珩在大连与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开始会谈接收战区及改编军等问题[2]:4435。
- 7月3日——黄郛电蒋介石报告大连会谈情况:一切交涉,决定按两原则进行:“(一)除停战协定系正式签字外,馀均口头商榷:(二)对手方为日军,商谈地(方)不越旧时南满铁路区域。”,并称:谈判伪军收编已有相当进步,交通恢复“先试通至唐山,然后再由唐山推进至滦州”;国民政府任命邹洪为第四十三师师长,原任代师长刘绍先免职,任陶广为第六十二师师长[2]:4435。
- 7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川中各军悉归节制;国民政府令准免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夏斗寅本兼各职,遗缺由张群继任[2]:4438。
- 7月10日——国民政府以黄慕松出差新疆,派葛敬恩代理参谋本部次长,以徐培根继葛敬恩任军政部航空署长[2]:4440。
- 7月19日——国民政府令派刘建绪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第一纵队司令,何键兼第二纵队司令,陈继承任第三纵队司令,郭汝栋任第三纵队副司令[2]:4447。
- 7月22日——张学良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7月30日飞抵英国伦敦[2]:4450。
- 7月24日——国民政府令准张继辞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职,陆军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相“鼓动旧部,违抗命令”,著即免职查办[2]:4450。
- 8月1日——汪精卫、孙科、顾孟馀、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自庐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报告庐山会议经过[2]:4456。
- 8月2日——国民政府派王星拱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2]:4457。
- 8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学员毕业,蒋介石演讲《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向最危险道路急进》[2]:4458。
- 8月5日——冯玉祥通电宣布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哈尔省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2]:4458。
- 8月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开察哈尔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8月9日冯覆电拒绝[2]:4459。
- 8月9日——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宋哲元派秦德纯、过之瀚等到张家口接收察哈尔省民政、财政两厅,冯治安部由宣化开入张家口,第四十一军军部由沙城移驻宣化;国民政府令: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各路总司令部业经先后成立所有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应即撤销;国民政府任命彭位仁为第十六师师长[2]:4460。
- 8月11日——汪精卫偕铁道部长曾仲鸣到庐山,与蒋介石、黄郛等商谈华北战区善后、军队整编及结束察事等问题,8月14日返南京;宋哲元电蒋介石任庞炳勋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次日蒋电覆仍令宋主察哈尔[2]:4461。
- 8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毛泽东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宋哲元偕蒋伯诚、庞炳勋等进驻张家口,随即到新村谒见冯玉祥,冯玉祥表示已不过问察事,宋即通电中央及各省、市党部报告进驻张家口[2]:4462。
- 8月13日——“蒙军”李守信部是日午占领多伦[2]:4462。
- 8月14日——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秦德纯等陪行,下午车抵北平,汪精卫代表傅汝霖、何应钦代表刘健群、黄郛代表何其巩到站迎候,傅遵国民政府旨意,促冯去南京就训练总监或全国林垦督办或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会职,遭冯拒绝,次日到达济南,8月17日由济南到秦山[2]:4463。
- 8月16日——北平军分会决定察省善后办法四项:一、改编察省杂军为18个团,二、任方振武为北平军分会委员,三、吉源昌、孙良诚仍任上将参议原职,四、张砺生部枪支皆得自地方,应照数发还,吉鸿昌、方振武反对收编,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同日方振武在张北通电出任代理总司令职[2]:4464。
- 8月17日——黄郛由九江赴上海,8月20日在上海出席新中国建设学会欢迎会,详述华北停战经过,并谓:中国之出路只在“求己”二字,“既往必须各具责己之心,以后尤须同抱求己之志”[2]:4464。
- 8月22日——刘湘部占雅安,刘文辉败退天全、荣经、汉源一带,刘湘声言须将冷寅东、夏首勋两部解决方能停止战事,冷、夏遂先后离开队伍,冷建议刘湘部队到名山之线,俾刘文辉仍回雅安,双方停止军事,派员从长协商善后,二刘双方均表同意,至此,从1918年以来四川军阀据地为雄、互相争夺之长期混战局面告一段落[2]:4466-4467。
- 8月23日——国民政府令派孙连仲兼任第四十二军军长,田镇南任副军长[2]:4467。
- 8月26日——孙良诚自张家口通电宣布“即日解甲归田”,所部改隶察哈尔省政府;方、吉部由张北撤出后,方开独石口,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是日在张北县北面二泉井集结,召开中共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批判张慕陶散布“联日反蒋”主张,坚持抗日路线,改组抗日路线,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推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决定西开入太行山,当晚开拔经大青沟时被张凌云部包围,吉率部突围往商都[2]:4469-4470。
- 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2]:4487。
- 9月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南京成立[2]:4473。
- 9月4日——吉鸿昌率部越商都西行,为晋军赵承绶部所阻,遂东趋独石口谋与方振武部会合,宋哲元命张凌云、乜玉岭、赵登禹部三路围堵;国民政府令派周浑元为第三十六军军长[2]:4474。
- 9月11日——国民政府任霍揆彰为第十四师师长[2]:4477。
- 9月20日——方振武、吉鸿昌两部经怀柔之长园口入河北境,是日方振武一部入怀柔城[2]:4480。
- 9月21日——国民政府令派王用宾为高等考试委员会委员长[2]:4481。
- 9月22日——日本关东军总特务机关多伦设置察东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公署,伪蒙古军司令李守信任行政长官,是日李通电到任;蒋介石由庐山到南昌,设“匪区”党务处;国民政府免戴戟淞沪警备司令本职,遗缺派吴铁城暂兼[2]:4482。
- 9月23日——吉鸿昌率部抵怀柔与方振武部会合,方振武一部进占牛栏山,准备袭击北平;国民政府特派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任命裴昌会为第四十七师师长[2]:4482。
- 9月24日——方振武部在牛栏山附近与驻军第二师发生战斗,日军1个连到密云,将地方保安队缴械[2]:4483。
- 9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连日召见各军将领商“剿匪”军事,是日午亲赴前方视察指挥;吉鸿昌部进占汤山东之牛坊及昌平茶坞,方振武部进占高丽营,在高丽营附近与国军第二十五师战斗,何应钦急调西苑、南苑驻军开往顺义等地[2]:4483。
- 9月27日——方振武、吉鸿昌部向大、小汤山转移,北平军分会令万福麟、商震、徐庭瑶率部分三路堵击[2]:4484。
- 9月29日——方振武、吉鸿昌部欲回师独石口,北平军分会令驻察庞炳勋部、驻延庆关麟征部堵击[2]:4486。
- 10月1日——汪精卫在上海晤黄郛,促其北返,黄允即日程,并电告蒋介石,当晚汪、黄离开上海往南京;上海华通商业储蓄银行受时局影响,兼营公债失败,是日倒闭,亏空70馀万,该行兼营之乾元钱庄亦随之倒闭[2]:4487-4488。
- 10月2日——下午,方振武、吉鸿昌部大举进攻昌平县城,激战一画夜[2]:4488。
- 10月3日——国民政府令准刘峙辞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职,遗缺派顾祝同继任;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江苏省政府,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顾祝同免本兼各职,任陈果夫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黄郛北返途经泰安,偕马伯援访晤冯玉祥于泰山,黄语冯:“安定华北,冀国人知耻雪耻,远效吴越,近效德法,孰知国人并不了解,毫无觉悟,真是痛心。”,冯答谓:“现在的困难还不是国人自招?……现在的社会只有利害,无有是非。”;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到达到上海,翌日在上海著作家协会上演讲《新爱国主义》[2]:4489。
- 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黄郛抵北平,接见记者谈华北财政;方振武、吉鸿昌部分两路在汤山及高丽营一带与东北军万福麟部战斗,翌日午高丽营战事稍停,汤山仍继续战斗;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何成濬代表蒋介石监誓[2]:4489-4490。
- 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以“方振武假借名义,纠集散兵,抗命窜扰,行同流寇,实属目无法纪”,决议免方振武国民政府委员并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严议处分”,并补任陈立夫、黄复生为国民政府委员[2]:4490。
- 10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临时会议决议开除方振武党籍,移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2]:4491。
- 10月7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派陶尚铭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为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2]:4492。
- 10月8日——方振武派政治部主任郭云龙往北平洽商和平解决办法,翌日郭抵北平见何应钦,何要求方离开部队,将所部调指定地点由军分会改编,郭即将何意电告方,10月11日方覆电希望本人不离开军队,何应钦即令关麟征、万福麟对方、吉部再行攻击[2]:4492。
- 10月12日——方、吉联军因迭遭中央军及日军堵击,内部动摇,方部军长王中孚力主投降,吉鸿昌坚决反对,方、吉部队统由吉率领经板桥村过牛栏山东走,行至白河被河东日军所阻,遂折南到达顺义以西杜林庄一带[2]:4494-4495。
- 10月14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介石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匪”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翌日离开庐山回南京[2]:4496。
- 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两部连日受中央军及日军围击,飞机轰炸,伤亡惨重,是日北平军分会派北平慈善团体代表刘砥泉等4人到战地晤方、吉,促其罢兵,日军限其下午3时前退出战区,方、吉被迫派代表米文和随刘砥泉等到顺义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商震向何应钦请示,得答复如下:一、卫队给资5,000元遣散,二、军队交方、吉部将领李德新等暂行统率,三、保障方、吉安全,下午4时半方、吉通电申述抗日经过及不得已离军之苦衷,旋被押解北平,二人中途脱逃,吉避入天津租界,方则辗转流亡国外,所部6,000人馀被缴械,抗日同盟军至此完全失败[2]:4496。
- 10月17日——蒋介石开始实行对苏区第五次“围剿”,是日颁发行动纲要及“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衠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之原则;国民政府令:派黄绍竑巡视内蒙各盟旗,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协助,派张培元为新疆边防帮办[2]:4497。
- 10月20日——黄绍竑由南京前往内蒙视察[2]:4499。
- 10月22日——蒋介石调整南昌行营机构,将原四厅并为两厅,第一厅司军事,贺国光任厅长,第二厅司党、政、经济,杨永泰兼任厅长,另设办公厅,由熊式辉兼任主任,夏斗寅为总参议[2]:4500。
- 10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原第八十七师副师长宋希濂为第三十六师师长[2]:4502。
- 10月27日——黄绍竑、赵丕廉离开北平抵张家口,与在察内蒙王公晤谈[2]:4502。
- 10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宋子文辞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并于同日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至宋请辞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则予慰留,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宋辞行政院副院长职,选孔祥熙继任,并选任宋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后蒋返南昌[2]:4503。
- 10月31日——黄绍竑派内政部警政司长李松风等携改革内蒙行政系统方案至百灵庙晤德王、云王,并安排黄绍竑入蒙[2]:4504。
- 11月2日——国民政府令免朱培德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任兼职,遗缺以杨端六继任[2]:4505。
- 11月8日——国民政府令:派邓宝珊为新编第一军军长[2]:4508。
- 11月9日——国民政府令:派李松崑为第三十军副军长,任命冯安邦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准李调生辞财政部常务次长职[2]:4509。
- 11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和加牙孜任“总统”,沙比堤任“国务总理”,首都喀什,翌年2月在新疆军阀混战中瓦解[2]:4511。
- 11月13日——行政院将汉蒙合壁文字之布告派员交黄绍竑分发各盟旗,同日黄、赵与云王、德王在百灵庙续谈,仍无结果;国民政府以第八十师师长李思愬“调度无方”免职,遗缺由副师长陈明仁代理[2]:4511-4512。
- 11月14日——国民政府任唐云山为第九十三师师长[2]:4512。
- 11月17日——内蒙自治谈判因黄绍竑对德王派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德王处境孤立,是日黄将德王方案退还,并扬言翌日返绥,以示谈判破裂[2]:4513。
- 11月18日——内蒙自治谈判经班禅等向德王劝说,遂改为设内蒙第一、二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府间设联席会议,黄绍竑认为基本符合中央原则,表示允转呈中央鉴核,翌日黄、赵一行返归绥[2]:4514。
-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是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17人组成主席团,黄琪翔为总主席,各省代表相继演说后,黄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中国为中华全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兵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晚8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首都设福州,李济深任主席,定11月22日举行成立典礼[2]:4515-4516。
- 11月21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令饬各地方政府及各驻防军队,对“闽变”严加防范,“务使叛乱早日敉平”[2]:4517。
- 11月22日——上午,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主席李济深及委员11人宣誓就职[2]:4517-4518。
- 11月24日——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首次会议,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原福建绥靖公署结束,改作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2]:4521。
- 11月27日——福建人民政府任命陈铭枢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2]:4523。
- 11月29日——南昌行营特设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任赵观涛为司令,统辖该区“剿匪”部队及督促党政机关“清剿”[2]:4524。
- 12月1日——宋哲元委汤玉麟为察哈尔省政府总参议[2]:4526。
- 12月2日——国民政府令准罗文干辞外交部长职[2]:4526。
- 12月4日——国民政府任郭思演为第九十九师师长;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青海省增设囊谦县[2]:4528。
- 12月12日——国民政府特派蒋介石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并指定蒋介石、孔祥熙为常务委员[2]:4532。
- 12月14日——上海百乐门大饭店落成[2]:4533。
- 12月15日——张学良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2]:4534。
- 12月18日——蓟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通州成立,专员殷汝耕到署视事[2]:4536。
- 12月19日——汤玉麟部经宋哲元改编为暂编为暂编骑兵第一、二两旅,由张北开抵张家口训练,是日宋密电蒋介石、汪精卫及北平军政当局,以汤“自退出承德后,虽已负失土之咎,尚能收合部伍,转进察省,中经敌人之威迫利诱,卒克守志不渝”,请撤对汤通缉明令并给予名义,12月27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撤销对汤通缉令[2]:4537。
- 12月20日——国民政府令:“福建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蒋光鼐甘心从逆,背叛民国,应褫夺本兼各职。”[2]:4538
- 12月21日——国民政府追赠达赖喇嘛护国弘法普慈圆觉大师封号[2]:4539。
- 12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李觉为第十九师师长[2]:4540。
- 12月25日——蒋介石由杭州至浦城,亲自指挥对闽军事行动,分兵三路向福建进攻[2]:4541。
- 12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卢兴邦为第五十二师师长;行政院会议决定任驻闽黔军周志群为新编第十一师师长[2]:4541。
- 12月27日——驻闽北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派旅长刘尚志赴江西谒蒋介石,又转杭州谒鲁涤平,表示拥护中国国民党中央,是日国民政府任命刘和鼎为第三十九军军长,仍兼第五十六师师长,叙中将级,加上将衔;国民政府任命马鸿宾为第三十五师师长,原任马鸿逵免职,任马鸿逵为新编第七师师长[2]:4541-4542。
- 12月28日——国民政府令:派王宠惠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任命王以哲、何柱国为北平军分会委员;杭江铁路(沆州至江山)建成通车[2]:4542。
逝世
- 1月9日——张相文,中国地学会创始人[2]:4299。
- 1月31日——王慰三,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在中山门外遭暗杀[2]:4315。
- 2月8日——马毓宝,前江西都督、国民政府参军,在上海病死[2]:4321。
- 4月9日——梁士诒,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在上海病死[2]:4366。
- 4月27日——岑春煊,前清两广总督、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在上海病死[2]:4379。
- 5月8日——张敬尧,前湖南督军,为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坂垣征四郎收买,化名常世古在平津地区从事活动,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遇刺,为复兴社特务处特派员郑介民指派天津站、北平站所为,旋以锄奸救国名义发表电和通启,5月8日在德国医院毙命[2]:4386。
- 5月15日——卢永祥,前北洋政府浙江督军,在天津病死[2]:4393。
- 6月18日——杨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门前遭戴笠指挥华东区行动组特务暗杀[2]:4425。
- 8月31日——柯劭忞,故宫博物院理事、清史馆代馆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新元史》撰者,在北平逝世,12月2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2]:4471-4472。
- 9月21日——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原红二军团委员,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被捕时化名施义,后因叛徒出卖,8月被引渡中国当局,在南京雨花台处死[2]:4393。
- 9月22日——陈炯明,前粤军总司令,病死香港[2]:4482。
- 11月24日——胡惟德,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在北平病逝[2]:4522。
- 12月17日——达赖十三世(阿旺罗布藏塔布元嘉穆错),在拉萨圆寂[2]:4536。
- 12月27日——杜锡珪,前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衔,在上海病逝[2]:4542。
参考文献
- ^ 李敖、汪荣祖. 《蔣介石評傳》(上).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
-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韩信夫、刘明逵、郭永才、王明湘、齐福霖、范明礼、张允侯、张友坤、章伯锋、胡柏立、耿来金、刘寿林、锺碧容、锺卓安、陈崧、王好立、朱信泉、任泽全、蔡静仪、丁启予、陈永福、严如平、柏宏文、吴以群、罗文起、查建瑜、娄献阁、白吉庵、李静之、张小曼、石芳勤、徐玉珍、江绍贞、熊尚厚、吴以群、刘一凡、郭光、郭大钧、王文端、李起民、李隆基、常丕军、刘敬坤、陈道真、李振民、张振德、梁星亮、陈仁庚、董国芳、张守宪、王荣斌、陈敏、章笑明、汪朝光、卞修跃、贾维、陈民、朱宗震编著.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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