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路聚會所
南陽路聚會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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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
狀態 | 竣工 |
用途 | 聚會場所、辦公室(1948年-1958年) 體育館、商家(現今) |
地點 | ![]() 上海市靜安區南陽路123-145號 |
竣工日 | 1948年底 |
擁有者 | 上海地方教會(原業主,1948年-1958年) 上海市靜安區政府(現業主) (用於「靜安體育館」等單位) |
地主 | ![]() |
技術細節 | |
建築面積 | 2,207平方公尺[2] |
層數 | 3 |
南陽路聚會所,原址現為上海市靜安區南陽路123-145號,是上海地方教會(又名上海基督徒聚會處)於1948年建造的一個大型教會聚會場所,占地4.71畝,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大約667.61坪),至少可容納3,000人,其容量超過上海任何一座教堂,但至今仍被占作他用。倪柝聲創辦的著名的上海福音書房也設於此。
建造背景
1922年,倪柝聲在家鄉福州創立了地方教會(又名基督徒聚會處、基督徒聚會所或小群)。從1927年到1952年,倪柝聲和他的大約200位同工,以上海為中心,陸續在中國南北各地建立了大約700處地方教會。上海教會最初起源於1926年底,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新閘路辛家花園汪佩真住處開始了擘餅聚會[3]。1927年3月,原來在南京辦《晨光報》的李淵如因為南京事件的影響也來到上海。同年,倪柝聲也來到上海加入。1927年,汪家搬到不遠處的賡慶里(新閘路944弄),聚會也遷到那裡。1928年1月,他們在哈同路文德里(今銅仁路240弄)租賃數間石庫門房屋[4]作為聚會所。
此後的20年間,上海教會的聚會地點一直在文德里。信徒逐漸增加到數百人後,租賃的房屋也逐漸從一幢增加到四幢,並且把四幢房子打通,可容納400人。不過因為結構的原因,柱子不能打掉,因此會所內就不得不保留許多的柱子。樓下是聚會所,樓上是招待所、辦公室、長老室等。
由於上海是中國地價最高的地方,以本地信徒的力量,很難建造會所。1933年,倪柝聲去英國訪問,普利茅斯弟兄會表示,如果上海地方教會走與他們相同的道路,他們願意出資買地造會所。該提議被倪柝聲所拒絕。
1936年,上海地方教會中一位富有的老年女性信徒願意以半價(3萬元)將自己的一塊地賣給教會。但是由於該信徒的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在將來建成的會所內放置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上海地方教會的長老們[5],堅持聖經中不記名奉獻的原則,寧願將地退還。於是上海地方教會興建新會所的計劃被擱置下來,3萬元退回上海地方教會的賬上、存進銀行[6]。不久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占租界。
1942年底,發生倪柝聲被上海教會的長老們革除的事件,不久進入租界的日軍封閉了上海地方教會。
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汪佩真、俞成華從山東請來李常受,幫助恢復上海地方教會。1948年4月,他們又從福州請回倪柝聲,倪恢復盡職後,上海教會發生空前的大復興,發起過數次聲勢浩大的上街福音遊行,又有許多信徒仿照使徒行傳中信徒凡物公用的榜樣,自願將財產獻給教會,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事件。不久信徒就迅速擴增到數千人。根據1949年以後政府的統計,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信徒屬於知識分子,許多是交通大學和國防醫學院的大學生。
建造經過
1947年,上海地方教會每次聚會的信徒增加到1,000多人,而文德里四幢房屋打通以後最多只能容納400人,因此每次聚會時,會所的外面弄堂里、對面福音書房、李淵如住處和其他幾個信徒的家裡,都坐滿了人。聚會時最少要用上十多個擴音喇叭。買地蓋造大會所的需要實在日益緊迫。於是上海教會用信徒自願捐獻出來的2,100兩黃金[7],購進距離哈同路不遠的南陽路與小沙渡路(西康路)西南角,愛儷園總管姬覺彌小老婆的花園洋房[8],占地4.71畝,原來的小樓保留下來作為辦公、接待等用途,在空地上建造大聚會所。建築面積2,207平方米。裡面可容納3,000人,外面還可以容納2,000人。其容量超過了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
與地方教會在其他各地所建造的聚會所一樣[9],上海南陽路聚會所也完全拋棄了傳統的教堂式樣,只注重簡潔、實用。根據地方教會的信仰,聚會所內不用任何裝飾,包括十字架。
南陽路聚會所在1948年底、1949年初投入使用。在會所內負責講道的主要是張愚之和藍志一。倪柝聲在1948年-1949年忙於進行鼓嶺訓練,李常受在1949年被派往台灣,俞成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更擅長於個人面對面的幫助。女性在地方教會中只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威望甚高的汪佩真、李淵如也不例外:汪佩真僅僅在只有女性信徒的場合工作,李淵如則忙於上海福音書房的出版工作。地方教會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信徒參與教會服務的程度很高,從會所外的路口,就有人負責引導,直到會所內的每項服務,都有專人負責。整個上海地方教會按照居住區域被劃分為26個分家,每個分家各自都有幾名負責人,負責監督和幫助各自分區內的信徒。
1949年-1956年
1949年以後一段時期內,上海地方教會由於並無外國差會背景,未太受到1950年代初中國反美運動的干擾,在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愛國運動,如反美遊行、政治學習、包括控訴運動後,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可以繼續向外傳福音,信徒人數仍在穩步增長。
然而,在有外國差會背景的各大教派被順利納入三自系統,由政府全面掌控之後,剩下的幾個自立性教派——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地方教會和王明道負責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會堂,在政府眼中就成了唯一不受控制、因而也就更危險的目標,決心採用強硬手段加以取締。1952年,耶穌家庭首先遭到鎮壓。同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被捕。在失蹤了4年之後,即1956年,突然在上海召開批鬥大會,宣布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此前在1月29日夜,上海地方教會的主要負責人幾乎全體被捕,關押在南陽路聚會所進行隔離審查了幾個月。俞成華長老在審訊期間病故,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則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捕判刑,與倪柝聲一同關押進提籃橋監獄[10]。剩下的部分信徒在唐守臨、任鍾祥、左弗如帶領下改組參加三自,許多信徒離開了教會,有些人在受到打擊後,停止參加任何形式的聚會;也有許多人不願參加改組後的教會,自行在家中秘密進行聚會。
1958年以後
上述局面維持了只有2年。1958年,南陽路聚會所被要求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原有的聚會被併入在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唐守臨被允許參與講道,其他教會人員則被安排到工廠參加勞動。南陽路聚會所被政府占用,先是被改為新成會堂。1976年,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而原有的兩座三層小洋樓,曾用於教會辦公,後來住進了許多戶居民,又被美容院、餐廳占用,現在是一座旅館。
1966年-1979年,所有宗教活動均被列為「四舊」而被禁止,信徒遭受歧視、迫害。1980年代,唐守臨、周行義等人恢復上海地方教會的聚會後,曾多次向有關部門要求落實政策歸還此會所,但終未成功。聚會只能借別處場地[11]進行。
1990年代,唐守臨、周行義等人陸續去世。此後,由於上海市的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達到1949年以前的數倍之多,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12],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於是上海市基督教兩會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
最後在2004年,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了經濟補償協議,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該會所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3%的宗教房產之列。[13]
注釋與參考文獻
- ^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八二憲法及中國土地政策,中國大陸城市土地屬於「國有」。
-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
#1
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 ^ 汪家在江浙戰爭中由杭州避難遷往上海租界
- ^ 整條文德里弄堂在1990年修建上海商城時已被拆除
- ^ 杜忠臣、朱臣等人
- ^ 曾有歹徒威脅李淵如通知長老們交出這筆存款,但第二天早晨,報紙登出那個人在馬路上被電車撞死的消息。——《歷史與啟示》
- ^ 當時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時期,因此均以黃金計算;其中350兩黃金是1936年所捐獻,歷經多次戰亂得以保存下來;青島地方教會信徒陳子萬曾幫助墊付金條
- ^ 張錫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光榮出版社,2012,第105-120頁
- ^ 包括青島龍山路聚會所、福州中洲聚會所、南京鼓樓頭條巷聚會所、北京寬街聚會所等
- ^ 倪柝聲、汪佩真、李淵如都在文革期間死於獄中,張愚之釋放後再次被捕,1970年在上海人民廣場公審後處死,只有藍志一晚年時得到自由,1989年去世
- ^ 主日下午在懷恩堂
- ^ 1950年時為244處,根據《上海市地方志》
- ^ 沈德溶政协提案. [2006-10-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