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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1945年納粹德國的大規模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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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0日,當美軍進入萊比錫時,萊比錫副市長和他的妻子和女兒在萊比錫新市政廳自殺

二戰歐洲戰場也就是納粹德國即將覆滅的最後幾周里,德國上下很多平民、政府官員以及軍事人員均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除了眾所周知的納粹黨政府高層如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約瑟夫·戈培爾海因里希·希姆萊菲力普·鮑赫勒以及馬丁·鮑曼等人外,還有很多人寧可選擇「Selbstmord」(德語,意為自我謀殺,self-murder)也不願接受德國的戰敗[1]。研究表明,這些自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納粹黨宣傳機器的影響(對希特勒本人自殺的回應),也有納粹黨自身信條的約束,還有可能是害怕在盟軍占領德國後遭到報復。例如,在1945年4月,在蘇聯紅軍接近德國東部城市代明的72小時之內,就有至少1000名德國人自殺或是互殺[2]。1945年,僅在柏林就發生了超過7000起自殺。

在1945年1月到5月期間,共有上千名德國人自殺,德國人的自殺事件能夠被分為3個明顯的階段。《生活》雜誌報道稱:「在戰爭的最後,認識到徹底的失敗已不可避免,很多德國人都難以接受這一事實。在失去了帶給他們力量的刺刀和大話後,德國人已經無法面對他們的征服者,也無法直視自己的良心[1]。」德國精神病專家Erich Menninger-Lerchenthal曾寫道:「這種大規模的有組織自殺行為在此前的歐洲歷史上從未有過……這種自殺與任何精神疾病都沒有關係,也不涉及道德或智力異常,事實上,這一時期發生在德國的自殺行為大多與一連串的政治重大失敗以及對承擔責任的畏懼有關[3]。」

概述

原因

有幾個原因驅使着德國人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自殺。首先,到了1945年,關於即將進入德國的蘇軍或西方盟軍部隊,納粹宣傳在一些德國人中製造了恐慌。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製作的宣傳片反覆告訴觀眾為何德國絕不能投降,告訴他們如果戰敗投降,他們要面對的就是折磨、強姦和死亡的威脅。這些擔憂並非毫無根據,因為的確有許多德國人被強姦。其次,很多納粹黨徒都遵循黨的教條,對納粹黨保有無條件的忠誠,納粹黨的文化意識形態告訴他們,寧可死亡也不能在失敗中苟活。最後,還有些人知道在戰敗後等待着他們的也不是什麼好下場,所以選擇先行自殺。根據1943年發表的《莫斯科宣言》,蘇聯人、美國人和英國人已經表明,所有被認定是戰爭罪犯的人將面臨審判。因此,很多納粹黨官員以及軍事人員都因此意識到了他們將在戰後為自己的戰時行為付出代價。

自殺行為分為連續的三個波次:

  • 第一階段開始於1945年1月初,當時蘇軍已經把德軍趕到了德國本土的東普魯士西里西亞地區
  • 第二階段發生在1945年4月及5月,當時有許多納粹黨官員以及高級軍事人員自殺。1945年4月的柏林,自殺行為出現的頻率已達最高點,整個柏林戰役期間,柏林市共有3881人自殺。就在這個階段中,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約瑟夫·戈培爾以及他們各自的妻子也選擇了自殺。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還給她的孩子們服用了壓碎的氰化物藥片,她的孩子們最終全部死亡。
  • 最後一個階段發生在盟軍接管德國之後,此時蘇聯士兵到處強姦和搶劫 [4] [5] [6]

儘管每一樁自殺事件都有着獨有的原因,但自殺事件呈波次發生,且規模巨大,這也能夠說明恐懼和緊張是這些自殺事件的共有原因[7]。同時還發生了很多全家自殺以及謀殺式自殺(murder-suicide,即互殺)事件,比如父母殺死所有孩子後再自殺[8]

方法

人民衝鋒隊的沃爾特·多尼科(Walter Dönicke)的屍體躺在一幅被撕毀的希特勒畫像旁邊。1945年4月19日,在盟軍抵達前不久,多尼科在德國萊比錫的市政廳自殺。

化物膠囊自殺是戰爭的最後階段里最常見的自殺方式之一。1945年4月12日,在柏林愛樂樂團的最後一場演出中,希特拉青年團的成員們向觀眾們分發氰化物藥片[9]。在希特勒於元首地堡自殺之前,他讓地堡中的所有成員都持有毒藥膠囊。

1945年3月,英國人重新印刷了一份德文黑色宣傳明信片(應該是由納粹政府發布的),上面細緻地介紹了最不痛苦地自縊方法[10]。還有很多記錄在檔案中的文件,記錄了父母先殺死自己的孩子然後再自殺的事情[11]

德國武裝力量的成員一般都用武器來自殺。例如,黨衛隊高級集團領袖恩斯特-羅伯特·格拉維茨就用手榴彈殺死了自己及家人。德意志國防軍將軍威廉·布格多夫以及漢斯·克雷布斯選擇了用手槍射擊頭部自殺。挪威總督轄區總督約瑟夫·特博文則選擇了在一座地堡中用50公斤的炸藥把自己炸死。

自殺事件的數目及發生地點

在1945年的柏林有超過7000起有記載的自殺事件,但由於戰後的混亂局面,實際的數量應該更高。其他發生過自殺事件的地點還有[12]

國家對自殺的鼓勵

二戰期間,納粹的關鍵思想之一就是在接受失敗之前自願自殺[15]。1939年波蘭戰役期間,希特勒就曾在德國國會大廈中的一次演講中表示他寧可自殺也不會接受失敗。他說:「我現在就是德意志帝國的排頭兵。因此我已經穿上了那件對我來說既神聖又親切的短袍。不到成功之日,我不會脫下它[16]。」

當德國的戰敗已成定局時,德國的納粹黨政府領導人們(包括戈培爾和希特勒)就開始公開談論自殺這個選擇。1944年8月30日,希特勒在一次軍事簡報上宣稱:「自殺只需短短一秒,之後一個人就能獲得一切的救贖、平靜以及永久的安寧。」 [17] [18]很多納粹主義意識形態以及納粹黨的支持者開始傳播納粹黨即將滅亡的消息,並準備為之殉葬。在被納粹宣傳機器洗腦多年之後,很多德國人也認為自殺是他們的唯一出路[19][18]

據說,對突然死亡的美化應該始於一戰後納粹黨奮力奪權的過程中,其間一些納粹黨活動家如霍斯特·威塞爾等人就早早付出了生命。同理,納粹領導人的自殺也被美化為英雄般的犧牲。在1945年2月28日的一次電台演講(在德國國內於3月1日見報)中,約瑟夫·戈培爾向公眾宣稱,如果德國戰敗,他將會像小加圖那樣「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生命」。同年3月28日,納粹黨喉舌報紙《人民觀察家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用生命去冒險》的文章,作者Wilhelm Pleyer在文中號召德國人民戰鬥到死[20]

1944年末,納粹黨宣傳開始報道蘇聯人製造的萬人坑以及其他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或是紅軍犯下的暴行,這樣一來德國國內的自殺傾向更加嚴重了[21]。1945年2月,德國人在捷克領土上發放的一份傳單警告德國人「布爾什維克殺人犯團伙」的勝利將會導致「難以置信的仇恨、劫掠、飢餓、槍殺、驅逐以及滅絕」。並呼籲德國男人們應該「在布爾什維克瘋狗的褻瀆和屠殺之下將德國婦女和女孩拯救出來[21]」。納粹黨宣傳機器將「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們」描繪成非人的怪物,在德國人中製造了恐慌,進而導致了德國東部地區的大規模自殺的出現。波美拉尼亞地區紹恩蘭克的一名女性職員回憶道:「出於對那些來自東方的禽獸的恐懼,很多紹恩蘭克的市民選擇了自殺(大約有500人)。有很多家庭全家都自殺了[22]。」對蘇聯占領德國的恐懼已經非常巨大,以至於一些住在離蘇軍前線很遠的地方的人也選擇了自殺,比如一名住在漢堡的養老金領取者就害怕遭受蘇軍的暴行而自殺了[23]。同時,蘇聯軍隊的所作所為也是導致德國人大規模自殺的一個因素,很多德國人因為害怕被強姦或是在被強姦後感到羞恥而自殺[3]。另外,很多德國人不得不生活在戰區的殘垣斷壁之間,感到沮喪與壓抑,大量自殺事件也因此發生[3]

重要人物的自殺

1945年,海因里希·希姆萊在盟軍關押期間服毒自殺後的屍體

在戰爭的最後,很多納粹高官、納粹追隨者以及武裝力量成員選擇了自殺。還有一些人則在被俘後自殺。納粹德國高官自殺名單中涵蓋了從1926到1945年期間自殺的納粹軍政要員,其中納粹黨地區領袖(共41人)中有8人自殺,黨衛軍及警察領袖(共47人)中有7人自殺,554名陸軍將軍中有53人自殺,98名空軍將軍中有14人自殺,53名海軍將軍中有11人自殺。另外,職位相對較低的官員中的自殺人數則難以獲知[24]

參考文獻

  1. ^ 1.0 1.1 Suicides: Nazis go down to defeat in a wave of selbstmord. 14 May 1945 [10 April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7). 
  2. ^ Buske, Norbert (Hg.): Das Kriegsende in Demmin 1945. Berichte Erinnerungen Dokument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Mecklenburg-Vorpommern. Landeskundliche Hefte), Schwerin 1995, in German (The End of the War in Demmin 1945 - Reports, Reminiscences, Documents). ISBN 3-931185-04-4.
  3. ^ 3.0 3.1 3.2 Goeschel page 165
  4. ^ Ash, Lucy. The rape of Berlin – BBC News. BBC News. May 2015 [2015-1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5) (英國英語). 
  5. ^ Silence Broken On Red Army Rapes In Germany. NPR.org. [2015-11-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1). 
  6. ^ Buske, Norbert (Hg.): Das Kriegsende in Demmin 1945. Berichte Erinnerungen Dokument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Mecklenburg-Vorpommern. Landeskundliche Hefte), Schwerin 1995, in German (The End of the War in Demmin 1945 - Reports, Reminiscences, Documents). ISBN 3-931185-04-4
  7. ^ Goeschel page 164
  8. ^ Goeschel page 163
  9. ^ Sereny, Gitta. 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 Pan Macmillan. 1996: 507 [2021-09-06]. ISBN 97803303469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9-06) (英語). 
  10. ^ H.1321, Hanging Instructions postcard.. [2021-09-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9). 
  11. ^ In one German town, 1,000 people killed themselves in 72 hours. www.Timeline.com. [9 October 20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18). 
  12. ^ Goeschel p. 160
  13. ^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Lakotta, Beate. Tief vergraben, nicht dran rühren. 明鏡. 2005-03-05 [2010-08-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17) (德語). 
  14. ^ Talkenberger, Heike. Sieg oder Untergang [Victory or Doom]. Damals英語Damals. 2015, 47 (4) (德語).  Book review for Huber, Florian.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Child, promise me to shoot yourself]. Berlin Verlag. 2015. ISBN 978-3-82701-247-0 (德語). 
  15. ^ Goeschel page 8
  16. ^ Goeschel page 150
  17. ^ Goeschel page 151–152
  18. ^ 18.0 18.1 Bessel page 188
  19. ^ Bessel, Ludtke, Weisbrod pages 78–79
  20. ^ Goeschel page 154
  21. ^ 21.0 21.1 Goeschel page 157
  22. ^ Goeschel page 158, 162
  23. ^ Goeschel page 159
  24. ^ Goeschel page 153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