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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保沙盒 現在條目:丹丹烏里克遺址 參考外文:en:Dandan Oilik 待辦:補充1996年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遺址D區(及2002年新見)、其他繪畫、畫風、文書總覽、其他文物(可選) |
丹丹烏里克遺址 | |
---|---|
![]() 發掘之前的佛寺遺址D.II,自南向北拍攝。斯坦因攝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 |
地址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策勒縣 |
分類 | 古遺址 |
時代 | 南北朝至唐 |
編號 | 6-218 |
認定時間 | 2006年5月25日 |
探險與發掘
1896年至1928年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6/6c/Ancient_Khotan_BLER2_AKV1_FP246_FIG29.jpg/220px-Ancient_Khotan_BLER2_AKV1_FP246_FIG29.jpg)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5/British_Museum_silk_princess_painting.jpg/220px-British_Museum_silk_princess_painting.jpg)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f/King_of_Rats%2C_D.IV.5%2C_Dandan-Uiliq.jpg/220px-King_of_Rats%2C_D.IV.5%2C_Dandan-Uiliq.jpg)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6/61/Ancient_Khotan_BLER4_AKV2_PLII_PHOT.jpg/220px-Ancient_Khotan_BLER4_AKV2_PLII_PHOT.jpg)
19世紀80年代、90年代,俄國、英國駐新疆的官員先後開始收集當地出土文物。學者後來研究發現,這些文物中含有來自丹丹烏里克的文獻、木板畫等。[1]
1895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第一次到中國新疆考察,穿越沙漠時險些喪命。在喀什、和田修整、補充裝備之後,赫定再次踏上了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的路。1896年1月14日,赫定的探險隊自和田出發,沿和田河北上。他的隊伍有四個人、三峰駱駝、兩頭驢。19日,赫定在和田河邊的塔瓦庫勒僱傭到兩位嚮導。23日,斯文·赫定來到了他在和田城裡聽說的「塔克拉瑪干古城」,即丹丹烏里克。24日,探險隊開始發掘工作,一共發掘了四座房屋。由於流沙影響,他們的工作十分有限。赫定在一座佛寺中發現了壁畫,畫中有蓮花中的千佛坐像、男女供養人、狗、馬等。赫定發現壁畫中的男子像是波斯人,推測此地的古代居民屬印歐人。他還在這座佛寺中找到一片殘紙,他無法釋讀其上的文字。此外,他也找到了一些石膏像、建築構件、生活用品等。[1]赫定帶走的文物,後來入藏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2]。
1900年12月12日,英國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依照赫定記載的路線,從塔瓦庫勒出發。斯坦因僱傭當地知名挖寶人吐爾地作嚮導[3]。18日,斯坦因探險隊找到了丹丹烏里克遺址。19日,斯坦因帶領民工開始發掘遺址,工作一直持續到1901年的1月3日。在16天的時間裡,斯坦因和30名民工清理了17座建築遺址,發掘出大量古代文物和文獻寫本。斯坦因發現了壁畫、木板畫、雕像、梵文與于闐文佛經寫本、唐代建元和貞元年間的漢文公私文書。最著名的發現是《東國公主傳絲》、《鼠神圖》等木板畫和壁畫《龍女索夫》。這次考古發掘的成果編入了斯坦因所著《古代和田》。依據斯坦因的考古報告和逐漸解讀出的于闐語文書,後來的學者基本弄清了丹丹烏里克的面貌。斯坦因發掘的建築遺址包括佛寺、官府和民居。[1]斯坦因發掘出的文物後來運往大英博物館[4]:302-3。由於壁畫《龍女索夫》過於酥脆,斯坦因將它留在了遺址之中[2]。
1905年9月下旬,美國地理學埃爾沃斯·亨廷頓按照斯坦因的地圖,從克里雅河向西進入丹丹烏里克。因為迷路耗去大量時間,亨廷頓只在丹丹烏里克做了短暫的停留,沒有得到任何文物。[1]
1927年4月,德國人埃米爾·特靈克勒、赫爾穆特·德·特拉、瓦爾特·伯斯哈德組成的探險隊來到新疆。1928年3月,特靈克勒探險隊同樣選擇了自塔瓦庫勒出發向東去的路線。3月22日,他們找到了丹丹烏里克遺址。特靈克勒探險隊發掘了一座有兩間屋子的房址和一座小廟,得到一些壁畫。他們還從地面採集到錢幣、木梳和小塊的壁畫。在垃圾堆里,他們發現了木鎖和一片粟特文寫本。當時正值風季,不適合在沙漠中作業。此外,德國探險隊也不是嚴謹的考古人員。因此,他們的收穫並不多,以殘片為主。德國探險隊帶回的文物大多收入不萊梅海外博物館。由於探險隊資金不足,部分藏品後來被出售,由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日本東方學院東京研究所(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德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之後近70年,再無探險隊來到丹丹烏里克。[1][2]
1996年後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5/5f/CD-4%EF%BC%9A03%2C_Dandan_Uiliq.jpg/220px-CD-4%EF%BC%9A03%2C_Dandan_Uiliq.jpg)
1995年,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決定支持新疆考古研究所調查、發掘丹丹烏里克遺址[6]。1996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張鐵男等人深入沙漠,進入丹丹烏里克遺址,並發現了7處露出地表的遺址。1997年1月,新疆考古研究所肖小勇藉助沙漠車進入丹丹烏里克考察,調查了12處遺址。[1]由於新疆文物部門部分領導不支持丹丹烏里克遺址考古,後續的考古工作無法進行[6]。
1998年10月,瑞士人克里斯托弗·鮑默組織「中瑞探險隊」,率領8名隊員私自進入丹丹烏里克,違反中國法律,未經許可發掘了遺址。鮑默比定出了斯坦因發掘的17處遺址中的15處,另外還發現3處房址,因此重新將遺址編號。鮑默發掘了3處建築。在鮑默編號為D13的建築遺址中,出土了千佛壁畫、兩塊三人一組的神像壁畫、着漢裝和當地服裝的男女供養人壁畫。在另一座編號為D10的遺址中,鮑默找到了大量的石膏佛像殘塊。探險隊還挖出了于闐語佛典、陶罐、石磨盤殘片等文物。[1]
2002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新疆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尼雅學術研究機構聯合組成考古隊赴丹丹烏里克遺址考古。聯合考古隊原本計劃在2001年進行考古調查,然而出行前阿富汗戰爭爆發,考古隊聽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勸告推遲了考古計劃。到達丹丹烏里克後,中方考古隊員發現有壁畫出露地面。由於沒有做好發掘準備工作,一個月後中方團隊才重新進入遺址開展工作[5]。2002年11月17日至29日,新疆考古研究所對這座帶有壁畫的佛寺遺址進行了搶救性挖掘。這是中國考古工作者首次在丹丹烏里克遺址進行正式考察和發掘。在這座平面呈長方形的佛寺中,考古隊員清理出大小壁畫二十多塊。[7]隨即展開搶救性挖掘,清理出一些造像,發現了一批精美的壁畫。 2004至2006年間,中日聯合考查隊對遺址進行了三次考察。以丹丹烏里克遺址為中心,考古隊調查了面積將近100平方公里的區域,發現了70處遺址、遺蹟。[4]:305[8]
遺址
丹丹烏里克遺址的地面遺存分布在南北長約4.4公里、東西寬約3.3公里的區域內,各類遺址總數超過70處。遺址包括城牆、官府、佛寺、民居、果園、冶煉遺址、窯址等。已發現的佛寺有15處,超過建築遺址的三分之一。民居建築使用木骨泥牆技術,與附近尼雅遺址、喀拉墩遺址一致,顯示這是塔里木盆地南緣流行的建築方式。[9]:57居住建築平面呈長方形。佛寺平面為回字形,中心的土台上塑有佛像,四面圍有迴廊。[10]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的建築可分為四組。A組位於遺址東北部,包括一處較大的房屋和一處小寺廟。較大的房屋有七間,斯坦因將其編號為D.V。根據出土文書,這裡是丹丹烏里克當時行政長官思略的住所。房屋裡還出土了漢文文書、于闐文文書、梵文佛經、木簡等。思略住所南邊十餘米處有一座小廟(編號為D.IV)。佛殿中原本有塑像,現今只有地上的殘塊;殿內有迴廊,殿門向東。思略住所向南開門,正對小廟,學者推斷此廟可能是供思略進行佛事活動的蘭若。廟裡出土了《鼠神圖》和兩塊繪有立佛的木板,此外有梵文佛經寫本和于闐文世俗文書。其中一件于闐語世俗文書提到了一位粟特人的名字,證明當時此地有粟特人生活。[11]
B組共有兩座建築,位於遺址的東南區域。兩座建築南北相隔不遠。北邊一座(編號為D.VII)共有三間,其中兩間房屋裡設有佛壇。房裡出土了很多文書,其中有數件錢主或粟主為「護國寺僧虔英」的漢文契約。斯坦因依據文書中關於「外巡僧」的部分,推測此處是護國寺管理莊園的職事僧的住所。榮新江依據出土的判詞、牒狀,認為這座建築可能屬於護國寺,僧人既在此生活起居,也在這裡修法、供佛。這座建築中還出土的三塊木板畫,其中一塊繪有婆羅門教的濕婆,斯坦因認為畫的是佛教中的菩薩。南面的建築編號為D.VI,向北開門,建築結構與北面一座相同。房屋裡,兩重回廊圍繞着中間的佛壇,迴廊繪有千佛座像壁畫。佛壇前出土了兩塊木板畫。此外,房屋裡還有一些梵文佛經殘片和于闐語文書殘片。學者認定南面的建築是護國寺僧人修佛事的場所,是北面那一座的附屬宗教建築。[11]
C組位於遺址西北部。由於挖寶人的光顧,C組的兩座建築沒有重要考古發現。斯坦因在南面的建築里找到兩件漢文文書和于闐語文書的殘片。漢文文書屬護國寺,可能是僧人帶來的。[11]
西南部的D組是整個遺址中佛教建築最集中的部分。[11]
繪畫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1/1c/D.VII.6_Front%2C_Dandan_Uiliq.jpg/220px-D.VII.6_Front%2C_Dandan_Uiliq.jpg)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f/Persian_deity_attributed_to_Vi%C5%9Ba_%C4%AArasang%C3%A4.jpg/220px-Persian_deity_attributed_to_Vi%C5%9Ba_%C4%AArasang%C3%A4.jpg)
斯坦因發現的壁畫和木板畫中,最著名的幾件是《龍女索夫》《東國公主傳絲》(亦稱《蠶種東傳》)和《鼠神圖》。斯坦因帶走了較為結實的壁畫,把酥脆的壁畫(包括《龍女索夫》)留在了遺址中。[3]1998年鮑默帶領中瑞探險隊進入丹丹烏里克,找到了《龍女索夫》所在的佛寺,發現這幅壁畫已經完全消失了[2]。對於這幾幅壁畫的解讀,學者看法不一。斯坦因認為這幾幅壁畫主題與玄奘《大唐西域記》中的幾個故事相符,就給它們冠以這樣的標題。[12]閻文儒等人認為這些畫作的主題實際上是佛教故事。[13][2]《龍女索夫》圖中,一女子裸身站在荷花池畔,軀體彎成S字形,頭髮高高堆起,右手撫胸,左手扶腰。身旁一個裸身小兒抱着她的腿部。斯坦因認為此圖對應《大唐西域記》中《龍女索夫》的故事。故事中,于闐國東邊的河水斷流,國王祭拜龍王,龍女凌波而來。龍女自稱丈夫亡故,如國王為她選配新夫,河水即可流淌如故。國王派一大臣白衣白馬進入龍宮,河水果真複流。斯坦因認為畫上的裸女就是龍女,抱龍女腿的小兒是她的新夫。[12]林梅村認為此畫實為佛教故事《鬼子母失子因緣》:佛世尊釋迦牟尼將鬼子母之子嬪伽羅扣在托缽下面,鬼子母救子心切,遂皈依佛門;鬼子母受三皈五戒之後,釋迦牟尼放了嬪伽羅。林梅村說,壁畫左上角的兩人依次是光頭的迦葉佛和釋迦牟尼,裸女是鬼子母,小兒是嬪伽羅,畫上釋迦牟尼手裡的托缽可能就是扣嬪伽羅用的。[2]《東國公主傳絲》繪有一位頭戴高冠的盛裝婦人,兩邊有跪姿女子。斯坦因把它與《大唐西域記》裡《東國公主傳絲》的故事聯繫起來。《大唐西域記》提到,瞿薩旦那國希望從東國獲得蠶種,但東國國君嚴令防止蠶種外傳;瞿薩旦那國王向東國求婚,秘中請東國公主設法帶來蠶種,公主將蠶種藏在帽中,蠶種自此西傳。斯坦因認為圖中筐里的圓形物體是蠶繭,木板的另一端繪有紡車,左起第一人的手指着第二人的帽子,帽子裡藏有蠶種。[12]閻文儒認為,畫中的四個人物均有項光,左起第二人是標準的菩薩像,第三人一頭四臂可能是護法或明王,第一人與第四人着裝相同,可能是供養天人像。閻文儒稱,造像、壁畫中的俗世人物形象,不論君王還是庶民,都沒有項光,此畫不可能是民間故事畫,只能是佛教故事。[13]《鼠神圖》畫面中央是一個頭戴王冠、鼠首人身的形象,兩旁各有一位侍者。《大唐西域記》記載,瞿薩旦那國遭遇匈奴入侵,幸虧老鼠咬斷敵人馬具,國家得以保全,此後國王下令設壇祭拜鼠神。根據這個故事,斯坦因把這幅木板畫命名為《鼠神圖》。[12]閻文儒認為,天山南麓的石窟壁畫中未見佛教以外的故事壁畫,此圖也應是佛教故事,很可能是《百喻經》中金鼠狼的故事。[13]
2002年,中日聯合考古隊尋訪丹丹烏里克,找到了一座倒塌的佛寺。牆壁掩埋在沙中,壁畫得以保存完好。考古隊共清理出二十餘塊壁畫[14]。由於準備不足,考古隊只得暫時將壁畫用沙子掩埋。2006年至2007年,考古隊再次進入丹丹烏里克,將壁畫封固、揭取、加固之後運出了沙漠。中日聯合考古隊發現的壁畫中,有一塊佛像殘片,日本學者將其稱為「東方的蒙娜麗莎」。這塊殘片中,佛像的軀體已殘破無法拼接,不過面部保存完好。佛像為四分之三側面,面如滿月,眉毛長而彎曲,眼睛細長、向左斜視,小嘴上翹,活潑靈動,與通常的佛像大不一樣。中國學者認為,佛像的線條渾圓、連貫,宛如一筆完成,正是唐代于闐畫派尉遲乙僧「曲鐵盤絲」的畫法。日本學者認為壁畫的畫風是日本法隆寺壁畫的源頭。西方學者注意到丹丹烏里克的佛像高鼻黑髮、兩眉對接而彎曲上挑,是波斯人的形象。[3]
學者發現,丹丹烏里克出土的繪畫反映了傑謝當時的宗教混同現象,佛寺中佛教形象與襖教、地方信仰的神靈形象同時出現。學者們早就注意到丹丹烏里克木板畫中帶有波斯藝術風格,但是很長時間內一直用佛教的觀點來解釋這些圖像。1992年,馬庫斯·莫德(Markus Mode)發表文章,指出丹丹烏里克的一些木板畫上畫的不是佛教形象,而是襖神。斯坦因在編號為D.VII的房屋裡發現的一塊木板畫(D.VII.6),正面繪有一個三頭四臂騎雙牛的形象,背面畫着一個打扮成波斯王子的四臂神像。斯坦因認為正面畫的是佛教菩薩,他對背面的畫甚感困惑。根據後來學者的觀點,D.VII.6正面的形象,是印度教的濕婆,吸收進佛教金剛乘之後稱為摩醯首羅天,依襖教的觀點則是胡天神,兩頭對稱的牛作為坐騎正是襖教神像的特點之一。斯坦因發現的另一塊木板畫(D.X.3)正面畫有三位神像,威廉斯(J. Williams)認為他們依次是因陀羅、摩耶·室利或多產女神、梵天,而莫德則從襖教的觀點解釋成阿胡達·馬茲達、娜娜女神和風神。學者對鮑默發現的木板也做了類似的比定。[18][6]
文書
- 出土文書總覽
1880年代,時任沙俄駐喀什噶爾總領事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搜集了和田各處出土的古物。收集到的古物中,包括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和闐語文書和漢語文書。1893年,英國東方學家魯道夫·霍恩雷移居印度,他向英屬印度政府提出申請,希望批准新疆等地的外交官收集當地出土文物。截至1899年,霍恩雷收集的古代文獻總數已經達到了31批。[4]:302[1] [1]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6/Judeo-Persian_letter_BLI7_OR8212166R1_1.jpg/220px-Judeo-Persian_letter_BLI7_OR8212166R1_1.jpg)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0/0f/Dandan_Uiliq_Khotanese_ms_British_Library_Khot_4-1.jpeg/220px-Dandan_Uiliq_Khotanese_ms_British_Library_Khot_4-1.jpeg)
丹丹烏里克遺址是唐朝的傑謝鎮。丹丹烏里克的很多出土文書均提到「傑謝鎮」的名稱。根據文書,學者認為傑謝屬於六城質邏州,地名來自于闐語,此地本來由于闐當地人居住,後來有中亞胡人、唐朝軍士和家屬遷來,城鎮的最高長官稱為「思略」(也作「斯略」);軍事上,傑謝鎮歸屬于闐軍,有唐朝派出的守軍駐防,是安西四鎮防禦體系的組成部分,統領傑謝鎮的長官稱為鎮官;安史之亂後,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被吐蕃隔斷,丹丹烏里克軍民仍堅持使用唐朝年號,尊奉唐朝為正統。由於傑謝鎮位置僻遠,傳世漢文典籍中沒有任何記載。[19]
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斯坦因從丹丹烏里克發掘的猶太-波斯文信件。這封信是迄今為止猶太人入華貿易的最早歷史記載。這封信已經缺損,殘存部分長16英寸,寬4英寸至8英寸,有文字37行。猶太-波斯文即以希伯來字母書寫的現代波斯語,其中大量借用了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亞拉姆語,也保留了很多中古波斯語的成分。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在丹丹烏里克經商的猶太商人,收信人是猶太商人的雇主。[20]
- 比三藏法師取經還早的經書
其他出土文物
參見
注釋
參考資料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a/Commons-logo.svg/30px-Commons-logo.sv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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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大偉. 丹丹乌里克犹太-波斯文信件考释. 敦煌研究. 2016, (1): 102–110.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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