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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戈培爾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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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戈培爾的家庭：(後排)希爾德加德，哈羅德·匡特（當時在外參軍，通過後期修改加入照片），赫爾加；(前行) 赫爾穆特、海維、瑪格達、海德倫、約瑟夫和霍爾迪妮。

戈培爾的子女指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和他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在1932至1940年間所生的五女一子。戈培爾夫婦在1945年5月1日殺死了這6個子女，並在同日雙雙自殺。

這些孩子有一個異父兄長哈羅德·匡特，是瑪格達與前夫金特·匡特所生。在他年輕的弟妹被殺害的時候，他並不在場，那時他23歲。

命名

一些作家爭辯說，為向阿道夫·希特拉致敬，他們的名字都以「H」開首。然而，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相反，有證據顯示，瑪格達以「H」開首的名字命名子女是她第一任丈夫，金特·匡特的主意：在他第一任妻子之後所生的其他兩個孩子的名字都是以「H」開首的。

瑪格達的母親，奧古斯特‧貝倫德支持這個說法，她說，這個家庭有一個無辜的愛好，就是為每個孩子尋找以「H」開頭的名字。[1]

孩子們

哈羅德

主條目：哈羅德·匡特
10歲的哈羅德·匡特(穿着德國少年團制服)在他媽媽的婚禮上與戈培爾在一起。可以看見希特拉在背景擔任伴郎。

瑪格達和金特·匡特在1921年4月結婚，她的第一個孩子，哈羅德·匡特（Harald Quandt），出生於1921年1月。[2]瑪格達和金特的婚姻於1929年以離婚告終。[3]瑪格達在1930年1月加入了納粹黨做志願工作（儘管她還沒有被視為政治活躍人士）。後來，瑪格達由地域性分支機構轉移到黨設在柏林的總部，並受邀負責戈培爾的私人文件。[4]在1931年2月和朋友去魏瑪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她和戈培爾墮入情網。[3]之後，他們在同年12月19日結婚，希特拉作證人。[5]

哈羅德不僅參加了他母親和戈培爾的婚禮，也對戈培爾產生相當的感情；有時會伴隨他去聚會，穿着他的希特拉青年團制服站在平台上「約瑟夫舅舅」身邊。[6]在戈培爾受命為部長之後，他要求哈羅德的父親解除瑪格達在他們的離婚協議上的義務，讓哈羅德和他一起住。1934年，哈羅德完全移居到戈培爾的家庭。[7]因此，他是約瑟夫和瑪格達戈培爾的六個孩子的異父兄長。

他後來成為一位德國空軍中尉，是瑪格達唯一活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孩子，[2]並在1950年代和1960年成為一位領先的西德實業家，卻在1967年因私人飛機墜毀意大利去世，留下妻子和五個孩子。

赫爾加‧蘇珊

赫爾加‧蘇珊（Helga Susanne）出生於1932年1月。戈培爾為他的長女感到驕傲，會在下班後直接到她的嬰兒床，抱她上大腿上逗弄。赫爾加是一個「爸爸的女孩」，喜歡她的父親多於她的母親。她曾是一個可愛的嬰孩，從來都不哭鬧，只是坐着不解地聆聽納粹官員的講話，「藍眼睛閃閃發光」。喜歡孩子的希特拉談到深夜時，常會把她抱上他自己的大腿。[6]她被人拍到和希爾德加德一起在希特拉1936年的生日（4月20日）獻花給他。[8]

她死的時候十二歲。[9]在她的遺體上找到的瘀傷(主要是在她的臉上)引起廣泛推測，她可能有掙扎着拒絕接受用來殺死她的氰化物膠囊。[10]

希爾德加德·特勞德爾

希爾德加德·特勞德爾（Hildegard Traudel）出生於1934年4月13日，通常被稱為希爾德（Hilde）。戈培爾在他1941年的日記中稱她為「小老鼠」。她被人拍到和赫爾加一起在希特拉1936年的生日（4月20日）獻花給他。她死的時候十一歲。[9]

赫爾穆特‧克里斯蒂安

瑪格達和約瑟‧戈培爾與他們的孩子，希爾德(左)、赫爾穆特(中心)，並赫爾加(右)，訪問希特拉。薩爾茨，鷹巢，1938年。

赫爾穆特‧克里斯蒂安（Helmut Christian）出生於1935年10月，是個天性敏感和好幻想的男孩。[11]戈培爾在自己的日記中叫他「小丑」。他在蘭克的小學老師報告，他升讀高年級的可能值得懷疑，令戈培爾相當失望，於是他就好好回應母親和他的家庭教師密集的惡補，不僅能以升學，成績也非常優秀。[11]

1945年4月26日，赫爾穆特大聲對希特拉朗讀他父親的生日賀詞，並回應赫爾加說他抄襲他父親的抗議，稱父親是抄襲他[12][頁碼請求]。

1945年4月30日，這個男孩對一名照料掩體中的傷員的15歲護士無禮。護士約翰娜·拉夫扇了年輕的赫爾穆特耳光。她直到後來才知道這個男孩是戈培爾的兒子[13]。同一天，希特拉的秘書特勞德爾·榮格說，當他們一家在元首地堡里時，他們聽到了希特拉自殺的槍聲。赫爾穆特誤認這是附近迫擊炮彈的聲音，喊道：「打中了！」赫爾穆特死時只有九歲。

霍爾迪妮‧卡特琳

霍爾迪妮‧卡特琳（Holdine Kathrin）出生於1937年2月19日。據稱，霍爾迪妮的醫生，施特克爾接她出生時，彎下腰看她，喊道「Das ist eine Holde！」(「是個漂亮的孩子！」)，因此得名。邁斯納稱霍爾迪妮是孩子之中「最不活潑的」，有時會被別人「推到一邊」，造成她相當大的痛苦。[14] 她死時8歲。 [9]

黑德維希‧約翰娜

黑德維希‧約翰娜（Hedwig Johanna）出生於1938年5月5日，暱稱「黑達」（Hedda）。在1944年，她被黨衛軍副官金特‧施瓦格爾曼有一隻假眼的事深深地迷住，堅持她長大後要嫁給他。她死的時候，只有六歲，就在她過七歲生日前的4天。[9]

海德倫‧伊麗莎白

她生於1940年10月29日，和她的父親同一天生日。她被稱為「和解的孩子」，因為她是她的父母和好之後懷上的。[15]羅胡斯‧米施稱她為「小調情」，在地堡裏經常和他開玩笑。「海蒂」死的時候四歲。[9]

家庭生活

在1934年，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私隱，戈培爾買了一幢宏偉的房子，座落在施瓦內韋德，一個在哈弗爾河中的小島。他也買了一艘機動遊艇「遊戲號」以在河中使用。哈羅德在一樓有他自己的育兒室，同時赫爾加和希爾德共享另一間。兒童不僅有小馬，也有一輛小馬車在花園四處跑。兩年後，他購買了一間鄰近的酒店並擴展其附屬的公園，當中包括一個私人的「城塞」為他自己個人的靜居之處。[16]

後來，柏林市將另一個位處博根湖邊的宅邸作為正式居留所供他使用，但這隻夠他的家庭作一個周末度假營地。戈培爾後來在博根湖的對岸加入一個現代化的大房子。[16]

戈培爾和瑪格達的婚姻在1938年因為他與捷克女演員莉達·巴羅娃（英語：Lída Baarová）的外遇陷入危機。希特拉本人並不願意將來要處理涉及到他的高層部長的醜聞，所以他親自介入，要求戈培爾中斷這段關係。[17]於是，他和瑪格達在表面上達成協議，直到9月尾。[18]在這個時候，戈培爾夫妻又爆發了另一場爭吵，再一次希特拉又介入這場紛爭，堅持他們一定要在一起。[19]希特拉和他們商定一個協議，趕走那位女演員，夫婦則在瑪格達開出的任何合理條件下保持在公眾面前的狀態。[20][21]她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戈培爾只能在有她明確許可之下去施瓦內韋德探視孩子們。如果那年後瑪格達還想離婚，希特拉會容許她，戈培爾會是犯錯的一方，瑪格達會保有施瓦內韋德的住宅，孩子們的撫養權和一筆可觀的收入。[21]戈培爾嚴謹地遵守協議，在探望之前總是要求許可，如果她不在家，或者和他的家庭茶會上親切地取代他的位置的話，他就會哀嘆他對失去瑪格達的遺憾。有雲他們的孩子似乎沒有一刻留意到他們的父母在這個時候正在分居。[21]

在媒體中的出現

1937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廳，約瑟夫‧戈培爾與他的女兒，希爾德(中)和赫爾嘉(右)，在一次聖誕節慶祝活動中歌唱國歌。

1937年，赫爾加和希爾德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廳與他們的父親合影。[22]

1938年8月，赫爾加、希爾德和赫爾穆特和他們父母作為一個家庭和解的電影形象出現在烏髮電影公司的鏡頭下。這鞏固了戈培爾夫婦在1938年8月的公開和解協議。[23]

在1939年，在一齣用於宣傳殘障兒童安樂死的宣傳片中，戈培爾使用一個隱蔽的攝像機來拍攝他的孩子，以作為一個相對於殘疾兒童的「健康」對照。[23]

在1942年，戈培爾的孩子在每周一次的新聞片中出現了34次，內容包括他們的生活，幫助他們的母親做事，在花園裏玩或在自己的父親45歲生日唱歌給他。[23]那年十月，德國紀錄片公司送給戈培爾一齣記錄他孩子玩耍的影片作為禮物。[24]

在1943年2月18日，赫爾加和希爾德被拍到隨着瑪格達出席戈培爾著名的體育宮講話。 [8] 1944年底，戈培爾打算把瑪格達和他的兩個大女兒送到一家軍事醫院，好讓她們出現在每周的新聞片中，但因為他意識到看到士兵們所受的可怕傷害對他的女兒們來說太痛苦，於是他放棄了這個計劃。 [23]

最後的日子

他們在前元首地堡的房間平面圖。

1945年1月底，隨着紅軍逼近，戈培爾下令將他的家人從蘭克的住宅遷到相對安全的施瓦內韋德。從那裏，孩子們很快就聽到東邊隆隆的炮聲，疑惑着為什麼雨水從來沒有隨「雷聲」而至。[11]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紅軍進入柏林郊區的前一天，戈培爾把他們的孩子轉移到前元首地堡，與柏林市中心的德國總理府花園下面的地堡相連。[25]阿道夫·希特拉和一些人員待在地堡里，為柏林進行最後的防禦。德國紅十字會領導人格布哈特希望帶孩子們離開這座城市，但他的提議不被理會。[26]

後來，貝恩德·弗賴塔格·馮·洛林霍芬將軍描述這些孩子為「憂傷的」，但是護士埃爾娜·弗萊格爾，在地堡里和他們有過很多接觸，將他們描述為「迷人」和「絕對令人愉快的」[11]希特拉非常喜歡他們，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周，他仍然樂於與他們分享巧克力，並且讓他們使用他的浴室，那是地堡裏唯一一個有浴缸的。[27]

據報道，他們曾與希特拉的狗布隆迪在地堡中玩耍，[28]並睡在一個單人房間裏。雖然許多報道表明那裏有三張單獨的雙層床，但是特勞德爾·榮格秘書堅持說只有兩張。據說，這些孩子在地堡里齊聲唱歌，為希特拉和受傷的羅伯特·馮·格萊姆演出由飛行員漢娜·瑞奇指揮的戲劇歌曲。榮格說，4月30日下午，當希特拉和愛娃·布勞恩自殺的時候，她正和孩子們在一起。

死亡

關於蘇聯軍隊的劣行在柏林流傳開來，引起元首地堡裏關於以自殺來逃避蘇聯的羞辱和懲罰的討論。約瑟夫‧戈培爾為希特拉的遺囑增加了一個附言，說他將不服從離開柏林的命令：「為了人性和個人的忠誠」，他認為他必須留下來。[29]他的家人都支持他拒絕離開柏林，決心死在地堡里。他後來說，如果孩子們夠大可以為自己說話，他們都會支持他自殺。[29]飛行員漢娜·瑞奇（她於4月29日離開地堡）和榮格（5月1日離開）負責向外界發出來自地堡中人的信函。其中包括馬格達給哈羅德的一封信，他當時在盟軍戰俘營里。[28]

第二天，瑪格達和約瑟夫·戈培爾安排了親衛隊牙醫赫爾穆特·昆茨給他們的六個孩子注射嗎啡，等他們失去意識後，他們把氰化物膠囊放在他們的嘴裏壓碎[10]。根據昆茲後來的證詞，他給孩子們注射了嗎啡，但那是瑪格達和親衛隊上級突擊隊大隊領袖路德維希·施圖姆菲格，希特拉的私人醫生，負責給他們氰化物。[10]

地堡電話/無線電操作員洛克斯·米施說，溫納·瑙曼告訴他，他見過希特拉的私人醫生，施圖姆菲格給孩子們一些「甜的」飲料。[30]另一個說法是，孩子們被告知他們將在早上動身前往貝希特斯加登，而施圖姆菲格已經給瑪格達讓他們鎮靜下來的嗎啡。恩納·弗萊戈聲稱，瑪格達安撫孩子們說因為他們需要長時間待在掩體裏，他們需要注射嗎啡。作家詹姆斯·P·奧多奈爾得出的結論是，儘管施圖姆菲格可能參與給孩子下藥，但那是瑪格達親手殺了他們。他猜測目擊者把孩子的死亡歸咎於施圖姆菲格只是因為指責他非常方便（因他第二天就死了）。此外，正如詹姆斯·P·奧多奈爾自己所記，施圖姆菲格可能在孩子們死前已經喝得爛醉，無法在此事中佔可靠的角色。 [31] 至少一個月前，瑪格達似乎已經考慮並談論過殺死她的孩子。戰後，金特‧匡特的嫂嫂埃莉諾回憶瑪格達說過，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聽到他們的父親是本世紀最嚴重的罪犯之一，轉世可能會給她的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在接德國空軍將領格雷姆去與希特拉會面之後，一直待在地堡的[32]瑞奇說，在最後幾天裏，瑪格達要求她確保她不會退縮放棄殺害她的子女。

她拒絕了其他幾個人，例如阿爾伯特·斯佩爾去把他們帶出柏林的主動要求。孩子們似乎不知道即將發生的危險，但是最大的孩子，赫爾嘉，似乎意識到在戰爭的結果上那些成年人正在騙她，並問他們將會發生什麼事。[33]米施是其中最後一個見到活着的孩子們的人。他們圍坐在他的工作區的桌子前，他們的母親梳理他們的頭髮，並親吻他們，因為當時很接近他們的睡眠時間，他們都穿着睡衣。海德倫，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爬到了桌上。赫爾嘉，米施眼中最聰明的孩子，在這最後一晚睡前「輕聲哭泣」，一臉憂鬱。 當時米施覺得赫爾嘉有點喜歡她的母親。 瑪格達不得不推赫爾嘉去通往前元首地堡的樓梯。 四歲的海德倫患了扁桃體炎，把圍巾圍在脖子上，就在她的母親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上樓前，她轉身看看米施，咯咯地笑，並嘲諷他說，「Misch, Misch, du bist ein Fisch」 ，即是「米施，米施，你是條魚」。米施後來回想起，他正在懷疑什麼事情將要發生，並一直都後悔自己沒有干預他們。[34] 一天後，蘇聯軍隊進入地堡，發現戈培爾子女的遺體都穿着睡衣，女孩的頭髮綁住絲帶，臥在他們被殺害於其上的雙層床。 蘇聯對赫爾嘉的身體進行屍檢，注意到「幾個黑色和藍色的淤傷」，表示她可能醒了，與她的殺手掙扎了一陣。[35] 在屍體解剖期間拍攝的照片顯示在她臉上有嚴重的瘀傷，顯然是在氰化物膠囊被強塞入她的嘴裏時造成的。[10][36] 她的下巴可能也被打破了。[37]

事後

1945年5月3日，即伊萬·克里蒙科中校率領的蘇聯軍隊在上面的院子裏發現了他們父母燒毀的屍體後的第二天，他們發現孩子們在前元首地堡裏穿着睡衣，女孩的頭髮上還繫着絲帶。[38]

曾直接向戈培爾負責的國內新聞司長漢斯·弗里切和海軍中將漢斯-埃里希·沃斯一起被帶到總理花園識別遺體。戈培爾子女的屍體被帶到位於柏林的巴特布豪墓地由蘇聯的醫生剖屍調查。儘管經過多次嘗試，即使是貝倫德夫人，孩子們的祖母，也無從得知屍體的下落。此後，戈培爾一家，希特拉，伊娃‧布勞恩，漢斯·克雷布斯和希特拉的狗的遺體被反覆下葬和挖掘。[39]它們最後在1946年2月21日被埋葬在馬格德堡的施密爾舒總部。1970年，克格勃主任安德羅波夫授權摧毀他們的遺骸。[40]1970年4月4日，蘇聯克格勃的小隊在馬格德堡的施密爾舒總部從保密的埋葬處挖掘出裝着他們的五個木箱。箱中剩餘的遺骸被燒毀，粉碎和撒到附近的比德里茨河，易北河的一條支流中。[41]

2005年，羅克斯‧米施呼籲為戈培爾的子女立記念碑，這話引起爭議。批評者認為紀念納粹領導者的孩子會污染的大屠殺受害者的記憶。米施認為，儘管他們的父母惡名昭彰，子女本身是無辜的，把他們當作和他們父母一樣的罪犯是錯的，因他們就像其他在戰爭期間被殺的人一樣，也是被謀殺的。[42]

流行文化中的出現

  • 2017年的視覺文學，烏利‧勒斯根據由馬塞爾‧拜爾寫的《卡諾的錄音帶》[43]寫了《黑暗中的呼聲》[44]。
  • 1997年馬塞爾‧拜爾寫的歷史小說[43]《卡諾的錄音帶》從赫爾嘉和虛構的赫爾曼‧卡諾的視角敍事。
  • 2004年的電影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中他們也有出現。
該電影描寫了一個理論情節，認為瑪格達‧戈培爾直接負責於他們的中毒，在路德維希‧來施圖姆菲格給了他們每人口服溶液使他們陷入睡眠後（相對於他們已經注射了嗎啡的說法）在他們的嘴裏粉碎氰化物膠囊。在影片中，長女赫爾嘉，被她的母親和施圖姆菲格迫着喝下溶液，而其他的孩子就欣然接受它。
  • 2005年盧茨·哈赫邁斯特執導、肯尼思·布拉納敘述的2005年紀錄片《戈培爾實驗》中，在影片的開頭和結尾都展示了關於他們的檔案片段。[45]
  • 2010年的歷史小說《希特拉的巧克力蛋糕》講述了這些孩子們在地堡里度過的最後幾天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通過赫爾嘉·戈培爾的視角講述的。
  • 2011年波蘭作家約瑟夫‧亨的小說《第六個，最小的一個》講述了最小的女兒海蒂的故事，說她被發現在柏林的街道上，仍然存活。
  • 2011年特蕾西‧羅森堡的青年歷史小說《地堡里的女孩》由赫爾嘉敘述，講述了孩子們在地堡里的最後幾天的故事。
  • 1988年布拉德·林納弗的架空歷史小說《冰之月》中，在一個德國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世界裏，活到成年的希爾德嘉德反抗她的父親，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威脅要公開戈培爾描述納粹分子秉承漢斯·赫爾比格的冰月亮理論邪教毀滅世界的犯罪日記。

參考文獻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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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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