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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韻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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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韻珂(1792年—1864年),玉坡荷樵,又號廉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清朝政治人物,拔貢出身。

生平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初十,由浙江按察使調任廣西按察使。同年,升四川布政使[1]。道光廿七年五月十二日(1847年6月24日),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與部屬淡水同知曹士桂、鹿港同知史密、臺灣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等人前往臺灣水沙連(日月潭附近)一帶視察[2]。此行經歷,記載在曹士桂《宦海日記》之中[2]。劉韻珂一行人抵達水沙連時受到當地原住民盛情接待,搭乘「蟒甲」(即獨木舟)遊日月潭[2]。此外劉韻珂等人還在當地處理漢人與平埔族群私墾的問題,將新到的漢人私墾者驅逐,而過去埔里社招來的「熟番」後代則允許留下生活[註 1],新來的則在秋收後返回原來住處[2]。五月十七日(1847年6月29日),劉韻珂受理眉社頭目改努報案,原來有徐贛棋私墾侵佔土地,並拆屋掘墓毀屍,並屢次凌虐改努[2]。之後徐贛棋被捕,次日就被斬首示眾[2]。此行埔里六社原住民向劉韻珂等官員表示願歸化成「熟番」,而他們之所以要歸化,是因為過去招來的平埔族群壯大後,反過來欺壓他們,因此希望歸化並能得到官府保護[2]。劉韻珂一行人認為若不設官管理水沙連的開墾事宜,除埔里六社日後可能非死即遷,日後私墾者也可能會作亂反抗官府管理[2]。日後劉韻珂向朝廷上〈奏勘番地疏〉,但其開墾水沙連一地的意見未被採納[2]

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比如,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於伊里布、裕謙,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台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於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里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里布關於浙江停戰的信函後,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佔據的定海,搜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於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里布、琦善稍露微詞,綿里藏針。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里布、琦善,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里布、琦善。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韻珂「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里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伊里布、琦善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台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佈的停戰令」。

裕謙主浙後,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與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韻珂「愛民如子,馭兵有術」。

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後,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韻珂亦往寓所送行。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志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凶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於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利,撫又不可,臣檮昧庸材,實屬束手無策。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於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里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啟用伊里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兇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禦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羨意。於是,他又於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痹,到浙後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於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後,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於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里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

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里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於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着眼於現實。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後,「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證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復振。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窵遠,緩不濟急。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其五曰:清軍即便在陸上幸勝,英軍登舟遁去,清軍只能「望洋興嘆」。

其六曰: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

其七曰:「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剿綦難,防守亦極為不易」。

其八曰:浙江漕糧,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皆由逆氛未竣」。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災,杭州、湖州、紹興等府「匪徒聚眾搶掠,勢甚鴟張」。雖由「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凶」。「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復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

這番話說到了道光帝內心的病處。官民對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內部潛伏着深刻的危機。自然災害,物價上漲……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後以太平天國為主的全國內戰,證明了這一點。而此時湖北鍾人傑為首的民眾造反,又提示了這一點。劉韻珂於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鎮海、寧波失陷後,他一面請派援軍,一面要求將裕謙生前在河南、安徽等處招募的鄉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招募鄰省鄉勇,必須本省有精兵勁旅,控制鈴束,庶可收該鄉勇協助之力,而不致為非現在本省已有土匪搶掠滋事,民心搖動,彈壓頗為不易,倘再招集鄰省兇徒,則引盜入室,必將勾結貽患,為益甚微,為害甚大。

道光帝十分讚賞他的敏銳性,硃批曰:「所見大有深意,朕未見到。」浙東反攻失敗後,劉韻珂又飭令地方官將潰散雇勇的兵器收繳,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齊,移咨蘇、皖、豫、魯等省巡撫「一體巡查」,「以免事端」。

劉韻珂對雇勇滋事的恐懼甚於正肆虐於浙東的英軍,正是出於對王朝命運深層次考慮。以割地、賠款、通商為目的的英軍,並無滅清之意;而一旦民眾造反,將是皇冠落地。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劉韻珂是將此兩件事聯繫到一起考慮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機而起」一語,是對道光帝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提醒,也是對他們施加的最有效的壓力。

其十曰:七省防費甚鉅,「糜餉勞師,伊於胡底?」

戰爭須以金錢為其後盾。再鋒利的刺刀,若抽去作為中堅的軍費,即刻軟如燈芯草。戰爭期間,最使道光帝心煩意亂的,恐怕還是軍費問題。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尚無準確的統計。就我所見的檔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報銷數字:

浙江7,480,521兩;江西224,016兩;廣東6,244,760兩;四川167,370兩;江蘇1,302,400兩;陝西115,851兩;湖北333,567兩;廣西90,720兩。

以上八省,共計1637萬兩。當然,實際開支要比報銷數字更大,因為江蘇、浙江兩省的報銷數字中並未包括該省捐輸銀錢(可不列入報銷),而據我見到的遠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蘇兩省捐輸銀達476萬兩,錢達85萬串。

劉韻珂的「十可慮」,是整個戰爭期間少有的能面對現實條分縷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慮」的十項,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或現實存在的隱患。對此,不僅他本人為之莫解,清王朝也無人可為之解。今天的歷史學家在研究鴉片戰爭時,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註釋

  1. ^ 嘉慶十九年、二十年(1814年、1815年)時,漢人郭百年為首的墾團私自進入埔里盆地,殺害大量埔里社人[2]。事後郭百年等人遭彰化縣知縣吳性誠逐出,而倖存的埔里社人之後經水社邵族人引介,招募平埔族群原住民到埔里社居住開墾,認為大家都是「番親」,希望能互相護衛、同居共守[2]

延伸閱讀

[在維基數據]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本:清史稿·卷371》,出自趙爾巽清史稿

參考文獻

  1. ^ 《广西通志 政府志 第一篇 晚清广西省政府及农民政权 第一章 政府机构 第一节 省级机构》. 廣西地方志. [2013-0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14).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黃美玲. 《明清時期臺灣遊記研究》. 文津. 2012-05: 頁27、272、286─303. ISBN 978-957-668-961-1. 

3.《天朝的崩潰 :鴉片戰爭再研究》

官銜
前任:
趙炳言
清朝廣西按察使
道光十八年六月初十 - 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九
1838年7月30日 - 1838年8月28日
繼任:
郭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