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潤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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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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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公所董事、清朝金融家、航運家、慈善家 | |
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出生 | 1808年![]() |
逝世 | 1858年![]() |
籍貫 | 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桕墅方村 |
國籍 | ![]() |
方潤齋(1808年-1858年),譜名仁照,字浩然,號潤齋。方亨學次子,子一方黼臣。大清寧波府鎮海縣人,國學生,鹽運使司運同銜加四級誥贈資政大夫(正二品)。滬上早期著名商人、金融家、航運家、慈善家。
身世
乾隆末年(1786-1790),桕墅方家族第一代經商者方建康(1772-1840)譜名亨寧,因家境貧困,棄儒從商,在寧波鎮海開始從事商業活動。他經營的範圍主要以食糖、南北貨、糧食及雜貨等為主。到了嘉慶年間,建康來到上海開設了「方泰和糖行」。建康發達後,招族人一起來滬發展。道光元年(1821)前後,他的堂弟方介堂(1783-1840)譜名亨黌,也來上海開設「方義和糖行」。至道光中期,方氏家族第一代經商時間約有40多年。
方潤齋是方氏家族第二代在滬經商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他由叔父方介堂帶至上海,先在叔父的方義和糖行學業,後與四弟方夢香(1812-1865)合夥開設「方萃和糖行」,同時又投資其它多種行業[1]:45。方潤齋的時代正好是上海開埠前後,這給他的人生有了一次大展身手的機會。他和他的家族曾被西方史學家稱為「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鎮海方氏家族是上海寧波商幫中最有權勢和最負盛名的家族」[2]:84。
錢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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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潤齋在經營祖業糖行的同時,於道光十年(1830)在上海南市開設了「履和錢莊」(後改組為安康錢莊),這是方家在滬的第一家錢莊。上海開埠前,南市是華人的經貿中心。南市既今天上海的城隍廟和大東門、小東門這一區域。當時南市不僅是上海縣城內的主要商業區,還是全國南北航運中轉站;因此潤齋的「履和錢莊」內,還兼營土布和雜貨等大宗商品的批發。1837年左右,方潤齋又在南市開設了第二家錢莊——「同裕錢莊」。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開埠,外資銀行進入上海,但它們對中國傳統的交易方式、市場行情均極其生疏,尤其是在實行商業清算、調撥資金過程中更需金融媒介的幫助,於是國人的錢莊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的中介機構;咸豐元年(1851)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各地大小官紳皆攜資至滬上避亂;之後,資金雄厚的外商銀行開始對錢莊之信用放款(拆票),當時錢莊流動資本,大部分來自於拆票。這些外在因數,為潤齋的錢莊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資金來源[3]。
為了便於對外(絲茶)貿易,方潤齋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右在北市(即英法租界地區)開設了第三家錢莊——「北履和錢莊」(1866年改組為壽康錢莊)。上海北市一名的由來,是因其在沿外灘和蘇州河這一區域,同上海南市縣城內的商業圈正好相對,故稱為北市。南北兩市的商業活動各有側重,南市主要針對國內貿易,而北市主要針對進出口貿易。之後,潤齋又與兄長方月槎、三弟方務堂又在北市合資開設第四家錢莊——「義余錢莊」(1870年改組為匯康錢莊)[4]:38。為了在其它城市做貿易,潤齋還在漢口設「同康錢莊」、杭州設「慎裕錢莊」、寧波設「成裕錢莊」和「敦康錢莊」等錢莊[1]:83。
上海商業中心是由南市逐漸轉向北市的。當時有一首民謠寫道:「南北分開兩市忙,南為華界北洋場,有城不若無城富,第一繁華讓北方」[5]從民謠中可看到,這時期方潤齋各地錢莊聯號,是隨着上海北市進出口貿易劇增而迅速壯大起來的。
上海錢莊能迅速發展並超越山西票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在滬的華資銀行業尚未建立,而傳統的山西票號仍把官府和官員作為經營對象。那時外國銀行主要對洋行和外商在華的企業融資,而錢莊則對做進出口商品的中國商人融資。同時外資銀行為了開拓中國的巨大市場,還將其多餘的資金拆借給錢莊,讓錢莊擴大經營規模。這樣就在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形成了外資銀行和國人錢莊兩強稱雄的局面[6]。
到了方潤齋兒輩方黼臣的中期,他的一支已有「九裕」(同、安、承、賡、義、會、慎、敦、成)「十三康」(安、延、五、允、壽、鈞、和、匯、元、復、同、益、瑞)20多家錢莊,加上三弟方務堂、四弟方夢香、七弟方性齋(1823-1873)和他堂弟方仰喬(1811-1890)的20多家,共有50多家聯號錢莊(其中40多家有較詳細資料)[7]。在清末至民國期間,方氏家族被錢業界列為上海九大錢莊資本家族集團之首。
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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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開埠後,英、美、法、德、日各國商人相繼來上海開設洋行。這一時期英商占各國洋行的大多數。英商洋行大體分兩類:一類是以經營走私鴉片為主,如老牌怡和、寶順、沙遜、廣隆等洋行;另一類是以代西方廠商在華推銷洋布(棉毛織品),再換回中國絲茶為主,如義記、李百里、裕記、惇信等洋行。[8]
上海開埠之前,潤齋和四弟夢香已開設專營生絲業務的「振承裕絲號」[9]:730。由於當時洋商尚未進入,該行主要從湖州一帶收購生絲,運至蘇州或由上海集散至其它各地。上海開埠後,洋行所購我國貨物運往海外的是以絲茶為大宗;其中絲綢占第一位、其次是茶葉。這一時期英商李百里洋行(Thomas Ripley & Co)選擇了方潤齋作為該行的外貿合作夥伴(而並非是像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人,被洋行聘請為洋行的僱員——買辦)[2]:85-86。原因很簡單,方氏可以說是洋商理想的合作夥伴,方潤齋經營錢莊已有10餘年,信譽卓越,財力雄厚,對生絲和茶葉貿易又非常熟悉,並擁有販運絲茶的船隊。此外,潤齋還掌握了洋涇浜英語,與洋行談判交流時無需翻譯。
為了直接與英商李百里洋行做貿易,潤齋成立了「方振記」商號(後改名方鎮記)。「方振記」組織人員到生絲產地湖州,向蟬農收購輯里絲;又到紹興嵊縣等地,向茶農收購平水珠茶。「方振記」將收購來的絲茶,經過整理打包後,與李百里洋行交換英國進口的花色洋布[4]:38。「方振記」將進口的洋布,小部分在上海銷售,大部分船運至漢口待價而沽,獲取厚利。[10]。
絲茶貿易是近代上海出口的最大貿易。直到同治九年(1870),絲茶兩項的出口仍然佔全國出口總值的94.7%[11]。光緒七年(1881),上海絲茶及其製成品的出口額佔總出口額仍保持在83%[12]。這些數據表明,絲茶貿易占近代華洋貿易中有極大的份額,而方潤齋和他的家族在天時和地理上佔了優勢,從中分得一杯羹,獲利豐厚亦不足為奇了。
從當時媒體《北華捷報》中獲悉,方氏與多家洋行和外資銀行有來往。同治四年(1865),由滙豐、怡和、公平、太平等洋行共同發一所「適應商界子弟需要」的教會學校——上海英華書館(Anglo-Chinese College),方潤齋的七弟方仁孝是聯繫人之一。[13]
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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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9/The_Composite_Construction_-_322.jpg/200px-The_Composite_Construction_-_322.jpg)
清代的上海,居於長江三角洲經濟最發達地區,它不僅是南北洋航運的中心,也是連接沿海航運和內河航運的樞紐。從北洋運到上海的貨物主要是豆、豆餅、油、小麥等,由上海運往北方的主要是絲織品、茶葉、棉花、棉布等。同時,蘇州和松江地區所產的絲綢、棉布,經由上海轉銷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而這些地方生產的糖、紙、茶、胡椒、海產等,亦經由上海轉銷長江流域各埠[14]。方潤齋在開埠之前已涉足航運,但規模不是很大。
清道光十二年(1832),英國帆船(夾板船)阿美士德號首次進入上海水域。上海開埠後,大批西方夾板船進入上海港及其附近地區,成為重要運輸船隻。這時,以沙船為主的中國帆船運輸業開始面臨外國航運的競爭。夾板船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船,它具有西洋式的船體和風帆,中國式的索具,固定或轉動的齒輪。夾板船一天能航行250海里,載重可多達4000噸;而沙船一天只能航行150海里,最多只能載1200餘噸[15] [16]。潤齋與七弟性齋捷足先登投資當時先進的西方夾板船,成為我國最早有記錄的以夾板船為主運輸的家族[9]:730。
西方的夾板船繁榮時期正好是在上海開埠的1843年。夾板船是為了提高運輸茶葉速度而設計的,在每個季節中,第一批運茶的船隊先到達倫敦的船主都能得到最好的價格,同時擁有快速的夾板船主可以向茶商收取更高的運費。方氏兄弟利用自己錢莊的優勢,通過英商李百里洋行的關係,買下夾板船(早期可能掛英商的旗號[17]),為自己的進出口生意從事沿海和內河運輸。那時「方振記」投資的夾板船,它的載重量和速度是國人的沙船隊望塵莫及的。從同治五年(1866),李鴻章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可看到,西方夾板船進入中國航運業,造成上海沙船走向沒落的情況——
上海沙船疲乏,年來所以補救之方,不為不至,但終無起色。本屆蘇浙海運,漕米共只70餘萬石,以沙寧衛船並用,也僅敷轉載。而天津方面來信,以運船回空免稅,因為夾板(船)所奪,無利可圖,仍思歇業。[17]
「方振記」用最快速度把內地的絲茶運至上海出口(賣)給洋行等外商,在回運時,把買進洋布等西方產品運至自己各地的商號或貨棧銷售。同時「方振記」國內的大宗貨貿如食糖、綢緞、棉布、藥材、南貨等,也通過夾板船隊來販運。另外,「多裝快運」減低了貨運成本,也使夾板船隊不需要像沙船隊那樣的龐大。至清末寧波幫只有70多條夾板船在長江航線上從事貨物運輸[18]:237。
當時方氏在長江流域的主要城市中,已設有自己的商號或貨棧,如漢口、宜昌、沙市、南京、上海、杭州、寧波、紹興、湖州、鎮海等。19世紀60年代,美國旗昌輪船公司負責人金能亨認為,長江流域在商業上具有的巨大價值和廣闊前景。他以原棉一項為例稱,估計長江流域的產量大大超過美國全國的產量,中國國內貿易的運輸量姑且不論,單以外國人經手的貨運而言,數量十分可觀。他還指出湖南、湖北的茶葉有500多種規格,總量估計便有7萬噸。在販運土貨的回程方面,貨運量同樣巨大。如在漢口出售的外國棉織品,估計一開始就會達到2.5萬噸,而這些棉織品只佔上海總進口量的一小部分。[17]
因方氏直接與洋行做貿易,又比其它航運家族更早使用夾板船,這給潤齋帶來了極大的財富。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方振記」成為寧波幫四大船商之一(董椿記、李慎記、方振記、趙鉅康)[19]。
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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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豐年間方潤齋出任四明公所董事,他參與第二次重修四明公所。咸豐三年 (1853),紅巾會匪劉麗川等作亂(即小刀會起義),佔據上海縣城,四明公所毀於戰亂。董事方仁照、方仁榮兄弟召集同鄉富賈商議,帶頭捐資,進行重建,恢復舊觀,拓建濟元堂,附設辦事房,作為旅滬寧波人集會場所。[20]
- 潤齋、二弟夢香和七弟性齋還共同籌劃設立第二家面向族人的義莊——「餘慶堂」,潤齋、二弟夢香去世後,七弟性齋完成了此一願望。「餘慶堂」除幫助桕墅方村的貧困族人外,還建救火會,發電站;並資助族人中有有抱負的年青人出鄉留洋讀書。餘慶堂內還設有師範堂義塾,後演化為「培玉小學」,收納族內外學生,對苦難戶還提供助學金,該學堂後成為寧波地區重要的兩等學堂。[21]
方仁照,字浩然,亨學次子,幼有至性,及長,偕諸弟賈滬江,材識迥異,儕輩業益蒸蒸起,會滬有紅巾之亂(註:小刀會起義頭扎紅布),仁照友郁泰峰者巨室也,以兄柩在堂,嫂氏堅不肯行,不得已同居守焉,為賊所脅,索銀不貲,泰峰大窘或,以告仁照,仁照慨然曰:所貴乎友者,患難相恤也。郁已家陷於賊,何從得銀,此事我當任之,乃先以計出其嫂,復命干仆易衣,以入罝賂橐中,泰峰竟得不死。後賊平,泰峰涕泣相見,曰:君之高誼,真吳保安一流也。仁照客滬多載,有以窮乏告,岡不解囊相助。其惠之大者,尤在建四明義廠,先是滬之北門外有屋數椽,寧郡之客死無歸者咸停櫬其中,歲久幾無隙處,仁照集同人首先輸貲拓地構宇,復置公錢以備春秋祀事,遠邇皆誦之。卒年五十有一。
參見:《吳保安棄家贖友》典故[失效連結]
趣聞
- 據家譜記載,方潤齋初開錢莊之時曾遭遇過一次滅頂之災。時上海開埠通商不久(1845年左右),有廣東巨商馮某與外國人貿易,在滬錢莊中周轉資金,然其貿易失敗,虧空達百萬之巨,震動滬市。貨主拿着銀票集至各錢莊索要貨款,有些錢莊「模稜持計無出」。方潤齋「知事不可為」,傾其所有償還債務,總數達二十多萬兩,「傾囊如洗,市議翕然」。這次事件之後,方潤齋的錢莊因信譽卓著在滬市立穩了腳跟。「復又數年,操贏制余無算,所儲幾及百倍」。「馮某事件」是方氏家族經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方氏家族從傳統商業經營進入了錢莊資本經營的一個新階段。同時,這次事件也使方氏錢莊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個巨大的信譽品牌,為方氏家族後來成為上海主要金融家族之一打下了基礎。
- 方潤齋(1808-1858)錢莊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民間,1840年代初期進入絲茶外貿。胡雪岩(1823-1885)錢莊的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朝廷和官員(槓桿大於方氏),1850-1860年代進入生絲外貿。1883年胡氏倒閉前,擁有9家錢莊和票號;而那年(方黼臣時代中期)方潤齋一支的錢莊連號,已發展到了13多家(上海7家、寧波4家、杭州1家、漢口1家等),商業遍及天津、上海、南京、漢口、宜昌、長沙、杭州、湖州、寧波、紹興、南潯、沙市、鎮海等地,產業除錢莊外還涉及糖業、船運、銀樓(上海九大銀樓)、絲綢、棉布、藥材、南北貨、典當、漁業、書業、房地產業(如上海英租界裏的安仁里、興仁里、早安里、選青里、如意里、濟陽里、又新里、來安里和南市敦仁里等)。[1]:59
- 方潤齋1830年創辦的履和錢莊(後改組為安康錢莊),是中國錢業史上經營時間最長的錢莊,具有120年的歷史,它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才歇業。
-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Susan Mann Jones教授曾對方潤齋家族和他開設的「方振記」(Fang-chen-chi)商號有一段評論:Members of powerful Ningpo families did not formally accept positions as compradors,although they might perform the same brokerage function through a company like Fang-chen-chi. Lineage resources made it unnecessary for them to subserviate themselves in that manner.[2]:85-86中文大意:有影響力的寧波家族不需要充當(洋行)的買辦,雖然他們可能通過類似方振記那樣的企業來執行同樣的中間商職能。家族擁有的資力使他們無需當買辦來降低自己的身份。
- 桕墅方仁二房方仰喬首建方氏家族第一個義莊。義莊不只是照顧桕墅方村老弱病殘者的生活,在每月初一,十五開倉放糧接濟周邊民眾。繼方仰喬的義莊後,桕墅方恭房後代(潤齋、夢香、性齋)也準備開辦一個義莊,但因清朝廷只允許一個家族一個義莊,故第二個義莊取名為「餘慶堂」。
後代
方潤齋有一子、四孫、十一曾孫,其中較知名的有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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