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
41°48′33″N 123°29′29″E / 41.809147°N 123.491397°E
|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 |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 |
| 地址 | 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 |
| 分類 |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
| 時代 | 1942年至1945年 |
| 編號 | 7-1673-5-066 |
| 認定時間 | 2013年3月5日 |
| 外部媒體連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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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 |
 戰俘營在戰爭期間的外觀 | |
| 戰俘營在戰爭期間的內部情況（一） | |
| 戰俘營在戰爭期間的內部情況（二） | |
| 戰俘營舊址陳列館的外觀 | |
| 修復後的戰俘營內部 | |
| 仿製的戰俘營禁閉室 | |
| 影片 | |
 吉林電視台紀錄片《揭秘瀋陽戰俘營》，內有戰俘被鞭打的片段 |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又稱奉天俘虜收容所（日語：奉天捕虜収容所）、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位於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是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之一。戰俘營舊址共佔地45,355平方公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關押了2,018名來自同盟國的戰俘，成為日軍對外政治宣傳的「模範戰俘營」，亦被認為是日軍戰俘營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戰俘當中有250人死去，其餘戰俘在1945年9月前陸續回國。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在2013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尚未完全修復，舊址上設有陳列館。
歷史
永久戰俘營建成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了受大日本帝國操控的滿洲國，奉天市（今瀋陽市）是滿州國的重要城市之一，日本在當地建立兵工廠以便進行其他戰爭，但當地在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面臨缺乏勞動力的問題[1]。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在東南亞各地的戰爭俘虜了近20萬名同盟國軍人，不少日本佔領地均設立了戰俘營[2]。
1941年，約90,000名美國和菲律賓軍人在菲律賓巴丹半島遭到日軍俘擄，經過巴丹死亡行軍被押到呂宋島奧德內爾戰俘營，有54,000人存活下來；日軍從這些戰俘中挑選出數千人，押送到釜山港，再經火車來到奉天的戰俘收容所[3]。同時，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途經西貢（現名胡志明市）、高雄港、釜山、漢城，與美軍戰俘會合，一同抵達奉天；一些英國和荷蘭戰俘則分別從香港和印尼乘船，經台灣和朝鮮後乘火車到奉天[1]。
這些同盟國戰俘要到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勞動，生產機床和武器；在他們被押至奉天的初期，當地尚未建立好戰俘營，戰俘們暫時被關押在原來的東北軍第七旅駐地北大營，被迫每天步行五公里到兵工廠工作[1][4]。由於天氣寒冷、欠缺醫療服務、糧食缺少等因素，大批被關在奉天的戰俘死去；美軍戰俘到達奉天的151天後有201人身亡，1942年的冬季總共有224名戰俘死亡[3][5]。
永久戰俘營建成後
建立原因及過程
1943年6月21日，喬·查斯奇、弗迪南德·梅里格魯、維克托·帕里奧迪三名美軍戰俘計劃逃亡，從中國工人高洪福的員工手上獲得地圖，成功逃離日軍的關押[6]:8–9[7]:28。日軍先是抽打營內的戰俘，強迫他們供出關於逃脫事件的資訊，未果；但是，由於盟軍戰俘的容貌與中國的軍民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很快被日軍捕獲[8]。涉事的中國工人被判監禁10年，三名逃脫的戰俘亦因逃亡、在逃亡過程中殺死日本軍警、暴力反抗等罪名而被判處死刑[6]:9。
在戰俘逃脫事件後，日本方面在滿洲機械株式會社旁邊建立了一座永久戰俘營，名為奉天俘虜收容所，旨在防止戰俘逃亡、加強管理戰俘、以及提升戰俘的工作效率，戰俘們在同年7月29日被轉移到收容所[1]。其後，奉天俘虜收容所設立了兩座位於滿洲國四平省的分所、以及三座同樣位於奉天的派遣所[9]:96。奉天俘虜收容所被認為是日軍戰俘營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10]。
日軍的管理
關東軍奉天獨立守備步兵第一大隊負責管理奉天俘虜收容所，戰俘營在1945年時有154名日軍職員、以及428名負責外圍警戒的兵員；收容所的管理階層有「庶務股」（採購及提供糧食）、「警戒股」（負責戰俘營的外圍警戒、押送前往勞動的戰俘）、「勞務股」（與工廠簽訂合同，安排戰俘工作）、「經理股」（管理戰俘營的財政事務）、「醫療股」（管理戰俘的醫療事宜）、「監視情報股」（監視戰俘行動和通信）以及「文書股」（編寫、發送和管理文書）[2][11]。松田元治是奉天俘虜收容所的所長，他是收容所的最高長官[2]。
奉天俘虜收容所裏的戰俘要遵守嚴格規則，他們要在早上六時起床、點名和吃早飯，營房要整潔，私人物品要整齊，不可以擅自拿取或損壞日軍的用品；戰俘看到日本軍人要行90度鞠躬以示敬禮，而且要學會聽和說一些基本的日語[12][13]。日軍會處罰不守規則的戰俘，違反規則的戰俘亦會被記上黑點，一周內被記上最多黑點的戰俘會遭到懲罰[12][13]。收容所內的懲罰手法包括剝奪糧食、在雪地裏罰站、敲打各身體部位、竹刀抽打等，這得看當值日軍的心情；戰俘亦有可能被處以名為「重謹慎」或「重營倉」的禁閉處罰，被處以「重謹慎」的戰俘只能坐在自己的鋪位上，不能說話或胡亂移動，被處以「重營倉」的戰俘則會被單獨拘禁在狹小地方裏最少三天[12][13]。
為了策動針對美國本土的細菌戰，奉天俘虜收容所的戰俘曾被用作人體實驗[3]。根據1943年的關東軍任命書《關總作命丙第九八號》，約20名731部隊人員曾被派遣至奉天俘虜收容所，他們獲安排從事的工作是「支援和指導該戰俘營進行防疫業務」；在伯力審判上，731部隊的軍官柄澤十三夫承認曾在1943年對奉天俘虜收容所的美國戰俘進行研究，檢驗他們的血液，從而證明不同人種的血清免疫無異[14][3]。盟軍戰俘羅伯特·布朗憶述，一群醫生打扮的日本人曾經來到收容所，強行為戰俘們注射（據稱所注射的是細菌疫苗），事後有人死亡；布朗當時被一名日本醫生救活，該名醫生在戰後承認是731部隊成員[3]。另一名戰俘愛倫指出，一批戰俘曾被安排集體接受「防疫注射」，當中不少人因此死去[3]。
奉天俘虜收容所是日軍對外政治宣傳的「模範戰俘營」，不少日軍宣傳機構來到收容所採訪、拍照，又或是拍攝電影，宣傳戰俘生活安逸，而日本軍官與其他戰俘營的看守人員則要來奉天俘虜收容所參觀[15][13]。在俘虜收容所內部，日本人也向盟軍戰俘宣傳「東亞共榮」[16]:89。
戰俘生活
根據1945年1月的名冊，奉天俘虜收容所及第一、第二分所共關押了2,018名分別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新西蘭、印度等同盟國的戰俘，戰俘的平均年齡是26歲，他們當中共有250人死去，死亡率為16%[2][15]。這些戰俘當中，523人為校官以上，76人為準將以上；香港總督楊慕琦、美國的喬納森·溫萊特中將等知名軍事人物均曾被關押[2]。26名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將領是在1945年4月因日軍東南亞戰事失利而被押來的[17]。
戰俘們的工作服是一件連身白色囚衣，左邊胸口有一個寫上編號的牌子；名牌分為紅、黃、藍三種顏色，紅色代表該名戰俘貪吃，黃色代表是不良少年，藍色代表一般的戰俘[16]:89[7]:26。戰俘在早上六時起床，七時獲分配工作，八時開始勞動[7]:26。健康情況較差的留在俘虜收容所裏工作，例如挖排水溝、修建防洪堤、處理炊事、修補衣履、農耕，以及為身亡的戰俘挖掘墳地；健康情況較佳的則要徒步前往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勞動，日本軍人在隊伍兩側拿着刺刀巡視，跟在隊伍後面的卡車負責防止戰俘逃脫，並把支撐不住倒地的戰俘抬上車[7]:26–27。他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八時到下午五時，中午可以休息一小時；上午十時和下午三時分別有五分鐘時間吸煙，其餘時間禁止吸煙[16]:89。
飲食方面，戰俘們主要進食有玉米和白菜作配菜的稀薄湯水，以及玉米和高粱等糧食的混合物；雖然他們的伙食比中國平民的好得多，但這些糧食與戰俘以前的飲食落差太大，而且不能補充脂肪和蛋白質，因此很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戰俘要捕食野犬和蚯蚓充飢[16]:89[13][8]。禦寒方面，天氣嚴寒的奉天能夠低溫至攝氏零下40度[來源可靠？]，戰俘沒有厚的棉衣，每天只有兩桶可用作取暖的煤；收容所內唯一用作取暖的設施是一台俄式暖爐，但盟軍戰俘看不懂暖爐上的俄語說明，因而無法使用[8][13]。俘虜收容所的浴室是一個露天區，戰俘脫光所有衣服，用小木盆舀溫水洗澡，在嚴寒的冬季就不能洗澡了[13]。
奉天俘虜收容所的醫務室缺乏藥品和醫療器材，只能為傷病戰俘包紮傷口、以及治療感冒等輕微疾病，沒有痢疾等傳染病的藥品，導致不少戰俘死亡[14][13]。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向俘虜收容所寄來了許多藥品，但日方沒有供應給戰俘使用，而是據為己有；直至收容所在1944年被美軍誤炸，日方在戰俘的強烈要求之下發放這些藥品，治療在轟炸中受傷的戰俘[5][18]。收容所的衛生條件欠佳，數百名痢疾患者得共用同一個便盆；一些患者為避免交叉感染而自行使用戶外的洗手間，卻得了肺炎而死[14][13]。在永久戰俘營建成之初，水管因維修未完成而不能供水，而且兩台水泵都壞掉了，井水則含有傷寒、副傷寒以及其他病菌；軍醫禁止戰俘飲用未煮沸的井水，但由於缺水的緣故，有些人沒有理會禁令，照樣飲用井水[14][19]:76。除非病得不能走動，否則患病的戰俘仍然要工作[15]。
戰俘的主要娛樂方式是擲骰子、撲克、廿一點等的賭博活動，雖然有宗教信仰的戰俘反對這樣的娛樂，但大多數戰俘均喜歡以賭博消遣；除了賭博外，戰俘的消遣活動還包括祈禱、畫漫畫、拉小提琴等[13]。有些戰俘很樂觀，他們想法子為戰友們製作聖誕賀卡，又與戰友們打賭戰爭結束的時間[20]。
戰俘對日軍的抵抗
戰俘抵抗日軍的手法包括刻意妨礙生產、靜坐拒絕勞動、以及紀錄日軍行徑，他們亦會得到中國人的友誼和幫助[8][13][7]:27–28。
格羅海特等同盟國戰俘曾被日本人要求生產用於零式戰機起落架左右兩邊的齒輪，由於這樣生產出來的戰機是用於與同盟國作戰，因此他們十分抗拒；因此，格羅海特等人決定只生產右邊的齒輪，令產品全數作廢，而日本人也想不出理由來懲處，成為戰俘們的初次抗爭[8][7]:27。戰俘還曾經用其他方法來刻意妨礙軍備的生產，有戰俘用起重機把產品摔壞，亦有一群戰俘合作縱火燒毀整座工作室；有人破壞工藝規程，令生產出來的皮革過薄，亦有人關上暖氣閥門，令工廠因生產管道被凍壞而停產[7]:27。一批戰俘曾因伙食短缺而集體靜坐示威，拒絕勞動；日本人便讓他們用膳後才繼續工作，沒有處罰示威的戰俘[7]:28。
在奉天俘虜收容所裏，日軍嚴禁戰俘們撰寫日記[21]。英國戰俘羅伯特曾經逃過日軍的監視，在洗手間寫下戰俘勞動的時間和地點，希望向外傳遞情報，但戰俘傳遞情報的計劃因日軍搜查而失敗[8]。日軍又發現，羅伯特的書本內夾了一張紙，紙上寫了一首題為《滿洲》的詩歌，含蓄地紀錄日軍的行徑；他遭到禁閉五天，以示懲處[8]。亦有數名戰俘從工廠偷運紙筆出去，在營房創作漫畫，描述戰俘的工作和生活[21]。
在盟軍戰俘被關押於奉天的初期，奉天的平民會嘗試偷運糧食給戰俘，而戰俘也會向民眾提供一些物品，但日軍日益增強的監控令這些交易逐漸變得困難[20]。與戰俘一同在工廠勞動的中國工人也會幫助盟軍戰俘，他們為戰俘捎來外界的消息，向他們提供食物和香煙，又協助戰俘把偷來的物品賣出去[22]。
戰俘營的解放
日本方面計劃，在戰事失利後幫助曾經虐待戰俘的人員不留線索地遣散；如果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話，就把奉天俘虜收容所的戰俘全數殺死，以免留下任何證據[18][17]。由於一批美國將領在1945年4月被押到收容所，美軍開始籌備營救戰俘計劃。在1945年8月的廣島市原子彈爆炸後，日本人決定把戰俘全數殺光，並安排他們的處決；因此，盟軍決定提前進行營救計劃[18][17]。
在日本投降後的1945年8月16日，美軍派出B-24轟炸機從西安來到奉天，轟炸機用降落傘給剛落地營救人員空降武器、通訊器材、醫療設備和糧食；營救人員向當地人詢問奉天俘虜收容所的位置，有中國人主動為他們帶路[18][17]。有日軍零式戰鬥機打算以自殺攻擊的手法撞擊B-24轟炸機，但未能撞過去，只是在轟炸機下方掠過[18][17]。營救人員來到俘虜收容所，剛好阻止了日軍全數殺死戰俘的計劃，向戰俘宣佈日本投降、二戰結束的消息；營救人員又在俘虜收容所內播放電影和舞曲，以及把日軍扣押的家信發給戰俘[18][17]。但是，由於美國、英國和蘇聯簽訂的《雅爾塔協定》訂明由蘇聯收復中國東北地區，因此戰俘尚未能離開，要等待蘇聯紅軍來解放戰俘營[18]。
1945年8月8日，蘇聯紅軍進駐奉天，控制機場、鐵路等基礎設施，以及奉天俘虜收容所[18]。一名蘇聯軍官宣佈解除日軍武裝，安排一些盟軍戰俘接收日本軍人的槍械，轉為看守日本軍人；此後，然後，軍官宣佈戰俘們重獲自由[18]。蘇聯紅軍為戰俘們提供交通上的便利，以便他們返回本國；患上嚴重疾病、急需救護的29名戰俘首先在同月24日乘飛機離開奉天，其餘的1,583名戰俘亦陸續乘火車到大連，再分別乘搭救援號醫療艦和APA-145型運輸艦回國[18][17]。除了少數工作人員外，所有戰俘在1945年9月11日前已離開奉天[2]。1945年9月8日，美國政府派員為死去的戰俘舉行宗教儀式，並把他們的遺體從原本的墓地挖出來，然後把他們的骨灰運回美國、菲律賓等地安葬[2]。
奉天俘虜收容所解放後，戰俘營舊址曾先後被國民政府和中捷友誼廠使用，有些建築被改建為住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戰俘營舊址的一些建築遭到拆除，原址也建立了新的建築物[23]。
結構
根據日方文件，奉天俘虜收容所共佔地45,355平方公尺，從東面到西面長約320公尺，從南面到北面長約150公尺，收容所四周有電籬笆、以及兩公尺高的圍牆；整個收容所合共有20多座各種用途的建築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座用於關押戰俘的兩層高營房，其他建築物有食堂、廁所、盥洗室、醫院、水塔、鍋爐房等[8][23]。所有房子和圍牆以水泥磚建成，房子的磚牆上有木質人字架，蓋頂是油漆鐵皮；水塔是紅磚砌成的，鍋爐房的煙囪則是以鋼筋混凝土建成[23]。
收容所的北半部有日本軍官辦公室、監獄、彈藥庫、廚房等設施，是日方管理人員活動的區域，日軍辦公室的東側有一座面積為162平方公尺的附屬用房；收容所的南半部是關押戰俘的營區，有食堂、醫院和三座營房[2][8]。醫院位於收容所的西部，樓高兩層，建築面積約為520平方公尺[2]。每座營房均長六至八公尺，兩層各有南北兩排床舖，中間的區域是過道；南北兩排分別有20個床鋪，每個床鋪有八名戰俘共用，因此每座營房關押了約640人[8][23]。
保護和開發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在二戰結束後的半個多世紀一直未受重視，直至有倖存戰俘提起才引起各界對戰俘營舊址的關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國務委員唐家璇、外交部部長李肇星等政府高層均曾到此參觀[23]。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在2005年5月被定為瀋陽市文物保護單位，在2008年6月被列入第八批遼寧省文物保護單位，又在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雖然醫院是戰俘營舊址的一部分，但截至2014年尚未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25][26][27][28]。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被認為是中國大陸、以至亞洲保存得最好的戰俘營舊址之一；但是，截至2015年，只有12,000平方公尺的舊址得到了保護和修復，其餘部分已被用作其他用途[23][21]。
2005年，瀋陽市文物局為更佳地保護戰俘營舊址、以及準備建設陳列館而派員赴美考察，與倖存戰俘和研究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的組織聯絡，取得一批第一手資料；2006年，一群倖存美國戰俘在研究組織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到訪戰俘營舊址，在戰俘營舊址舉行紀念活動[23]。美國老兵的訪問結束後，瀋陽市人民政府決定籌辦在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興建陳列館，合共投資2.46億人民幣；籌備建立陳列館的單位召開學術研討會，學者和倖存戰俘在會上探討戰俘營的議題，成功為陳列館的建設提供理論支撐[23]。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最終在2013年5月18日開放，展出逾500張歷史照片和近百件文物，以及畫作、雕塑、電子地圖等展品，展示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的歷史[29]。
2015年，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中國日報》報社和利物浦文化局在英國利物浦合辦一場展覽，展出關於戰俘營的文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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