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璿

沈璿（1899年11月15日—1983年11月30日，拼音：Shěn Xuán），字义舫，中国数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史上第2位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历经罗宗洛、陆志鸿、庄长恭、杜聪明、傅斯年校长。

经历

原籍江苏，妻子黄熙文是黄郛的女儿。

出生于民国前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祖父会嘉公及父振家公经商。先生九岁失恃，十三岁上初中，后入上海水产学校。

民国六年暑假前与二同学计划赴日求学。八月初入东京日语补习学校，次年春三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此校是帝大预科，重英、法、德三国语文及数理，毕业生由校方分入东大、京大及其他帝大。

民国十年，先生自一高毕业，被选入东京帝大天文学系数理组，四年毕业，在校任研究员二年。在三年级时校方通知录取为特别留学生，先生属数理科，另一位是老前辈医科陈先生（好像是陈方之医生）。第四年时全部功课考完，开始写论文，先生本人想再读一年，向校方请求在三个月后派往武藏高等学校教数学，得到校方同意并许可同时入研究院。在武藏任教不久，一木宫相（大臣）带领教务长及随员三人自学生出入门入，慢步细听，边看先生在教室授课，学生忙着抄写黑板。其后自教师出入门出，问：“他母亲是否日人？口音不像中国人，此人可留。”在武藏任教一年，北京大学蒋校长聘书直接寄到东京，并无介绍人。先生接信因研究尚宋完成，退回聘书。其后又获商务印书馆周昌寿颂九先生来函，劝先生回国。

民国十五年暑假前返沪，任教大夏大学，大夏不如北大有名。大夏请先生出入学考试题。考卷发出，学生大闹“太难”。助教收回考卷送给先生。先生拿了考题入考场间：“你们是来考大学呢？还是考中学？”学生答：“大学”。先生说：“这里面的题目，你们在中学时学过的，要知入学考试是要看你们的程度是否能入学，和学期考试不一样。愿考者留，不愿考者给五分钟出考场。”请监考人员发考卷。又说：“如有问题不懂，现在可问。下次下课铃后延长二十分钟交卷。作题时先不必急着检验，做完后可再查看一次。”大夏在越界筑路边。其时南北军争地，时有枪声，激烈时学生不敢上学。一次自早枪声不绝，先生到校，林觉世同学（马尼拉侨生）见先生独坐看书，即入受课，教者热心，学生趁人少可多发问。二十六年后在美国俄亥俄州遇到林君，林还说先生胆大，我也忘了有战事，好痛快。现在林君是马尼拉大学教授。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先生与黄郛膺白先生女公子熙文女士在东京结婚，婚后同甘共苦，长相厮守。有女公子三位，都在美国就学及定居，长女晓敏为Illinois大学化学博土，次女晓芳为宾州大学化学博士，都在工厂工作，三女晓梅为Carnegie-Mellon大学数学博士，在一天主教大学任教，长婿罗无念先生为Princeton大学资讯教授，次婿梅卓和先生专长为资料工程，三婿李沅鸿先生专长为机械工程。共有外孙及外孙女各二位，现都已长成。

在第二次大战前三年（一九三四年）春季，先生偕夫人赴欧洲考察教育两年，先由意大利上岸，停留约一个月。乘火车去法国，停留约两个月。再赴德国，停留一年多。后去英国半年多。考察途中曾参观大学、图书馆、天文台，注重新的科学资料、教材，并参加上课、观摩教法，其间并在柏林大学任天文学研究员一年。回国途中船过日本，赴北海道参与中国天文队观望全日蚀，仪器由东京天文台供给，中国队欢迎先生入队，返沪约一年许，抗日战争开始。

上海沦陷时，先生原拟携眷同赴大后方。可惜因人多路费一时不易筹措，拖延欲等孩子学校放假再行设法。一天由友人处得知，日本人要请先生吃饭。果然电话来了，先生对家人说：“这是命令，从与不从，你不必急。我没有犯法，关几天，也不会吃苦。今晚如不回来，明早你可打电话问日本军部我在那里。将桌上的书、纸、笔，以及换洗衣物、毛巾等用品用白布包好送来，不可加入信、纸条、食物等。”又说：“如想见我，可问军部，不要带别人夹，孩子照旧上学，如有人问起我，可答我有事出外几天，少说话，小孩也一样要少说话，小心。”晚饭前，先生去赴约，到了夜间十一点三十分才见归来，因时已不早大家就寝。次日谈到昨日晚餐日本三军高级军官各一桌，日本文人一桌，中国人一桌。席上中国人中只认识二人，其他皆未见过。酒筵开始中、日主席举杯祝贺，希望中国教育界走向正规。先生也起立举杯答谢各位好意，并表示本人在日本最盛之时在日本受最高教育，修习最喜爱的科学。自毕业至今一日不离本行，从事研究，非常荣幸。在研究之外，其他事务并无了解，也无兴趣。希望日后仍能多做研究工作，以求贡献于科学。经过这次晚宴，先生感到情况紧迫。先将长、次二女托人携带赴川，其余三人（先生、夫人及三女）滞留在沪。先生在家继续研究工作，休息时看新杂志及读德文与法文的圣经，那是在德、法时神父们所送的。有时会说经上的用字很美。长、次二女到川不久，战争结束，即返上海。不久，长辈张群夫人重病，夫人飞川探病。到重庆时，张群先生第一句话就说：“在日本筵席上，义舫的口才很好，第二天我们得到报告。”至今不知报告人是谁。

自民国二十年至三十一年（一九三一年~一九四二年）先生担任上海科学研究院物理与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先生专心研究工作，完成天文学论文，于一九四○年获东京帝大理学博士学位，民国三十二年起应聘担任在上海中国科学院顾问。民国三十五年重庆派罗宗洛校长接收台湾大学，到上海他再三请先生任教务长。先生推谢夫人不在不能远行。罗校长住了几天，川方得知此事，张群夫人托人买到机票让夫人回上海。罗校长退一步请先生担任理学院院长。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同赴台大，遇到昔日武藏高校的学生已是教授，方便不少。先生发觉校中尚无数学系。据说，他到校时就无数学系，这是文部省（教育部）的事，先生即报告罗校长，如要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先生认为数学系是基本科学，不可缺少。无数学系只能称College，不可称University。罗校长同意增设数学系。惜才、财两缺，如何对付。要办到程度不能降低，人才大成问题。要来任教者不少，而标准不愿降低，以致得罪不少人。另一方面，系中幸得许振荣、施拱星两位教授同意承担每周十多小时的教学负担。先生在繁重的压力下，与数学系同仁、学生，甚至家人共度困难。在家人重病时，亲友赠款，先生不愿接受，而向学校要求增薪不成。当时数学系同仁一般生活都很困苦，有人利用夜间捉鱼，家人卖鱼。有人养鸡鸭，卖蛋补助家用。先生说，还有苦得不肯说出来的，而自己无能，常感愧疚，所以这个数学系是大家的数学系。

先生辞理学院院长时，傅校长曾到先生家中数次慰留。以前有一次傅校长说：“沈先生你对数学系的人选下过功夫，整齐而不杂，标准不变，得罪了不少人吧！这一点我要谢谢你。有的系，有的院，人多而懒杂，我无法整理。请进容易，送出难。一先生对校长以上的表白很感激。又一次自美返台，当时理学院林院长夸奖数学系，先生也非常高舆。先生对于本身的名利不重视，常说人不可自大、自私，要公平、求真理。数学系能有今天，当然要感谢同仁的努力，尤其是当初共同承担工作压力，忍受生活困苦的几位先生。先生如仍在世的话，看到现在的发展，一定非常高兴，并会期盼数学系同仁暨学生能同心协力，继续开拓数学系的前途。

民国七十二年（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先生在台北市台湾大学附属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成就

前任： 苏步青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院长 1946年4月 - 1949年7月

继任： 潘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