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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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汾(1920年—2013年11月20日),女,江苏江阴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1][2][3]
生平
成为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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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时,高汾进入《救亡日报》当记者,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救亡日报》停刊后,她来到茅盾领导的香港文通社工作,后来又到赣南的《赣州日报》工作。[1][2]
1944年秋,高汾离开赣南赴陪都重庆,进入《新民报》担任记者,负责报道文化新闻。刚来到重庆的高汾缺少落脚之地,便住进文化人聚居的“碧庐”,这是回国参与抗日战争的华侨唐瑜建造的一座竹结构简易房,专供自上海等地来到重庆后没有栖身之处的人士居住。音乐家盛家伦、灯光师沈剡、剧作家吴祖光、电影演员金山、张瑞芳、吕恩、民主人士萨空了、沈求我、女画家方菁、《大公报》记者高集等人都曾居住在此。这些人中,除高汾、高集是记者之外,其他人当时都无固定职业,生活近乎“流浪”,他们便戏称自己像“二流子”。一次,郭沫若前来看望他们,开玩笑说:“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于是“二流堂”之名便在重庆的文化人中叫开。当时,“二流堂”是这些文化人议论时政、交流文艺的场所。高汾抵达重庆后,她的中共组织关系转至曾家岩的中共办事处,所以有机会在中共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邓颖超叫她“小高”,并问起她的姐姐高灏在江西的情况。[3]
1945年3月18日,高汾和高集结婚。高集是报业巨头张季鸾的内侄,高集的父亲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铁道部秘书、烟酒税局局长,高集是重庆的知名记者。成婚当天,郭沫若为他们写下一首贺诗:“宏抒康济夜深时,各具生花笔一枝。但愿普天无匮乏,何劳双鲤系相思?域中潮浪争民主,海上风云漾曙曦。特取巴黎公社日,朋簪聚贺泛琼卮。”当时周恩来恰好回延安了,返回重庆后,便特地设宴款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张瑞芳、黄苗子和郁风这三对新婚夫妇。194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延安回到重庆时,带来一批陕甘宁边区延安人民土法生产的毛料,赠给高汾、高集一份。[3]
任职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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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汾进入《大公报》,和高集共同呼吁民主、和平,报道国共和谈,被同人们戏称为“夫唱妇随”。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年4月,高汾随高集乘坐美国军用飞机赴南京,任《大公报》南京办事处记者,高集任《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副主任,二人继续报道国共和谈。同年6月13日,在南京“下关惨案”中,高集等人被中国国民党打手殴打受伤,周恩来连夜赴医院慰问。当时已怀孕的高汾和郁风等人赴现场声援。[3]
1947年,高汾、高集被调往上海,高汾担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高集则任上海《大公报》夜班编辑。[3]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会(俗称“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幕。高汾奉上海《大公报》派遣,赴北平采访。《周恩来年谱》记载,1949年7月12日,周恩来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聚餐,并且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高汾和新闻界名人朱启平、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应邀赴中南海。在胡乔木的陪同下,周恩来到会见厅和众人一一握手,并询问每个人的近况。当时,正在天津任职的高集因病住院,周恩来让高汾转达他对高集的问候。事后,周恩来亲自过问,安排高集转到北京治疗,并且亲赴医院探望。[3]
1949年9月中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各地的政协代表先后到达北平。9月13日,高汾对新政协特邀代表、出版家张元济进行了两小时的访谈。9月17日,新政协最后一次筹备会举行,会间休息时,记者们围住毛泽东,毛泽东遂与大家一一握手并交谈。高汾挤到前面说道:“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胖了。”毛泽东仰头大笑,随后指着高汾穿的半高跟空花皮鞋问:“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高汾一时没答上来。毛泽东说:“上海给这种鞋子叫‘空前绝后’。”在场记者都被逗笑了。[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当日下午6时半,高汾作为上海《大公报》赴北平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记者,与《解放日报》的林淡秋、《文汇报》的唐海、《新闻日报》的陆诒等记者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3]
调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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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汾任《大公报》首都记者组组长。丈夫高集则被范长江请到《人民日报》领导报道国际新闻。高汾先后写下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记北京封闭妓院》、《从黑暗到黎明——记北京妓女改造工作》、《臭水坑变成了美丽的新湖——记北京陶然亭、龙潭的疏浚工程》等报道。1950年的一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高汾、高集夫妇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同席的有孙维世、张瑞芳、金山等人。饭后,周恩来向高汾了解《大公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情况,称赞《大公报》多年来培养了许多人才,干部的事业心强,一些办报经验值得借鉴,并且勉励高汾做好工作。[3]
1951年10月,高汾当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她撰写了《团结友爱的大合唱》、《和平使者在农村》等等会议侧记。大会举行之后,她先后发表了《爱伦堡和聂鲁达在北京》、《访法国作家罗阿》、《访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和康德拉托夫》等报道。[3]
1953年11月,韩战停战不久,高汾赴朝鲜访问,写下了《访金日成元帅的故乡和故居》、《每个人都是建筑工人——记平壤盖房子的热潮》、《人比钢铁更强——访朝鲜降仙炼钢厂》、《从废墟上建立的平壤纺织厂》、《他们伟大的理想将加速实现——记平壤金策工业大学》等报道。[3]
1950年代初,高汾发表了大批新闻作品。但同时,高汾的姐姐高灏却因病常年卧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几度住进精神病院,再未重拾新闻事业。[3]
右派生涯
1957年,高汾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恰逢反右运动爆发,她被打成“右派”,发往黑龙江北大荒劳动。1959年底,摘去右派帽子返回北京,重新回到《大公报》社,被安排在《大公报》副刊“文化园地”编辑室工作。在此期间,她发表了《在江幼农同志家里作客》、《张瑞芳谈李双双》、《永远做人民电影的先锋——记新闻电影战线的优秀摄影师》等报道。[3][1][2]
1963年11月,《大公报》约请向来对青年教育十分关心的邓颖超就话剧《年轻的一代》发表看法。同年11月8日,邓颖超特地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高汾。见面后,邓颖超拉着高汾的手,边端详边说:“瞧你活得不赖嘛!”后来邓颖超一再说“今天瞧你不错,我很高兴。”显然邓颖超了解高汾被打成“右派”后的经历。高汾十分感动。邓颖超还问高汾有几个孩子,高集身体怎么样,高灏、朱洁夫夫妇的情况,希望高灏早日病愈出院。正在说话时,周恩来走进来,一下便认出高汾,叫她“小高”。谈到话剧《年轻的一代》时,周恩来、邓颖超都认为此剧颇有现实意义,认为对干部子弟的教育是迫切问题。临别时,邓颖超对高汾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看我。”高汾对此次会面终身难忘,晚年还在《老报人的回忆》、《记者生涯记事二则》中提及此次采访。[3]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高汾被列为专政对象,下放到新华书店邮购部当店员。1970年,高汾的姐姐高灏逝世,享年53岁。高汾难忘当年与姐姐高灏在《救亡日报》一起工作的情景,曾抄录姐姐的多篇作品收藏,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丢弃。[3]
改革大潮
1978年,高汾获得平反,重新投身新闻工作,先后在《财贸战线》、《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任副刊编辑。1982年6月,在参加全国记协举办的老新闻工作者读书班后,她写下《旅顺口吊万忠墓》、《棒棰岛采石》等文章。此后,她接连发表《叶浅予在杭州》、《童心未泯美好心灵 ——张瑞芳演陶奶奶》、 《在那温馨的小院——记诗人艾青的一天》、《一个老党员的一天——记中顾委委员夏衍同志》等人物专访。[3]
1982年秋,高汾回到家乡江阴,采访全国农业先进典型华西大队。随后她写出《珠耀龙腾》一文,文中写道:“我感到华西令人神往的,不光是物质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美!文明新风吹拂着这个锦绣村庄!”“华西人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了大自然,也给自己创造了幸福的生活。”高汾对华西村的报道、采写的《项南谈福建经济建设》、对夏衍的专访等发表之后都获好评。[3]
1985年5月8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北京会见自国外来访的老记者陆铿、赵浩生及多位当年在国统区工作过的老编辑、老记者。高汾也应邀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再度见到了邓颖超。高汾的丈夫高集此时出差在外,未克出席。二十多年没见,邓颖超依然能叫出高汾、高集、高灏的名字。在为时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邓颖超和大家畅叙友情。高汾后来在《老报人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我站在大姐身边,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大姐,您永远是我们的大姐,永远是我们的亲人。”[3]
1986年,高汾自《经济日报》社离休后,复刊不久的上海《新民晚报》聘请高汾担任驻北京特派记者,为该报在北京采写新闻并且组稿。[3]1980年代后期,作为上海《新民晚报》驻北京记者,她在北京采访过几十位文艺界名人,包括刘海粟、李可染、白杨、秦怡、于是之、黄永玉、萧乾、潘虹、刘晓庆、马兰、六小龄童、吴天明、张艺谋、李淑贤、陈道明、琼瑶等。直到80多岁,她还为《新民晚报﹒夜光杯》撰稿及约稿,获同事誉为“终身荣誉职工”。[1][2]
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高汾先后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叶挺等政界领袖,爱伦堡、聂鲁达、乌兰诺娃等文化名人,写出了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的新闻《开幕盛典》、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震撼世界的一日》等知名新闻。[1][2]1991年,高集、高汾夫妇从他们写的新闻作品及散文中选出64篇,出版了《天涯集》一书。1992年起,高汾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6月,在北京召开“首都女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高汾等70多名从业几十年的女性新闻工作者受到大会表彰。[3]
2013年11月20日,高汾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她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二流堂”成员中最后一位逝世者。2013年11月28日,高汾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厅举行。高汾逝世后,其好友袁鹰、曾敏之、邵燕祥、谭文瑞等人纷纷撰写文章或挽联挽诗悼念。[1][2]
家庭
- 丈夫:高集,《大公报》记者。民国卅四年(1945年)3月18日,和高汾在重庆结婚。婚礼上收到王昆仑的诗幛、郭沫若在签到簿上题诗,当晚还在“二流堂”的大厅举办了一个小型舞会,金山、张瑞芳、吕恩即兴表演了舞蹈。高集和高汾举行婚礼时,周恩来恰好回延安了,后来周恩来回到重庆后,专门设宴招待高集和高汾、金山和张瑞芳、黄苗子和郁风这三对新婚夫妇。[4]
- 女儿:高宁,中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人民日报》记者。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1.4 1.5 张宝林,《大公报》老报人高汾离世 带走一段历史,大公网,2013-12-02. [201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13).
- ^ 2.0 2.1 2.2 2.3 2.4 2.5 钱江,写在高汾阿姨远行时刻,新浪,2013年11月28日. [201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13).
-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沈俊鸿,从江阴走出去的姐妹记者,江阴日报,2008-04-21. [201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13).
- ^ 张宝林,各具生花笔一枝(16),新民网,2010-06-01. [2014-01-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