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尼库斯河战役
| 格拉尼库斯河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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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一部分 | |||||||||
 《格拉尼库斯河战役》画作中，亚历山大大帝居于骑兵混战中的中央，由画家夏尔·勒布伦于1665年所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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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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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力18,100名 4,200名重骑兵 900名轻骑兵 12,000名重步兵 1,000 名轻步兵 |
总兵力14,000–40,000名 10,000–20,0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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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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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名士兵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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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6,000名士兵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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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发生在前334年5月，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帝国三大决定性战役中的第一场战斗，战场的位置于发生在阿卑多斯往达斯库里乌姆的路上，与小亚细亚西北方的特洛德地区的格拉尼库斯河，即今日土耳其的毕加河交错处。
亚历山大继承父亲腓力二世的遗志，在巩固希腊和马其顿后，于前334年亚历山大自己率领马其顿和其他希腊城邦组成的联军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开始进军亚洲。而小亚细亚各波斯总督也纷纷带领自己的部队集结，并在泽勒亚城外扎营。在波斯军泽勒亚军事会议上，希腊雇佣军将领罗德岛的门农建议施行焦土政策，意图让亚历山大得不到补给而撤退。但波斯赫勒斯滂弗里吉亚总督阿西提斯和其他将领拒绝此提议，同时他们也对身为希腊人的门农感到不信任，波斯人决定在格拉尼库斯河边决战。
战役一开始，亚历山大派遣右翼骑兵和步兵朝波斯左翼进攻，其余部队依序呈斜型阵列前进。波斯军认为马其顿联军意图侧翼突破，并调派中央部队去增强左翼。亚历山大看到波斯中央阵线因调动而松动，力量也明显削弱，立即下令朝全军对波斯发动总攻，亚历山大亲率伙伴骑兵强渡格拉尼库斯河与波斯军厮杀，又因亚历山大身披铠甲亮眼，使波斯军和将领都朝亚历山大猛攻，险象环生，在克利图斯解救下亚历山大才得以保命，终于击退波斯骑兵。此时帕曼纽率领左翼也击溃波斯右翼，而溃退的波斯骑兵与后方的步兵纠缠一团，波斯军大乱，许多将领又在与亚历山大渡河对决时阵亡，波斯军全线溃败。
而波斯军中的希腊雇佣军甚有纪律，井然有序的退到高地。但亚历山大拒绝他们的求和，为恐吓未来波斯军中庞大的希腊雇佣军，亚历山大让全军朝希腊雇佣兵猛攻，歼灭大部分雇佣兵，其余被押回马其顿做奴隶。战后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大部分的总督在此战役阵亡，阿西提斯逃出后自杀，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都被亚历山大自波斯手中解放，为日后东征建立先头基地。
背景
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获胜后，迫使大部分希腊城邦加入了泛希腊军事联盟，即科林斯同盟。这个泛希腊联盟主要目标就是与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开战，要报复波斯人在前480年第二次入侵希腊。腓力他让其他希腊城邦成员选举自己为联盟统帅，并开始准备战争事务[1]。
与此同时，自从前338年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被谋杀以来，阿契美尼德帝国就一直陷入于危机之中，这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埃及再度发生叛变并脱离了帝国。此时小亚细亚境内并没有足够的波斯军队，波斯舰队也预期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来到爱琴海海域。腓力二世很可能是想利用波斯帝国混乱来进行入侵，但由于这个时候他的军队也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无法即时对小亚细亚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可能是这个原因，他决定先派出已经完成准备好的一小部分军队，前336年春他命令数千名马其顿远征先遣军出发，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登陆。这个先遣军的任务很可能是趁机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或者至少在赫勒斯滂的小亚细亚一侧建立一个桥头堡，以便后续主力部队登陆[2]。
这支先遣军是由腓力二是最优秀的将军帕曼纽率领，副将是阿塔罗斯。先遣军在初期一开始获得很成功，许多小亚细亚西部希腊城市他们向马其顿人和平投降，但在前336年末时整个局势发生剧烈变化，很可能在前336年10月份之时，留在本土准备远征事务的腓力二世遭到刺杀。随后马其顿王位由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亚历山大首先对北方发动巴尔干的征战，讨伐那里试图叛变的部落，而南方的希腊城邦们也对亚历山大的泛希腊联盟的领导权产生动摇，蠢蠢欲动，这些都影响马其顿王国对小亚细亚远征先遣军的战况分散了注意力。同时在前336年秋季大流士三世成为新的阿契美尼德帝国王中之王，他在稳定帝国政局后开始着手反制马其顿先遣军的入侵[2]。
大流士优先镇压埃及的反叛，大约从前336年末至前335年2月为止，平定叛乱收复埃及。之后他派遣罗德岛的门农率领一支以希腊雇佣兵为主的军队前往小亚细亚，这些希腊雇佣兵是以为古希腊重装步兵的作战方式作战。大约在前335年春季，门农在马格尼西亚击败一支马其顿军队，但不知是哪个马格尼西亚，可能是爱奥尼亚迈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或是利底亚的西皮洛斯山脚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之后，另一支马其顿部队在特洛德地区也被击败，这可能是小亚细亚一个或多个波斯总督组成联军发动攻击导致的。到了前335年的时候，大部分失陷的希腊城市已经被波斯收复，马其顿先遣军只得退守阿卑多斯这座孤城，或者可能再加上罗特翁一座[2]。
战前
当亚历山大大帝平定了巴尔干和希腊城邦的叛乱之后，前334年早春他率领马其顿主力大军从马其顿本土出发朝赫勒斯滂地区进军。他的军队共约有32,000名步兵、约5,000名骑兵，在行军过了二十天之后他来到加里波利半岛塞斯托斯，在那里他准备分兵批次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其中大部分的部队从塞斯托斯出发，透过运输船运到小亚细亚阿卑多斯，而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剩余的步兵于另一座伊莱厄斯城市出发渡海，于西格翁附近的海湾登陆。亚历山大大帝在访问了特洛伊之后，他率兵经过了阿里斯巴、佩尔柯铁、兰普萨库斯、科隆尼亚和赫尔莫塔（Hermotus）[3]。
也许早在亚历山大率领远征大军离开马其顿之时不久，大流士很可能就已经得知亚历山大的动向，但这件消息没有惊动波斯国王太多，他把小亚细亚的防卫工作都交了当地的总督们，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当时亚历山大他惊人军事天赋的名声尚未远播国外，而且之前马其顿远征先遣军于前一年被当地波斯总督们毫不费力地击退，使得波斯帝国低估亚历山大的军事力量[4]。
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们和将军们在得知亚历山大渡海的消息后，带着他们的军队在泽勒亚附近扎营。波斯军领导权可能是由赫勒斯滂弗里吉亚总督阿西提斯、利底亚兼爱奥尼亚总督斯皮瑞达提斯、奇里乞亚总督阿萨米斯，以及波斯将领雷奥米塞里斯、拍提尼斯、尼发提斯、罗德岛的门农等人负责[5]。尽管古代历史学家并没有特别提到谁是波斯军主帅，但现代历史学者认为马其顿军入侵的地区属于赫勒斯滂弗里吉亚行省，因此波斯军主帅可能是当地总督阿西提斯[6]。
波斯军泽勒亚会议
波斯人在泽勒亚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接下来如何事态的应对。古代历史学家阿里安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提到罗德岛的门农在会中评估马其顿步兵实力优于己方，且敌人国王亚历山大亲自在场而己方国王大流士并不在，建议波斯军应该避免与马其顿军进行野战正面对决。相反地，门农认为应该采用焦土政策，借由焚烧周边的田地，让亚历山大的军队因为无法得到充分补给而无法继续战争，但阿西提斯和其他波斯将领回绝门农的提案，他们认为有责任保卫国土和百姓的财产，阿西提斯还说：“绝不允许自己领地上有一间房屋被烧”。他们还怀疑门农试图延长战争，以便日后好有机会获得大流士的好感[7]。
学者W. J. McCoy把希罗多德著作中希腊人向波斯人提出明智建议之情节与门农的建议来进行比较。在希罗多德的情节中，波斯人拒绝了明智的建议并导致后来的不幸，用此事来嘲笑波斯他们的不明智。因此 McCoy认为阿里安和狄奥多罗斯所描述的门农提案可能只是轶闻，用来挖苦波斯人用的[8]。学者皮耶·布里昂认为即使门农在会议中如所描述建议，门农建议的重要性也被夸大了。因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眼前的战术问题而不是战略方向[9]，很可能大流士已经对总督们下了与亚历山大野战指示，因此泽勒亚的军事会议是讨论接下来如何打这场战役而不是整个战争战略[9]。军事会议后，波斯军在河岸东岸完成战斗布署，他们占据有利位置并等待亚历山大，准备半渡而击[10]。
马其顿军帕曼纽建议
根据阿里安的记载，亚历山大在前往格拉尼库斯河的路上，从已方斥侯那里得到了波斯军的位置，他连忙下令军队改为战斗队形并进行战斗布署。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帕曼纽担心军队用战斗队形渡河会使正面战线过于延伸，若敌人以密集队形重点突破的话，己方的战线会被被打乱。因此他建议亚历山大让军队就在西岸先行扎营，等到波斯军夜晚回营休息后，趁着明天黎明时敌人还未回到岸边布阵时，先疾行渡过尚未设防的滩头，完成渡河。然而根据阿里安的说法，亚历山大大帝不想等待，他下令全军立即发动攻击[11]。
古代历史学家常常在不同场合的事件中提到帕曼纽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关于战略或战术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帕曼纽倾向较保守的战略或战术，而亚历山大则倾向激进冒险，而结果常常是亚历山大否决了帕曼纽的提议，并最终施行自己大胆的计划并获得成功。这个主题可能是源于卡利斯提尼的第一手史料，他借此在阐扬亚历山大的英雄主义，因此现代历史学者经常争论这些对话是否是真正曾经发生。然而在迪奥多罗斯的版本中，亚历山大可能最终采纳帕曼纽的建议，这导致后面阿里安和迪奥多罗斯两人所记载的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情节截然不同[12]。
这场战役是发生在古马其顿历法中的戴西厄斯（Daisios）月，约今日公历的5月。开战前，一些马其顿军官因为宗教习俗规定本月要避免战斗而作战情绪不高，因此亚历山大宣布本月是上个月阿尔特密西奥斯（Artemisios）月的润月来解决这个宗教问题，因阿尔特密西奥斯月没有这个战争禁忌问题[13]。
战场位置
格拉尼库斯河今日称之为毕加河，传统上认为战役双方交战的浅滩位于毕加河和流经古姆萨克地区的支流交会处上方，或者在毕加河更下游一点。但在现代学者N. G. L.哈蒙德的专门研究下，他认为流经该河谷的古代格拉尼库斯河可能比现代更靠东方一些，在今日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古老河床的遗迹。此外，附近有一条长长的连续小山脊，可能就是古代历史学家描述中，波斯军希腊雇佣兵步兵驻扎的高地。因为该小山脊在周遭地区中，最可能是古战场记载的高地候选者，因此N. G. L.哈蒙德认为战场中的滩头就是位于以前旧称为“丁米托卡”（Dimetoka）的现代村庄“古姆萨克”，与切什梅阿提之间[14]。这一理论广受后来研究该战役的学者接受，根据此理论，从现代的地形观察中可以发现其实格拉尼库斯河其实并不难渡过，这与古代文献中强调过河困难不符。古代历史学家可能夸大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15]。
双方军队
马其顿军队
马其顿军队主要是由重步兵组成，含马其顿方阵步兵伙友和精锐的持盾卫队共有12,000名重步兵。轻步兵总数为1,000名，含马其顿弓兵和精锐的阿格瑞安突击部队。重骑兵由1,800名精锐的伙友骑兵和1,800名色萨利骑兵与600名希腊联盟骑兵组成。轻骑兵共有900名，分别由前哨骑兵、培奥尼亚骑兵、色雷斯骑兵构成。除此之外，亚历山大还有一支人数不明的希腊联盟重步兵和希腊雇佣兵，但他们并没有出现在战役的作战序列之中，因此亚历山大的军队总数包含13,000名步兵、5,100名骑兵，共18,100人[16]。
马其顿军作战阵列从右翼开始，亚历山大在这里布署伙友骑兵8个中队中的7个中队于此，并配着有弓兵和阿格瑞安突击部队，因为阿格瑞安轻装部队通常与伙友骑兵穿插协同战斗，所以他们很可能布署于伙友骑兵前沿，这些部队全部都交给菲罗塔斯指挥。接着左边，是前哨骑兵和培奥尼亚骑兵以及伙友骑兵中余下第8个的苏格拉底中队，这三支骑兵交给阿拉巴亚斯之子阿敏塔斯指挥，而右翼总指挥官由菲罗塔斯担任。接着左边是中央方阵，先是尼卡诺尔率领的持盾卫队，他们负责保卫旁边步兵伙友方阵的脆弱右侧。接着是组成马其顿主战线的步兵伙友，它一共有6个团依序为佩尔狄卡斯、科那斯、克拉特鲁斯、安德罗美尼斯之子阿敏塔斯、腓力、墨勒阿革洛斯。在左翼，于墨勒阿革洛斯的方阵团左侧的是阿格索所率领的色雷斯骑兵，紧接着是墨涅拉俄斯之子腓力所领导的希腊联盟骑兵，左翼最外侧即是卡拉斯所率的色萨利骑兵。全军左半部含步兵伙友一半由帕曼纽来当总指挥，右半部另一半则是亚历山大大帝亲自领导[17]。马其顿军的希腊联盟步兵和希腊雇佣兵似乎没有参与战斗[18]。
波斯军队
关于波斯总兵力，阿里安提供的资料显示波斯军差不多拥有20,000名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步兵，以及20,000名骑兵[19]。另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提供的数字相当夸大，是100,000名步兵和10,000名骑兵[20]。古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的数字更夸张，波斯军总兵力达到 600,000人[21]。现代历史学者阿扎·加特解释道，尽管波斯军队数量较多，但在古希腊的史料中数量被疯狂地夸大。学者阿扎·加特补充说，这是古代作家很难改变的习惯，加上他们既缺乏准确的信息，自身又会带有爱国主义的偏见，导致过于夸大[22]。
现代学者N. G. L.哈蒙德认为阿里安的数字较为合理[23]，其他学者A.M. 迪凡（A. M. Devine）和克日什托夫·纳沃特卡认为查士丁和狄奥多罗斯的步兵数字都过幻想，因为如此大的兵力数字在古代补给上毫无可能，这两位学者认为只有狄奥多罗斯的骑兵数字才较为可能[24]。J·F·C·富勒将军也认为10,000名骑兵可能才可信，但是他没提到这来自狄奥多罗斯的数字[25]。
关于阿里安的数字，波斯步兵的兵力和组成引起学者更多且更详细的讨论，一些人争论步兵20,000名的数字其实是正确的，但这数字包含了其他非希腊雇佣兵的兵力。其他学者则认为，希腊雇佣军可能是唯一存在的步兵，但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学者克日什托夫·纳沃特卡认为阿里安20,000名步兵的数字是可信的，但是他认为这数字并不是全指希腊雇佣兵，因为如此庞大的雇佣兵会聚集一处实在太偶然了，只有在波斯国王的命令下且经过长时间准备募集才有可能，然而这场战役对阿契美尼德帝国来说并没有太多准备，学者克日什托夫·纳沃特卡判断波斯步兵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希腊雇佣兵，大部分的步兵是军事价值较低的地方部队组成[4]。学者恩斯特·巴迪安基于普鲁塔克关于马其顿方阵渡河后双方步兵交战的说法，他认为波斯军中含有非希腊裔的步兵，且被布署于波斯骑兵之后方，以此为脉络他认为20,000名步兵是波斯军总步兵数量的合理估计，他认为阿里安声称所有波斯军步兵都是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说法，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为了添加亚历山大的殊荣[26]。
学者A.M. 迪凡认为阿里安可能出于宣传目的，夸大了希腊雇佣军的数量[27]。他指出，只有狄奥多罗斯和波利艾努斯有提到小亚细亚希腊雇佣军的相关资讯。狄奥多罗斯提到波斯大流士三世派遣罗德岛的门农率领希腊雇佣兵前去小亚细亚对付马其顿先遣军入侵，其门农的军队人数仅有5,000人[28]，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艾努斯记载的数字更低，只有4,000人[29]。假设阿里安关于步兵完全由希腊雇佣兵组成的说法是正确的，并且狄奥多罗斯给出的10,000名骑兵的数字也是对的，学者迪凡他认为波斯军队可能有14,000到15,000人。这与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18,100人相比，从数量上和士兵战力上都明显较逊色[27]。和A.M. 迪凡一样，富勒将军认为狄奥多罗斯给出的5,000名希腊雇佣兵的数量更为现实，但他认为波斯军还含有当地征召的地方部队，其人数也不少[25]。
学者A.M. 迪凡进一步认为波斯军队处于步兵力量上的劣势，因此才可以解释为何波斯军选择在河岸滩头设防，并把骑兵布署于战线第一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亚历山大在那里决定从战线正面进行攻击。同样，如果希腊雇佣军的人数实际上是20,000人而不是4,000或5,000人，那么记载中战斗后期阶段对希腊雇佣军的包围和屠杀也不太可能发生。最后一点，估算波斯军队规模人数较少，也符合记载中战后马其顿军少许伤亡吻合[30]。
波斯军布署
波斯军将他们的骑兵布阵于格拉尼库斯河沿岸[10]。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门农和阿萨米斯布署于波斯军左翼，各自率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在他们旁边的是阿西提斯所率的帕夫拉戈尼亚骑兵，接着旁边是吕底亚兼爱奥尼亚总督斯皮瑞达提斯领导的希尔卡尼亚骑兵。中央战线是没有特别说明种族的骑兵组成，右翼是由1,000名米底亚骑兵、2,000名雷奥米塞里斯所率领的骑兵、2,000名巴克特里亚骑兵组成[20]。当波斯人注意到亚历山大本人就驻扎在自军左翼对面时，他们调动了一些骑兵前去增援左翼[10]。希腊雇佣兵被安置在骑兵后面，由波斯将领欧玛瑞斯率领[31]。
关于波斯军的布署，现代历史学者对波斯主帅决议和安排有数项批评。其中之一就是在河岸上部署骑兵，因为这么做让骑兵无法发动冲锋[32]。尽管这可以用当时的波斯骑兵战术，是靠近敌人军阵并投掷标枪，从远处扰乱敌人破坏他们的阵型为主，而不是直接发动冲锋战术进行冲击来做为布阵于河岸的解释。这些标枪骑兵会扰乱敌人阵型，一旦敌人阵型失序时他们才会转换使用马刀来进行近战缠斗战术[33]。另一个批评就是波斯军为何让门农率领骑兵部队于前线作战，而不是让他带领希腊佣兵，毕竟门农之前率领希腊佣兵表现很成功。对此，一个可能的动机是波斯将领们不信任门农并且忌妒他的成功，把门农派往骑兵第一线可以就近控制并监视他，毕竟门农早年曾经流亡并作客马其顿，与马其顿高层都很熟稔[34]。第三个质疑点就是波斯军为何让步兵的布阵离前线骑兵太远，现代历史学者认为波斯将领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前一年希腊雇佣军在马格尼西亚击败马其顿先遣军的忌妒，若他们仅用自己麾下骑兵击败亚历山大，他们就会重新获得自豪感，并有望得到波斯国王的欢心[35]。
战役
古代历史学家阿里安、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对这场战斗分别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其中阿里安的叙述最长、最详细，普鲁塔克的叙述较短但与阿里安的叙述接近，两者之间只有一些小的差异。然而，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与阿里安、普鲁塔克的叙述完全不同，最大的差异就是亚历山大有无采纳帕曼纽的建议[36]。
阿里安的记载
亚历山大没有采纳帕曼纽的建议，决定下午的当下突破敌人防线渡河。双方军队完成战前布署后，两军隔河对峙，全场鸦雀无声陷入片刻的沉默。亚历山大随后命令阿拉巴亚斯之子阿敏塔斯率领旗下骑兵前哨骑兵和培奥尼亚骑兵与一些轻步兵发动攻击敌人左翼，其中由暂领伙友骑兵苏格拉底中队的腓力之子托勒密担任前锋攻击率先攻击[37]。阿里安并提到亚历山大自己亲自领导其余的右翼骑兵和步兵各部在随后同时发动攻势，似乎阿里安的史料让亚历山大显得势如破竹如英雄般，但实际上是阿敏塔斯的部队被波斯军击败后，亚历山大才及时率军投入战斗[38]。
起初，对于阿敏塔斯部队的攻击，波斯军投射海量的标枪来反制敌人的冲锋。因为马其顿先锋的人数严重不足，而波斯人正守着河岸的高地，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这导致阿敏塔斯的部队处于劣势。阿敏塔斯所率的马其顿人遭受不少损失，被迫后退，当亚历山大率领右翼和伙友骑兵其他各部一同发起新一轮进攻时，这些残余的阿敏塔斯部队再度加入亚历山大的部队继续战斗[39]。现代学者A.M. 迪凡认为阿敏塔斯进攻的失利不是战术失策，而是特意让波斯军骑兵追击阿敏塔斯残部，诱使波斯骑兵离开防守的河岸阵地进入河床追击，来扰乱波斯军的阵列来暴露弱点，给亚历山大亲自领导的第二波的主力攻势制造优势条件[40]。
斜行渡河
关于阿里安这段描述，学者们对于亚历山大如何用他的骑兵进行攻击，有着不同的翻译和解读。一些学者认为阿里安这段描述，是亚历山大对波斯军中央阵列的攻击，如J·F·C·富勒认为亚历山大带领部队的进攻方向，是往左斜朝向波斯中央阵列左侧进攻[41]。同样的，学者博斯沃斯（A. B. Bosworth）也认为亚历山大的主攻方向是从较上游的地方朝下方的波斯中央左侧侧翼进攻，马其顿部队沿着斜线前进，并最终形成冲锋的楔形阵型，他们渡河冲入格拉尼库斯河东岸[42]。
其他的历史学者仍保持亚历山大袭击了波斯左翼的观点。学者恩斯特·巴迪安认为阿里安清楚地说明波斯人在左翼集结了他们的骑兵，而亚历山大攻击了这同一批的波斯骑兵部队，这意味着亚历山大进攻方向差不多是直线向前移动。因为马其顿骑兵通常使用楔形阵型，但假如直直渡河的话，楔形顶端的骑士们从河床攻上波斯军防守的河岸时，他们两侧侧翼就容易被拥有广大正面阵列而人数较多波斯士兵们一起攻击。因此亚历山大渡河时让楔形阵往左斜著渡河，与水流方向夹着一个角度，让楔形阵左侧的士兵正面与波斯军正面人数相当，在攻上河岸斜坡时也可以保持阵型密集的冲锋撕裂能力[26]。然而学者N. G. L·哈蒙德认为亚历山大并不是往左斜而是往右斜渡河，这样才可以保持部队维持线型阵列下渡过格拉尼库斯河。而另一位学者A.M. 迪凡同样保持右斜渡河，并认为这不仅是全军采斜线战术，连部队密集阵型也是采用斜型。无论如何，亚历山大透过斜行让行军渡河时避免混乱，也弥补渡河时骑兵侧翼人数少于波斯骑兵正面人数的劣势[43]。
骑兵肉博战
阿里安接着继续记载，提到亚历山大和他的手下与波斯人和他们的将领进行了一场艰苦且激烈的战斗。马其顿军最终占了上风，因为他们的绪斯同骑枪的长度在近战中比波斯人使用的标枪更为有利。在战斗中，亚历山大自己折断了他的骑枪，并想要向他的侍从阿瑞提斯要一支，但由于阿瑞提斯的骑枪在战斗中也折断了，伙友科林斯的德马拉图斯（Demaratus）将他的骑枪交给了亚历山大，这时亚历山大看见大流士三世的女婿米特里达梯率领骑兵部队杀来，但他自己冲的太前面离手下太远，亚历山大立即趁机拍马向前，迎面用德马拉图斯给的骑枪刺向敌将脸面，杀了米特里达梯。这时波斯将领罗萨西斯一刀砍向亚历山大的头，还好亚历山大的头盔够坚固，挡住了这一刀，亚历山大随即把敌将甩落马下，再用骑枪刺死了他。而罗萨西斯的兄弟斯皮瑞达提斯，也举起刀正准备从亚历山大身后劈下来为兄弟复仇，此时幸好伙友骑兵王家近卫队长克利图斯即时赶到，一刀砍翻波斯吕底亚兼爱奥尼亚总督斯皮瑞达提斯，救了亚历山大性命。其他的马其顿骑兵部队已经在河岸上站稳脚跟，并增援了亚历山大所在的部队[44]。
在这一处的战斗中，马其顿骑兵和伴随的轻步兵一同将这一翼波斯骑兵逼退了。从亚历山大激烈战斗的地方开始，波斯军左翼骑兵的溃败逐渐扩散，随后中央波斯军被击破，两翼的波斯骑兵四散逃窜。亚历山大并没有追击溃兵追得太远，而是把矛头转向尚在坚守阵地的希腊雇佣军，他们大多在还在原来的驻守位置上尚未撤退。希腊雇佣兵们对战况的快速反转感到惊愕，尚未反应过来，他们就遭到来自前方的马其顿步兵和来自四面八方的马其顿骑兵的夹击。这支希腊雇佣兵他们很快就被马其顿军打败了，只有少数人能够从战场上逃脱[45]。
普鲁塔克的记载
在普鲁塔克的叙述中他更多地关注亚历山大与波斯将领的个人战斗，而较少关注军队的行动和战术，除此之外他也重点提到战场的地形，描述波斯军所防守的对岸有个难爬的陡坡，水流也很湍急，相反的阿里安几乎没有提到地形的影响。在普鲁塔克的记叙和事件大部分可以与阿里安的版本对应，只有一些有些区别。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波斯军在战场上的前线阵列上是同时布署了步兵和骑兵，而不是像阿里安版本中只有骑兵。亚历山大率领部队对波斯军的发动进攻攻势时，他与罗萨西斯和斯皮瑞达提斯的战斗与阿里安的版本略有不同。普鲁塔克的版本是斯皮瑞达提斯和罗萨西斯这两兄弟联手对付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先对付罗萨西斯，在两人用短剑缠斗中，旁边的斯皮瑞达提斯一斧劈向亚历山大，幸好头盔挡住这一斧，斯皮瑞达提斯举起战斧准备再一次劈击时，被克利图斯及时用骑枪刺死，而亚历山大同时也用短剑结束了罗萨西斯的性命。在双方骑兵战斗进行时，马其顿方阵步兵团渡河与波斯步兵交战。经过短暂的交锋，除了希腊佣兵外，其他波斯军队都已溃散了。希腊雇佣兵退到了更高的位置，他们请求与亚历山大协商投降事务，但亚历山大拒绝了这一点，并对雇佣军发动了总攻。马其顿军与抱着死战的希腊雇佣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造成马其顿军很大的伤亡，最终希腊佣兵被完全歼灭[46]。
狄奥多罗斯的记载
在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中，没有提到战前帕曼纽的建议，但之后的马其顿军的行动完全依据这些建议在进行，就像是亚历山大采纳帕曼纽的建议一般。在狄奥多罗斯的记载中，亚历山大先让全军在西岸先行扎营，等到波斯军夜晚回营休息后，趁着第二日黎明时敌人还未回到岸边布阵时，先行派部队疾行渡过尚未设防的滩头，毫发无伤完成渡河。等到波斯军惊觉，马其顿军已经完成渡河，双方大军便在格拉尼库斯河东岸进行会战。随后波斯军同样也是让骑兵作为第一列，步兵在后如同阿里安版本[47]。
战斗中，狄奥多罗斯同样提到亚历山大率先领军进攻敌人左翼，以及与波斯军将领捉对厮杀的个人战斗，与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的版本大致大同小异，但狄奥多罗斯版本中克利图斯杀的是罗萨西斯。狄奥多罗斯更详细描述双方在此地的战斗情节，先是提到斯皮瑞达提斯率先使用标枪投向亚历山大，强劲的力道让标枪穿刺过亚历山大的盾牌，停在胸甲前才被挡住。亚历山大拍马刺向斯皮瑞达提斯胸前，但他的刺击也被波斯将领身上的胸甲防住，亚历山大眼看敌将准备拔剑反击，连忙用骑枪刺向斯皮瑞达提斯脸面，结束他的性命。附近的波斯将领罗萨西斯冲了过来准备为兄弟报仇，一刀砍在亚历山大的头上，砍裂了头盔但亚历山大没事。罗萨西斯连忙准备第二次攻击，而克利图斯即时杀了敌将，救了亚历山大。狄奥多罗斯还描述此处战斗是如此激烈，导致亚历山大从阿西娜神庙拿走的盾牌，被敌人射中三次，胸甲也承受两次敌人的重击。最终敌军将领法那西斯和卡帕多西亚指挥官密特罗布扎涅斯也被亚历山大所杀。除此之外狄奥多罗斯还提到马其顿军左半军的总指挥帕曼纽率领色萨利骑兵英勇攻击波斯军，使色萨利骑兵赢得全军最高荣誉，这是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的版本都未提起的马其顿左翼相关的战斗。而当波斯军骑兵溃败以及多位将领阵亡后，步兵之间的战斗很快结束，波斯军全线溃散。在狄奥多罗斯的版本中没有提到希腊雇佣兵最终顽强死战的情节[48]。
现代学者解释
一些现代历史学者试图调和狄奥多罗斯和阿里安的版本不同，如学者罗宾·莱恩·福克斯假设波斯军主动退出防守的河岸，战役是在东岸进行。另一位学者彼得·格林在他1974年出版的著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战役重建理论，根据格林的假设，格拉尼库斯河河岸是由波斯步兵守卫而非波斯骑兵，一开始亚历山大并没有听从帕曼纽的建议，马其顿军在最初试图过河时损失惨重，被迫撤退。亚历山大随后只得勉强接受了帕曼纽的建议，在夜间黎明前刻往下游一个无人守卫的渡口渡河。收到消息的波斯军队匆忙赶往亚历山大渡河渡口，因为波斯骑兵比步兵早先到达战场，因此波斯军第一线战列是由骑兵组成，双方在黎明时于格拉尼库斯河东岸展开会战，然后战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照着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的描述进行。然而，因为古代史料中都没有提到马其顿军渡河失败的事迹，学者彼得·格林为了弥补这个矛盾，他特地在书中写了一篇附录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再度假设亚历山大因为政治宣传问题，需要要掩盖这次难堪的短暂失利，亚历山大试图让宣传人员大力宣传自己勇敢的英姿，如同荷马式英雄般冲向戒备森严的敌阵等，用这种英雄情节来掩饰首次渡河失利[49]。然而彼得·格林的假说被后来被学者饱受批评，如学者N. G. L.哈蒙德就用“发明”这个字眼来批评格林的重建[50]。因为格林的理论的矛盾无法解释，到了201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再版序言中格林他承认放弃了这个理论，不再相信这个重建具有说服度[51]。
其他历史学者多认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不太正确，他们倾向使用阿里安和普鲁塔克的版本。而且狄奥多鲁斯所描述的骑兵和步兵是先后分开战斗的，这对于马其顿军队来说是相当不寻常的，马其顿军队的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相当熟稔，且他们以此闻名[52]。还有一点，在夜间或黎明时暗自渡河也很有可能被波斯士兵给发现，导致计划受挫[53]。就算没有即时发现马其顿渡河，相对劣势的波斯军发现他们的地利优势丧失后，很有可能选择撤军而不是傻傻地进行野战。恐怕这也是亚历山大当初拒绝帕曼纽建议的考量之一，试图让波斯军占有地利优势来引诱波斯军与他进行野战，设法让小亚细亚唯一的波斯军队能够快速摧毁，这有利马其顿后续东征[54]。另外考虑的太阳方向，马其顿军在下午发动进攻，也意味着波斯人将不得不作战时睁眼对着太阳的光线，而马其顿人如果在黎明时进攻，太阳的光线将直射他们的眼睛[55]。除此之外，学者N. G. L.哈蒙德认为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基本基于克来塔卡斯的史料来撰写，但克来塔卡斯的资料中不少是造假著名，而且他本人没有参与这场战役。相反地阿里安使用的是托勒密和卡山德里亚的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史料，这两人都参与过亚历山大东征，因此阿里安版本可信度较高[56]。
损失
马其顿军
对于马其顿军的伤亡来说，阿里安提到在首波进攻中马其顿伙友骑兵损失了25名骑兵，其他骑兵60人、步兵30人，总共115名阵亡[57]。普鲁塔克则是提到马其顿全军共阵亡34人，其中骑兵25人，步兵9人[58]。古罗马历史学家查士丁的数字则是骑兵阵亡120人，步兵阵亡9人[59]。
现代学者A.M. 迪凡观察阿里安的阵亡人数是以托勒密的著作为参考，而托勒密又使用卡利斯提尼资料作为伤亡来源基础，而普鲁塔克则是用卡山德里亚的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资料作为他的来源。这似乎说明了普鲁塔克错误解读了信息，因为他25名阵亡的骑兵很可能是阿里安版本中提到的，是那一批首波攻势中倒下的25名伙伴骑兵。而查士丁的数字似乎是把托勒密和阿里斯托布鲁斯的混在一起。由于这场战役战斗历时很短，学者A.M. 迪凡认为阿里安的数字比较正确[60]。
波斯军
到了波斯军方面，在左翼与亚历山大交手阵亡的波斯将领除了米特里达梯、斯皮瑞达提斯、罗萨西斯外，还有数名波斯将领也于此战役阵亡，其中阿里安提到了尼发提斯、拍提尼斯、卡帕多细亚总督密特罗布扎涅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之孙阿布帕勒斯、大流士三世的小舅子法那西斯、希腊佣兵指挥官欧玛瑞斯。波斯军主帅阿西提斯幸存逃到弗里吉亚，因受不了战败的指责而自杀。狄奥多罗斯额外提到大弗里吉亚总督阿蒂齐斯战死，但这应该是狄奥多罗斯搞错了，因为他实际上死于伊苏斯战役[61]。
对于波斯方面的损失，阿里安说有1,000名骑兵被杀，2,000名希腊雇佣兵被俘[62]。普鲁塔克提到有2,500名骑兵和20,000名步兵阵亡。狄奥多罗斯的数据是波斯20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阵亡，以及20000名士兵被俘[58]。
学者A.M. 迪凡认为普鲁塔克和狄奥多罗斯的伤亡人数大得不可思议，他反而认为阿里安的数字1,000名骑兵阵亡和2,000名希腊雇佣兵被俘的数字比较正确。学者迪凡他在希腊雇佣兵战俘上使用了阿里安的数据，但并不采用阿里安关于希腊雇佣兵20,000人的总数，因为这会使阿里安阵亡人数达到18,000人而前后矛盾。根据他的理论，希腊雇佣军不超过 4000 到 5000 人，这可能意味着其中有 2000 到 3000 人被杀。这使波斯人的总损失为5,000到6,000人[60]。
战后
战后2000名被俘的希腊雇佣兵被送往马其顿，尽管他们是希腊人，但亚历山大觉得他们主动为波斯人服兵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希腊同胞，且希腊人为波斯人效忠也代表他们没有遵守泛希腊联盟所达成的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希腊人联合起来向波斯发动圣战，而不是自己彼此互相残杀，因此亚历山大把这批希腊战俘贬为奴隶。亚历山大还将300套波斯盔甲送往雅典雅典卫城，作为对雅典娜的献祭，并附有如下献词：“仅献上从亚洲波斯人手中俘获的这些战利品。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和全希腊人敬献，拉斯地蒙人除外”，亚历山大特别注明斯巴达人没参与这次泛希腊远征[63]。另外，亚历山大还在马其顿的宗教圣地狄翁宙斯圣殿立了一些雕像群，被称为“格拉尼库斯河战役纪念物”，这些青铜雕像由留西波斯打造，雕刻着亚历山大自己与其他25名在第一波冲锋阵亡伙友骑兵成员于马背上的雕像[57]。这些雕像在前146年第四次马其顿战争时，被罗马将军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劫掠并带到罗马卡比托利欧山脚的纪念门展示[64]。
战后波斯驻军主动撤离达斯库里乌姆，该城随后就被帕曼纽率军占领，亚历山大则是率领主力进军萨第斯，该城随即也向他投降，他继续往以弗所前进，那里波斯军的希腊雇佣兵驻军也主动撤离。迈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和特拉勒斯也向亚历山大投降，他派遣帕曼纽去接受这些城市。亚历山大派遣利西马科斯分兵去波斯控制下的伊奥利亚和爱奥尼亚，命他去解放这些城市并帮助他们推翻寡头制并重建民主制。当亚历山大率军来到米利都城时，这座城不愿投降，因此马其顿军发动米利都围城战攻下它[65]。
尽管格拉尼库斯河战役战败，波斯军并没有全军覆没，仍有一部分的部队撤往哈利卡那索斯。另一方面，阿契美尼德帝国在战略上已经岌岌可危，波斯的小亚利亚总督们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阵亡太多，战后短期内管理层被肃清而无力组织有效抵抗。随后吕底亚首府萨迪斯被马其顿军围困后投降，这也是第一次萨迪斯城卫城沦陷，马其顿军现在可以毫无障碍地继续进军，直到哈利卡纳苏斯城为止[66]。
参照
注脚
- ^ Green 2013，第82–85页.
- ^ 2.0 2.1 2.2 Kholod 2018.
- ^ Arrian 1884，1.11–12.
- ^ 4.0 4.1 Nawotka 2009，第118页.
- ^ Arrian 1884，1.12.
- ^ Briant 2002，第818, 821页; Nawotka 2009，第119页.
- ^ Arrian 1884，1.12; Diodorus Siculus 1939，18.2–3.
- ^ McCoy 1989，第416页.
- ^ 9.0 9.1 Briant 2002，第822–823页.
- ^ 10.0 10.1 10.2 Arrian 1884，1.14.
- ^ Arrian 1884，1.18.
- ^ Bosworth 1993，第41页; Nawotka 2009，第121页.
- ^ Edmunds 1979，第112–113页.
- ^ Hammond 1980，第76–80页.
- ^ Badian 2012，第271–293页; Devine 1986，第267–268页.
- ^ Hammond 1980，第82–83页; Devine 1986，第269–270页.
- ^ Arrian 1884，1.14.1–3; Hammond 1980，第82–83页; Devine 1986，第269–270, 273页.
- ^ Devine 1986，第269页.
- ^ Arrian 1884，1.14.4.
- ^ 20.0 20.1 Diodorus Siculus 1939，17.19.4–5.
- ^ Justin 1853，11.6.11.
- ^ Gat 2006，第368页.
- ^ Hammond 1980，第82页.
- ^ Devine 1986，第270页; Nawotka 2009，第118页.
- ^ 25.0 25.1 Fuller 1960，第147页.
- ^ 26.0 26.1 Badian 2012，第271–293页.
- ^ 27.0 27.1 Devine 1986，第270页.
- ^ Diodorus Siculus 1939，17.7.3.
- ^ Polyaenus 1793，5.44.4.
- ^ Devine 1986，第271–272页.
- ^ Diodorus Siculus 1939，17.19.5; Arrian 1884，1.14, 1.16.
- ^ Fuller 1960，第148页; Bosworth 1993，第40–41页; Nawotka 2009，第122页.
- ^ Nawotka 2009，第122页.
- ^ McCoy 1989，第429页; Nawotka 2009，第120页.
- ^ Fuller 1960，第149页; Nawotka 2009，第120页.
- ^ Devine 1986，第265–267页.
- ^ Arrian 1884，1.14-15.
- ^ Devine 1986，第273页.
- ^ Arrian 1884，1.14–15.
- ^ Devine 1986，第273–274页.
- ^ Fuller 1960，第151页.
- ^ Bosworth 1993，第42页.
- ^ Devine 1986，第274–275页.
- ^ Arrian 1884，1.15.
- ^ Arrian 1884，1.16.
- ^ Plutarch 1919，16.1–14.
- ^ Diodorus Siculus 1939，17.19.
- ^ Diodorus Siculus 1939，17.19–21.
- ^ Green 2013，第489页.
- ^ Hammond 1980，第74页.
- ^ Green 2013，第xxi–xxii页.
- ^ Heckel 2012，第48页.
- ^ Badian 2012，第271–293页; Hammond 1980，第73–75页; Heckel 2012，第48页.
- ^ Devine 1986，第27页; Nawotka 2009，第121页.
- ^ Nawotka 2009，第121页.
- ^ Hammond 1980，第87页.
- ^ 57.0 57.1 Arrian 1884，1.16.4.
- ^ 58.0 58.1 Plutarch 1919，16.15.
- ^ Justin 1853，11.6.12.
- ^ 60.0 60.1 Devine 1986，第276页.
- ^ Arrian 1884，1.16; Diodorus Siculus 1939，1.21.3, footnote 21.
- ^ Arrian 1884，1.16.2.
- ^ Arrian 1884，1.16.6–7.
- ^ Pliny the Elder 1855，34.19; Russell 2016，第145-146页.
- ^ Arrian 1884，1.17–18; Diodorus Siculus 1939，1.21.7–22.1.
- ^ Briant 2002，第823-824页.
参考文献
古代文献
- 阿里安. 《The Anabasis of Alexander》. 由Chinnock, E. J.翻译.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84.
- 阿里安 《亚历山大远征记》，由李活翻译，台湾商务印书馆，ISBN 957-05-1703-4
-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 歷史叢書 3. 由欧法瑟, C. H.翻译.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ISBN 978-0-674-99375-4.
- 查士丁.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由华生, 约翰·塞尔比翻译.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 波利艾努斯. Stratagems. 由Shepherd, R.翻译. London. 1793.
- 老普林尼. Bostock, John; Riley, H. T. , 编. 博物志.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855.
- 普鲁塔克. 希臘羅馬英豪列傳 7. 由佩林, 贝尔纳多特翻译.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ISBN 978-0-674-99110-1.
现代文献
- 巴迪安, 恩斯特. Collected Papers on Alexander the Great. Routledge. 2012. ISBN 978-1-13644-934-5.
- Bosworth, A. B. Conquest and Empir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ISBN 978-0-521-40679-6.
- 布里昂, 皮耶. From Cyrus to Alexander: 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Eisenbrauns. 2002. ISBN 978-1-57506-120-7.
- Devine, A. M. Demythologizing 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 Phoenix. 1986, 40 (3): 265–278. doi:10.2307/1088843.
- 富勒, J. F. C. The generalship of Alexander the Great.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0.
- Edmunds, Lowell. Alexander and the Calendar (Plut., "Alex." 16.2).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79, 28 (1): 112–117. JSTOR 4435658.
- 哈蒙德, N. G. L. The Battle of the Granicus River.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80, 100: 73–88. doi:10.2307/630733.
- 希克尔, 瓦德玛.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BN 978-1-107-64539-4.
- Gat, Azar.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9262137.
- 格林, 彼得.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323 B.C.: A Historical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ISBN 978-0-520-27586-7.
- Kholod, Maxim M. The Macedonian Expeditionary Corps in Asia Minor (336–335 BC). Klio. 2018, 100 (2): 407–446. doi:10.1515/klio-2018-0102
. - McCoy, W. J. Memnon of Rhodes at the Granic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989, 110 (3): 413–433. doi:10.2307/295218.
- Nawotka, Krystzof. Alexander the Great.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ISBN 978-1-4438-1811-7.
- Russell, Amy.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pace in Republican Ro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ISBN 978-1-139-62904-1.
- Delbrück, Hans (1920).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90. Translated by Walter, J. Renfroe. 4 Volumes.
- Engels, Donald W. (1978).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Logistics of the Macedonian Army.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 《地中海的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617-51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