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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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柏拉图、康德、尼采、释迦牟尼、孔子、伊本·西那柏拉图康德尼采释迦牟尼孔子伊本·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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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哲学统摄与台湾相关的哲学活动。一方面是将台湾视为地理的划分，举凡以台湾为地理范围的哲学思想活动（Philosophy in Taiwan），另一方面则是将台湾视为哲学意义的重要性（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举凡以台湾为主体研究的哲学思想活动（Taiwanese Philosophy）。

台湾哲学的历史并不长：自 1895 年甲午战争的结果不但了决定中、日两国的政治势力消长[1]，也定位了哲学在东亚的发展脉络。而台湾身处帝国夹缝（fragment of/f empires）[2]中，以台湾为体、外学而用逐渐养成其思想脉络，到 1916 年林茂生在东京帝国大学《东亚研究》发表的〈王阳明の良知说〉作为台湾哲学的起肇[3]。

大抵而言，台湾哲学之历史可略分前期（台湾原住民哲学及明清时期哲学）、日治时期哲学（前启蒙期、启蒙发展期、成熟期）、战后与白色恐怖、民主化迄今等。

何谓台湾哲学

台湾哲学的系统性研究（systemic study）起于 1980 年代。虽随时空递移，台湾文史研究等陆续有丰硕成果，但哲学领域的研究发表仍属零星，对于文献的典藏考据也尚遗缺。惟有少数如廖仁义〈台湾哲学的历史构造─日据时期台湾哲学思潮的发生与演变〉[4]、李明辉《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5]等，抑或是个别哲学家传略之研究如吴叡人〈祖国的辩证：廖文奎（1905-1952）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初探〉[6]、〈福尔摩沙意识型态—试论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民族文化”论述的形成（1919-1937）〉[7]、廖钦彬〈和辻哲郎的风土论─兼论洪耀勋与贝瑞克的风土观〉[8]、洪子伟〈台湾哲学盗火者─洪耀勋的本土哲学建构与战后贡献〉[9]等。战后受新儒家影响，尤对应中国文化大革命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道统说”为臬；廖仁义以“取代说”指出台湾哲学的发展的断裂，尤指战前后原继受日本思想资源与世界思潮接轨之台湾哲学界，在战后以中国哲学如外来思潮暂居台湾哲学之整体。杨儒宾“双源头说”则自道统说改良纳许日本思想对台湾哲学发展之影响，采中国、日本思想并进说；然而，台湾哲学百年发展受不同思想脉络，宜采“多元竞合说”；犹如东亚各国如中、日、韩等在列强压力下，吸汲欧美哲学作为现代化道路，进而发展成对自身共同体（Gemeinschaft; community）的反思建构[10][11][12][13]，甚至是如德国面对周边英、法等现代国家崛起进而发展自成一格的思想体系[14]，台湾哲学正是呼应帝国强权的碾压下而诞生─面对生存危机的创化转生，哲学家受欧美基督教神学、德国观念论、辩证唯物论、美国实用主义与自京都继受的海德格思想体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等。

就追求哲学意义的重要性（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除哲学文献的出土考据，更重要的是提出台湾哲学的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黄默、陈俊宏的〈政治哲学要跨出去！论台湾政治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15]、谢世民的〈政治哲学如何与身处的社会互动：一个台湾哲学家的尝试〉[16]等文是从法政哲学出发回应台湾哲学的规范性，陈瑞麟也曾发表〈岛屿上的科哲〉[17]、〈逻辑实证论在台湾〉[18]、〈可以有台湾理论吗？如何可能？〉[19]等文，为台湾哲学提出规范性的概念分析。

一方面是哲学文献的出土考据，横跨数个世纪─从原住民神话到明清到日治到战后白色恐怖迄今─囿于语言、历史的限制，尚待研究考证；另外一方面则是借由共同体提出哲学的规范性─借由建构哲学主体的特殊性，同时也借此通向世界的普遍性。台湾哲学如廖仁义所言，“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囿于学院藩篱的观念推演，而是源自于民间寻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4]─不只是质问“何谓台湾”（que est Taiwan），也追寻“台湾何去何从”（quo vadis Taiwan）。

台湾原住民哲学

台湾原住民遗留文本有限，要研究其哲学思想，只能靠口传神话建构文化哲学。过去〈台湾原住民神话中的一些原始哲学〉[20]、〈从神话传说论卑南族的伦理、教育及美学思想〉[21]、〈Remapping Taiwanese Philosophy: Thinking from Constructing Aboriginal Philosophies〉[22]等文是就此角度切入。目前则除了原住民神话研究外，也有试图从规范性原则去建构原住民的知识体系[23][24]、环境正义的伦理学[25]、转型正义[26]等法政哲学，为台湾原住民哲学进行尝试。

台湾汉族移民哲学

明清时期汉垦来台，仕绅出建孔庙学堂，将儒学知识移植至新的生活圈。依据 1993 年台湾文献馆出版的《重修台湾省通志─卷10（艺文志著述篇）》所列[27]，此时期有关哲学、宗教类的著作一共有十二篇，分别是《周易折衷衍义》、《易经图解易读》、《周易总论》、《经余杂录》、《易经注解》、《春秋节要》、《论臆》、《周易义类存编》、《周易管窥》、《达五斋家诫》、《开山记》、《古经占法》。当时是以传统儒家经典，特别是《易经》为主的释义。 然而，相关文献大多亡佚，停留在传统儒学的经学释义，并不能以现代哲学观视之。

代表哲学家：郑用锡、郑用鉴、洪弃生、黄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吴子光、王士俊、施琼芳、谢肇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杨克彰、陈震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日治时期(1896~1945)

1895 年不仅是东亚国际政治局势的分水岭，也是各国纷纷走向现代哲学的起点。台湾在帝国夹缝中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方面继受邻边的中国五四运动、日本大正民主、俄国十月革命、朝鲜独立运动等浪潮，另一方面间接透过中日等东亚国家留学或是直接到欧美汲取基督教神学、德国观念论、辩证唯物论、美国实用主义、海德格哲学等思想运动。台湾哲学承袭了日本殖民母国的哲学思潮发展，另外一方面也自公民社会发展自拮抗日本殖民的本土思想，可略分期为“前启蒙期”、“启蒙发展期”及“成熟期”三期，且“欧陆─日本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基督宗教哲学”与“现代汉学”四大学派。[3]

代表哲学家：廖文奎、张深切、曾天从、李春生、林攀龙、林秋梧、林茂生、杨杏庭、洪耀勋、苏芗雨、郭明昆、郑发育、陈绍馨。

前启蒙期(1896~1916)

基督教长老会与台湾的现代化始终有密切的关系，哲学也不例外。不少受到西式教育启蒙的思想家是受到长老教会的影响，例如大稻埕仕商且长老教会奠基者李春生、就读台南长老会中学受教会补助赴京都同志社中学，后成为台湾第一留美博士林茂生（专攻教育学）、及首位赴京都同志社中学、于美国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及回日取得牧师资格的周再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等，都有浓厚的长老教会渊源。

1896 年，李春生在日本横滨发表《主津新集》后出版一系列基督神学研究，也将诠释学的方法论应用在儒学经典上。他亦借用神学家 Karl Rahner（英语：Karl Rahner） 的说法，将孔子古圣贤视为“匿名基督徒”，也说明其粗糙且鲜明独尊基督教及儒家之成见立场。[28] 此阶段的台湾哲学尚未出现成熟的著作，直到 1916 年林茂生在东京帝国大学《东亚研究》发表的〈王阳明の良知说〉[3] 作为台湾哲学的起肇，不但是台湾哲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标示著台湾哲学正式从前启蒙期迈向启蒙发展期阶段。

代表哲学家：李春生、林茂生、周再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启蒙发展期(1916~1930)

1916 年林茂生发表＜王阳明の良知说＞起肇，台湾哲学走入启蒙发展期。一方面是全世界的思潮脉动走向绚丽的狂飙年代，而东亚如日本的哲学学科走向专业学院建制，1910 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成立、随即两年后京都大学成立哲学科，京都学派开始发展，同年中华民国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哲学门至 1919 年改名为哲学系，另外则是受到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逐渐崛起，除了前期林茂生外，第二代哲学家以台语、日语为第一语言做思想表达著述。[3]

林秋梧 1927 年在《南瀛佛教》、《中道》发表宗教改革的文章，1929 年在《台湾民报》连载〈唯物论者所指摘的历史上的宗教所演的主角〉十篇，将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应用到反思台湾佛教之现况。廖文奎 1929 年芝加哥大学哲学硕士论文《唯心论及其批判〉（Modern Idealism as Challenge by Its Rivals）则是台湾少数纯粹西方哲学论著之先驱。同时，台湾哲学活动与政治文化的改革运动密切结合，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参与改变，走向群众阐述淑世理念。

代表哲学家：林茂生、林秋梧、廖文奎、张深切、陈绍馨。

成熟期(1930~1945)

1929 年林茂生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学位返台任教，其论文《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学校教育：其发展及有关文化之历史分析与探讨 》（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师承杜威及 Paul Monroe（英语：Paul Monroe），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影响，建议日本当局应以尊重相互的文化与教育机会平等政策；洪耀勋〈风土文化观―台湾风土との联关に于て―〉则论证台湾文化有不可化约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以此建构本土哲学之本体论（第一哲学）；陈绍馨〈ヘーゲルにおける市民社会论の成立〉刊于《文化》上下篇探讨黑格尔在近代国家形成下的公民社会，曾天从《真理原理论》做为哲学体系重建之初始。随着1937 年中日战事加剧与皇民化压迫，台湾哲学家转而退守学院或是转往海外，却也出版了不少像曾天从《纯粹现象学之构想》、洪耀勋〈实存之有限性与形而上学之问题〉等具学术深度的论著。[3]

此外，于 1945 年自台北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的林素琴，隔年聘为台湾大学哲学科助教，专长为法国哲学，曾于 1953 年以 Charles Adams（英语：Charles Adams） 与 Paul Tannery（英语：Paul Tannery）所编《笛卡尔全集》（Oeuvres De Descartes）为本发表〈笛卡特的哲学方法〉，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位在日治时期完成哲学训练的女性。

代表哲学家：廖文奎、张深切、曾天从、李春生、林攀龙、林秋梧、林茂生、刘明电、杨杏庭、洪耀勋、苏芗雨、郭明昆、郑发育、陈绍馨。

日治时期台湾哲学的四大学派

欧陆─日本哲学

继受欧陆哲学如德国观念论、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哲学等的日本哲学─以田边元、西田几多郎为主的京都学派，也影响了台湾哲学家如洪耀勋、陈绍馨、曾天从、吴振坤、杨杏庭、黄彰辉、黄金穗、郑发育等。洪耀勋 1936 年发表〈艺术と哲学〉以 Wilhelm Dilthey（英语：Wilhelm Dilthey） 观点讨论文艺与哲学之关联、1938 年〈存在と真理─ヌツビッゼの真理论の一考察〉研讨乔治亚哲人 Schala Nuzubidse 的真理论。陈绍馨早年受黑格尔、韦伯学说发表一系列 1935 年〈アダム・ファーグスンの市民社会论〉 、1936 年〈ヘーゲルにおける市民社会论の成立〉上下篇等文探究福格森（Adam Ferguson（英语：Adam Ferguson））、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论。杨杏庭 1935 年〈无限否定と创造性〉则就柏格森、海德格、谢斯托夫思想，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而至海德格承接欧陆哲学传统，加以评述生命的否定面向不代表消极或虚无。曾天从 1937 年《真理原理论》由东京理想社出版，由日本哲学家桑木严翼作序，是日治时期重要哲学研究著作。黄彰辉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专研德国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于1937年取得学位。台南神学院教授吴振坤（1913年3月2日─1988年10月4日）于京都大学（1940）修习宗教哲学，师承留学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史、宗教哲学家波多野精一，亦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1957），战后于 1968 年出版波多野精一《宗教哲学》译著。[29]黄金穗师承田边元研究逻辑数理，1939 年发表自其学士学位论文〈日常性について——现象学的试论〉于《哲学研究》，返台任教也于1959年出版笛卡尔《方法导论》中译。郑发育师承西田几多郎，1984 年曾译师作《善的研究》，奠定台湾实验心理学的学科基础。[3]

代表哲学家：洪耀勋、陈绍馨（前期）、杨杏庭、曾天从、吴振坤、黄彰辉、黄金穗、郑发育、林素琴。

美国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是美国十九、二十世纪之际发展出的哲学运动，影响不只哲学，也包括心理、教育等学科。台湾哲学家林茂生赴美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教育学，师承杜威的实用主义，也与中国哲学家胡适同门。其论文《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学校教育：其发展及有关文化之历史分析与探讨 》（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也借由西方民主的教育精神来批判日本的同化教育。廖文奎在美芝加哥大学就学，师从实用主义 George Herbert Mead 与 James Hayden Tufts（英语：James Hayden Tufts） 门下，从社会心理学作东西哲学之比较，肯认社会（道德及法律上）的规范性起自共同体自身的集体认同，其著作《个人与共同体：社会行为动因的历史分析》开宗即说明“个体如何受共同体所决断，且作为智识领袖如何互应。个体本身为共同体之产物，进而可能成为其指引”为其研究旨趣 [30]。 苏芗雨1924年起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受胡适、陶行知、金岳霖等实用主义者影响，于《台湾民报》投书介绍五四运动的白话文。[3]

代表哲学家：林茂生（后期）、廖文奎、苏芗雨。

基督宗教哲学

基督教长老会与台湾的智识活动始终有密切的关系。李春生是长老教会在台湾的奠基者，其著作《民教冤狱解》（1903）、《天演论书后》（1907）、《东西哲衡》（1908）等从基督宗教立场辩护。林茂生自中学受长老教会栽培，著述〈基督教文明史观〉曾连续刊载自《台湾教会公报》。牧师之子周再赐是首位就读京都同志社大学、美国攻读神学、取得日本教职及牧师资格且担任日本群马共爱女学校（日语：共愛学園中学校）校长。郭马西牧师（1892年11月13日－1966年7月6日）受教会推荐，先赴日明治学院神学部攻读，后往美国奥本（Auburn）神学院、协和神学院（1921），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1926），曾在《台湾青年》呼吁新的文化思想[31][32][33][34][35][36]。蔡爱智牧师（1913年11月－1998年8月6日）毕业自台南长老教中学、赴日本同志社大学神学部攻读（1938）、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硕士（1940）、博士（1941），也是西雅图地区首位台籍牧师，在西雅图成立台湾人教会的首任牧师，及西雅图的首任台湾同乡会会长，长期推动台美公民事务[37][38][39][40][41][42][43]。台南神学院教授吴振坤师承波多野精一（日语：波多野精一）奉献宗教哲学。黄彰辉协助战后台南神学院复校，东海大学早期台湾建校的筹办[44]等，也是推动台湾走入国际空间的重要人物。[3]

代表哲学家：李春生、林茂生、周再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郭马西、蔡爱智、吴振坤、黄彰辉。

现代汉学

现代汉学有别于传统的解经释义，而是借用当代西方哲学来重新理解经典。如日本、韩国、欧美等汉学研究开展出自己的问题意识，台湾哲学家如林茂生、张深切、郭明昆、林秋梧、张冬芳等则是依循类似的道路。林茂生〈王阳明の良知说〉藉康德与笛卡尔之于王阳明与朱子学派的比较著述，早先于新儒家撷取新康德主义的诠释。教授东洋哲学与诗句的张冬芳则与林茂生、黄得时、苏维熊为台湾大学先修班少数的台籍教授。张深切自学孔学进而发表《孔子哲学评论》批判而遭到查禁，《老子哲学评论》则因此张生前未能出版。林秋梧则是借由马克思主义批判佛学陈腐之处。[3]

代表哲学家：林茂生（前期）、张深切、郭明昆、林秋梧、张冬芳。

战后与白色恐怖(1945-1980)

1945 年二战结束，台湾政治社会巨变。中国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澎湖等地，台湾哲学家纷纷透过筹办讲座、刊物参与公共事务。林茂生《民报》、黄金穗《新新》、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前锋》、洪耀勋与张深切等在北京《新台湾》等，以思索台湾文化之前途。然而，在短短几年时间，台湾哲学家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期望在目睹腐败失能后转而失望。1947 年二二八事变爆发后，林茂生随遭国府人员深夜带走遇难、廖文奎避走香港痛陈国民政府腐败。1948 年 5 月10 日宣布《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隔年 5 月 19 日宣布戒严，台湾正式进入白色恐怖时期。1950 年廖文奎发声《Formosa Speaks》，杨杏庭赴日结识其弟廖文毅进而参与台湾共和国运动。其他如曾天从、洪耀勋、张东芳、苏维霖、郑发育、陈绍馨虽留台湾但囿于政治及语言的箝箍，使得过去半世纪萌发的台湾哲学产生断裂。张深切《孔子哲学研究》遭查禁1965 年因病过世，黄彰辉同年因长老教会自五零年代遭国民党特务盯上只能离台赴英，进而参与海外台独运动，1972 年与同胞发表〈台湾人民自决运动〉、1980 年同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吴振坤牧师则接续借由台南神学院维系本土意识。 [3]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欧美思想借由美国援助开启一道门窗。台湾哲学家如洪耀勋引进存在主义、黄金穗推广形式逻辑，进而 1960 年代殷海光介绍逻辑实证论与自由主义。1958年由唐君毅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修正联署发表于《民主评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奠定“当代新儒家”基调 ，但与自由主义者持论相左[45]。同时期殷海光、雷震、张佛泉等借由《自由中国》刊物批判时政，1960年雷震等筹组中国民主党连同《自由中国》招当权忌而查禁，甚至1972年“台大哲学系事件”[46]都是政治权力直接箝制哲学思想自由的明显案例。

代表哲学家：殷海光、雷震、张佛泉。

民主化迄今(1980-)

1980 年代社会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哲学活动也随之风生随起。台湾大学附近的独立书店如唐山翻印欧美思潮经典，间接推波台湾知识分子吸收欧美思潮。1987 年 7 月 15 日解严，台湾政治社会史翻往新页。出自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政治人物郑南榕更将言论自由的追求实践推向高峰。

1988 年廖仁义〈台湾哲学的历史构造─日据时期台湾哲学思潮的发生与演变〉[4]一文为台湾哲学系统性研究开先河，随后个别台湾哲学家传略之研究零星出陈─如李明辉《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5]等，抑或是个别哲学家传略之研究如吴叡人〈祖国的辩证：廖文奎（1905-1952）台湾民族主义思想初探〉[6] 、〈福尔摩沙意识型态—试论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民族文化”论述的形成（1919-1937）〉[7]、廖钦彬〈和辻哲郎的风土论─兼论洪耀勋与贝瑞克的风土观〉、洪子伟〈台湾哲学盗火者─洪耀勋的本土哲学建构与战后贡献〉[9]等。

黄默、陈俊宏的〈政治哲学要跨出去！论台湾政治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16]、谢世民的〈政治哲学如何与身处的社会互动：一个台湾哲学家的尝试〉[16]等文从法政哲学出发回应，陈瑞麟发表的〈岛屿上的科哲〉[17]、〈逻辑实证论在台湾〉[18]、〈可以有台湾理论吗？如何可能？〉[19]等文，就台湾哲学的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提出论证。

传统儒学如何与现代哲学接合也是哲学学门之议题。陈昭瑛自 1995 年《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提出“台湾儒学”的概念，试图将儒学传统本土化、现代化，黄俊杰则将儒学结合东亚思想脉络。何乏笔（Fabian Heubel）则从汉语哲学切入，从当代欧陆哲学如海德格、傅柯接合跨文化思想研究。邓育仁2015年出版《公民儒学》，透过公民哲学重新诠释儒家思想，2017 年林远泽《儒家后习俗责任伦理学的理念》从德国观念论黑格尔、美国实用主义米德、法兰克福学派 Axel Honneth（英语：Axel Honneth） 等哲学思想体系解释儒学社会观，甚至是近年来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中心筹办论研如 2017 年 11 月 15、16 日的“The Voices of Democracy in Confucianism（儒家民主之声）”由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者与儒家、汉学家的对话等，都可视为儒学再实践（Re-actualization）之实验。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庆豹也曾就汉语神学提出批判性的神学见解，爬梳台湾神学思想的脉络[44][47][48]。

参考书目

台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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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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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与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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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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