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伊斯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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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伊斯蘭化進程自7世紀穆斯林征服（633年–654年）開始，是持續數百年的漫長過程。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最初並不被波斯人所接受，但經過漫長的穆斯林王朝統治，最終成為波斯人普遍信仰的宗教。在穆斯林征服之後，波斯人延續了舊有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並以伊斯蘭教法的形式確立之。最後，波斯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同伊斯蘭教信仰相結合，產生「伊朗伊斯蘭」認同[1]。
伊斯蘭化為波斯社會的各個領域帶來重大轉變，包括文化、科學、政治結構等。波斯文學、哲學、科技、藝術迎來繁盛發展，成為伊朗伊斯蘭文明的重要元素。波斯千年的文明傳統，以及處在「世界文明交流十字路口」的關鍵地位，令波斯文明在伊斯蘭黃金時代脫穎而出[2]。
歷史
伊斯蘭化政策
在穆斯林征服之後，波斯進入了90年的伍麥葉王朝統治時代。阿拉伯征服者試圖在國境範圍內推崇阿拉伯語，努力令其變為征服地區的主要語言。總督哈查吉·伊本·優素福不滿波斯語出現於底萬內部，下令將征服地區的官方語言改為阿拉伯語，不惜以武力強制[3]。由此而來的，也包括之後兩三百年內對波斯語和波斯文化的暴力抑制，在阿布·法拉吉·伊斯法罕尼和比魯尼的著作中都有記載[4]。然而，伊斯蘭教在波斯的傳播比較緩慢，此前流行的祆教傳統沒有立即消失。出生在巴格達的歷史學家馬蘇第在穆斯林征服伊朗後記載道：「目前，祆教繼續在伊朗的許多地區存在著，不僅較晚征服的地區（如塔巴里斯坦）是這樣，那些早早成為穆斯林帝國行省的地區也是如此。幾乎所有的伊朗行省內，都能發現祆教神廟，伊拉克、法爾斯、克爾曼、錫斯坦、呼羅珊、塔巴里斯坦、吉巴勒、亞塞拜然、阿蘭的諸多神廟都可見膜拜的信徒。」中世紀的地理學家也記載到伊朗境內的諸多祆教神廟，印證了馬蘇第的說法[5]。
許多學者認為，波斯的伊斯蘭化在此期間進展緩慢是因為伍麥葉王朝並不熱衷於傳播伊斯蘭教，而是要維持龐大的異教齊米（非伊斯蘭教一神教信徒）稅收[6]。伊斯蘭信仰被視為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而且需要維持一種阿拉伯部落為主體、馬瓦里為客體的形式關係[6]。在被征服地區傳播伊斯蘭教反倒會因為異教徒稅收的減少而危害地方財政，招致地方總督不滿。在此期間皈依伊斯蘭教的祆教徒例如阿卜杜拉·本·穆加法、法德爾·伊本·薩赫爾和瑙巴赫特·安瓦齊等。
在伍麥葉王朝終結之後，接續統治波斯的穆斯林王朝皆重拾波斯語和波斯文化傳統。波斯和阿拉伯的統治者交流密切，尤其在薩曼王朝興起後，統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庇護阿拉伯語政策的同時，也推崇波斯語[7]。在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國家認同由阿拉伯帝國向伊斯蘭帝國轉變，原先龐大的異教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8]。930年前後，帝國頒布法令規定全體官僚必須是穆斯林[6]。此外，在穆斯林征服之後，阿拉伯半島的諸多部落民不斷向新征服的領地遷徙，這也是後征服時代的一大特徵[8]。穆斯林在波斯的宗教政策較為寬鬆，改信伊斯蘭教並非強制，但會帶來一定特權，地主會得到額外的領地作為獎勵[9]；城市居民改信伊斯蘭教的速度較鄉間來得迅速。
伊斯蘭教到9世紀才逐漸在伊朗普及。在手工業者中，祆教徒改信伊斯蘭教的人數很多，因為這些行業常常要滅火，這在崇拜火焰的祆教教義中是不虔誠的[10]。而且，祆教信仰和伊斯蘭教有一定共同點，因此穆斯林傳教士可以輕易傳達伊斯蘭教的許多教條，如阿胡拉·馬茲達之於安拉，阿里曼之於伊布力斯[10]。為順利傳教，傳教者會以金錢獎勵參與禱告的皈依者，而且准許他們以波斯語誦經，以便他人理解[11]。後來薩曼王朝的統治者也是祆教貴族出身。也是在薩曼王朝的時代，遜尼派的伊斯蘭教信仰傳播到中亞腹地。古蘭經的第一部波斯語完全譯本也在9世紀的薩曼王朝時代面世。美國學者理察·布利埃（Richard Bulliet）提出傳教曲線，稱在伍麥葉時代，非阿拉伯人口的皈依比率僅僅是10%，隨後的阿拔斯時代有所上升，到9世紀中葉是40%，到11世紀達到80%[8]。
因此，伊朗的伊斯蘭化主要是在伍麥葉王朝之後，波斯地區湧現本地穆斯林王朝的時代達成的[12]。這些王朝在傳播信仰的同時，也重拾波斯語言和波斯文化傳統。
社會關係
中東學家派屈克·克勞森稱：「伊朗人對於伍麥葉王朝的統治感到不耐煩，伍麥葉王朝興起於傳統的阿拉伯貴族，傾向於族內婚姻，支持民族分立，歧視伊朗人。阿拉伯人即使採納了傳統的伊朗官僚政治，也仍然將伊朗人劃為二等人[13]。」伊朗當代伊斯蘭思想家莫爾塔扎·莫塔哈里寫道：「如果稍加注意一些哈里發對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態度差別體現出的傲慢，以及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對伊斯蘭平等的捍衛，真相便一清二楚[14]。」
根據一些歷史學者的描述，阿拉伯征服者營造了一種「擁有特權的統治貴族」，強調永不同馬瓦里分享這種特權[15]。有些統治者如哈查吉·伊本·優素福甚至將馬瓦里視為蠻族，施加苛政，如通過身體刻印的手段威懾臣民[16]。哈查吉的嚴刑苛政有許多文字記載存世，不過也有懷疑者指出這些記錄可能是阿拔斯時代出於偏見的炮製。
這種動盪的局面和民族關係導致後來舒烏比耶運動興起，以及後世王朝的波斯化舉措。
波斯化浪潮
波斯人在改信伊斯蘭教的過程中致力於復興其獨特的語言和文化，稱為波斯化。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在此期間都受到了波斯化的影響[17][18][19][20]。在9世紀和10世紀，阿拉伯帝國內部的非阿拉伯人發起了反抗阿拉伯人特權的舒烏比耶運動，其許多支持者都是波斯人，也有埃及人和柏柏爾人[21]。支持舒烏比耶運動的波斯人援引伊斯蘭教種族平等的信條，主張保護波斯人的文化傳統，反抗文化上的阿拉伯化。
阿拔斯王朝為贏取波斯人支持，取消了伍麥葉王朝對納吾肉孜節的禁令，阿拔斯哈里發也青睞波斯語，以馬蒙為代表。薩曼王朝的統治者自稱是薩珊王朝斯帕巴德巴赫拉姆六世的後代。薩曼王朝是穆斯林征服後第一個波斯本土王朝，波斯文化在薩曼王朝統治期間迎來復興。穆斯林征服後的第一位大詩人魯達基就出生在薩曼時代，他的作品得到統治者的青睞。此後的加茲尼王朝雖然出自阿富汗地區，但也大力推崇波斯文化[22]。什葉派的白益王朝也推行波斯化政策，重拾了薩珊王朝的諸多傳統，還恢復了統治者的稱呼「沙罕沙」（眾王之王）。
波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融合
"在各個文化領域都能看到伊朗人的作品，也包括阿拉伯語詩歌文學，伊朗詩人的阿拉伯語詩作對其做出重大貢獻。從某種意義上，伊朗伊斯蘭教是伊斯蘭教的第二春，是一種全新的伊斯蘭教，稱為阿賈姆伊斯蘭教（Islam-i Ajam）[註 1]。後世在新地區和新民族中間傳播的伊斯蘭教實際上是這種伊斯蘭教，如在突厥人之間，先是在中亞，後來在中東被稱為土耳其的國度，當然也包括印度。鄂圖曼土耳其人將伊朗文明的一種形式傳播到了維也納的城牆下。[...] 到13世紀蒙古大入侵時，伊朗伊斯蘭教已不僅僅是伊斯蘭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伊斯蘭教本身最重要的元素了，數百年來主要的伊斯蘭權力和文明的中心都坐落在伊朗境內，或是受伊朗強烈影響的地帶。[...] 伊斯蘭世界的中心由突厥和波斯國家掌控，其文化皆脫胎自伊朗文化。[...] 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的主要的伊斯蘭中心，一些政治和文化的雙重中心，例如印度、中亞、伊朗、土耳其，都是這種伊朗文明的部分。儘管其中大部分地區使用各種形式的突厥語，以及其他本地語言，其經典和文化語言卻是波斯語。阿拉伯語當然是經書和法律的語言，但波斯語是詩歌和文學的語言[1]。」
————伯納德·劉易斯
波斯文化對其征服者產生了很大影響。哈里發吸收了許多薩珊王朝的行政方式，如鑄幣，維齊爾和大臣職位，作為稅收和津貼機構的底萬等等。甚至很多波斯人自己就是行政官僚。阿拔斯王朝的行政管理模式公認模仿了薩珊王朝的方式[24]。哈里發政權模仿了薩珊王朝的宮廷衣冠和儀式規制，伊斯蘭建築也大量借用波斯風格。伊朗人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阿拉伯語語源、語法、句法、詞法、修辭、辭令的強烈興趣，阿拉伯語不被視為外來語言，而是伊斯蘭教的語言，因此阿拉伯語成為學術和宗教領域廣泛接受的通用語，伊朗人的諸多哲學、歷史、醫學、數學、法律和神秘主義著作，無論是以阿拉伯語撰寫，還是以波斯語撰寫後譯成阿拉伯語，皆是宗教信仰的緣故。伊朗人對阿拉伯學術和文學的貢獻重大，貢迪沙普爾學院的影響力值得大書特書。
9世紀起，以阿拉伯字母的修改版本書寫的新波斯語逐漸在伊朗東部形成，並興盛於薩曼王朝的都城布哈拉。阿拔斯王朝大力推崇波斯語，令波斯語成為次於阿拉伯語之後的另一種伊斯蘭通用語。幾乎所有伊斯蘭教派和學派的重要人物都是波斯人，或居住在波斯，例如著名的聖訓收藏家謝赫薩杜格、謝赫庫萊尼、伊瑪目布哈里、伊瑪目穆斯林、哈基姆·尼沙布里；偉大的教義學家謝赫圖西、安薩里、法赫爾丁·拉齊、扎馬赫沙里；偉大的醫師、天文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哲學家、科學家，如法拉比、伊本·西那、納西爾丁·圖西；偉大的蘇菲派大師，如魯米、阿卜杜勒·卡迪爾·吉拉尼等。伊斯蘭黃金時代的成就可謂打著伊斯蘭化的波斯文化的烙印[2]。
1377年，阿拉伯社會學家伊本·赫勒敦在《歷史緒論》中寫道：「值得一提的是，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知識科學領域的穆斯林學者都不是阿拉伯人，因此語法學是由希伯維，以及之後的法爾西和扎賈吉（Az-Zajjaj）創立的。他們全都是波斯裔，發明了阿拉伯語的語法學。偉大的法學家都是波斯人。只有波斯人參與保存知識、撰寫系統性學術著作的任務。因此，先知的話語成真了：『如果學術懸在天國的最高處，波斯人會取到它。』不諳學術的阿拉伯人將之留給波斯人；在工藝品方面也是一樣。只要波斯人和波斯、伊拉克、呼羅珊、河中的定居文化延續著，這一局面就會延續[25]。」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甚至直言：「波斯人統治了千年，不需要阿拉伯人甚至一日。我們已經統治他們百年，卻一刻也離不開他們[26]。」
參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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