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長沙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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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長沙戰役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日期1939年9月13日 – 10月8日
地點
 中國長沙市及附近地區
結果 中華民國獲勝,雙方恢復戰前態勢
參戰方

 中華民國

 大日本帝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陳誠
薛岳
關麟徵
岡村寧次
兵力
5個集團軍、1個軍團和7個軍共30多個師240,000+人 第6師團,第33師團,第101師團,第106師團,第3師團的一支隊,第13師團的一支隊,第3艦隊,第3航空團,海軍陸戰隊和施放毒氣的化學兵共約120,000 - 180,000(?)人
傷亡與損失

日方資料

  • 戰死者約4萬
  • 負傷不詳
  • 俘虜4000人

中方資料

  • 傷亡約4萬人

日方資料

  • 戰死者約850人
  • 傷約2700人
  • 失蹤不詳

中方資料

  • 斃傷日軍3萬餘人

第一次長沙戰役(又稱為「第一次長沙會戰」、「湘北會戰」,日本稱「湘贛會戰」),指1939年(民國28年)9月至10月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第九戰區部隊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區對日本軍隊進行的防禦戰役。這次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爆發後日軍在中國戰場的第一次大規模正面攻勢。日本為軍事打擊和逼降國民政府,集中10餘萬兵力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了進攻。第9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1939年10月1日被正式任命為司令官)為保衛長沙,採取以湘北為防禦重點,「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調動了30多個師和3個挺進縱隊,共約24萬多人參加此次戰役。至10月9日,中國軍隊第195師恢復到進占鹿角、新牆、楊林街之線,日軍陸續退回新牆河以北地區;至10月14日,雙方恢復戰前態勢。

戰略

日方

武漢會戰後,日軍第十一軍以武漢為根據地,依靠長江水運與南京相連,與國軍第三、第五、第九戰區對峙,被國軍從東南、北、南三個方向合圍。日軍在作戰空間上感到壓迫,需要殲滅國軍主力,打破包圍,打擊中國持久抗戰的企圖。

日方作戰目的:「作戰目的與襄東會戰相同,在於急促徹底打擊逐漸活躍的江南敵軍,以保證我軍的安全,即所謂自衛戰鬥。」[1]。其戰術目標是「在最短期間內,捕捉敵第9戰區主力部隊,將其殲滅」。[2]1939年8月15日,日軍第11軍制訂的《江南作戰指導大綱》明確戰役指導方針是:「實施本作戰時以奇襲為主,儘量在短期內結束戰鬥,然後恢復大概原來態勢。(最近敵軍逃跑得很快,因此對戰術和準備的保密有極大的重要性)」[3]

中方

1939年4月,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劃贛湘地區的作戰方針。委員長蔣介石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延續1938年南嶽軍事會議的戰略規劃,主張「游擊戰配合正規戰」,認為利用地形對日軍節節抵抗後,必要時可放棄長沙,將第九戰區總司令部遷至衡陽,誘使日軍深入,後集合優勢兵力,趁日軍消耗過大、立足未穩時在長沙附近地區殲敵。同期6月,國軍與中共軍隊在戰區內岳陽平江縣發生軍事衝突,當地中共勢力被國軍清除。

然而戰事發生後,第九戰區與統帥部分歧嚴重。薛岳認同「後退決戰」的指導方針,在會戰前期也積極構築防禦工事並讓前線部隊抵抗後轉進到預定地區,但同時認為長沙必須堅守,因為長沙是「天爐」的底,不能被擊穿。[4]

1939年9月29日,日軍前鋒抵達長沙外圍,蔣介石命陳誠與白崇禧到第九戰區勸薛岳遵守預定計劃放棄長沙、為長期抗戰保存戰力,薛岳仍不遵從命令。情急之下,陳誠一方面上報蔣介石,一方面准許第九戰區「因時因地制宜」,下令反攻。

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根據湖南的地勢,左倚洞庭湖,右憑幕阜山,以其間新墻河汨羅江撈刀河瀏陽河這四條河做為遲滯日軍的依據,並徹底實施「化路為田,運糧上山」的做法,將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機動力消除。故總體方針為「後退決戰,爭取外圍」(即八字口袋戰法):國軍以且戰且退做法在四河與幕阜山間游移,攻擊然後後撤躲藏,將日軍拖入四河之中,最後再以長沙城中主力與外圍藏在山林中的部隊合圍深入四河中的日軍。[5][6][7]

日軍戰鬥序列

岡村寧次根據作戰日誌回憶:「參加作戰兵力為三個師團(自西排列為第6、第33、第106)和兩個支隊(各自以步兵一個聯隊、炮兵一個大隊為基幹,即由江北師團抽出的上村支隊和奈良支隊)。據判斷,敵兵力最初約有25個師。」[1]

主要戰事

贛北支線

9月14日,日軍101師團和106師團從江西省北部向西進攻湖南省,但是日軍的進攻由於向西過度延伸,在高安、黃沙橋等地被國軍第32軍、49軍、58軍、60軍、72軍、74軍、78軍成功阻擊,兩個星期後仍未能按預定計劃與岳陽南下的部隊會合,被迫向東撤退。

鄂南支線

9月21日,集結在通城、大沙坪地區擔任助攻的日軍第33師團,為策應新牆河北岸敵主力第6、第13師團之作戰,先以一部向通城東大圍地區進行掃蕩。9月22日,日軍4000多人向王牙尖、麥市一線國軍第27集團軍楊森部陣地攻擊,並突破南樓嶺、桃樹港陣地,以主力經白沙嶺、長壽街向平江以東地區急進。第九戰區指揮部以通城以南第20軍變換正面,由西向東節節側擊日軍,以樊松甫之游擊部隊由北向南尾擊,並由東向西側擊,幾經激戰,將日軍阻於獻忠地區。[7]

湘北主線

9月19日,日軍自岳陽南下,對新牆河南岸中國軍隊發起進攻。9月23日日軍將國軍第15集團軍(下轄第52軍、第37軍)逐出新牆河地區。隨後,日軍第6師團及第13師團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羅江向南推進。

激烈的戰鬥在9月23日後仍然持續,中國軍隊短暫抵抗後向南撤退以吸引日軍,同時其增援部隊到達東西兩翼以實施包圍。

9月底,日軍第6師團已渡過汨羅江,攻占福臨鋪、金井,到達撈刀河北岸與國軍第4軍、第52軍對峙,但是他們因補給線被切斷而未能攻佔長沙;日軍第13師團奈良支隊與第33師團擊退國軍第20軍、79軍,在平江會和,但無力南下支援第6師團;日軍第3師團上村支隊擊退國軍第4軍、第70軍,攻占營田、三姐橋,但常受到國軍襲擾,未能南下與第6師團會和。

9月底,國軍第九戰區與統帥部達成一致,決定在長沙附近決戰,並在易家灣一帶完成二線陣地構築,薛岳親率6個師準備反擊。[4]

10月1日,為配合長沙會戰,中國空軍及蘇聯航空志願隊從成都出動轟炸武漢日軍機場。陸上補給線被切斷、空投補給物資有限,岡村寧次認為日軍深入長沙有覆滅風險,於同日下令日軍全面撤退,國軍在幕阜山、新牆河、汨羅江及江西北部反攻,逐步收復失地。10月6日,岡村寧次宣稱在達到作戰目的後撤軍。10月8日,日軍在空軍支援下撤回新牆河北岸,雙方恢復原有的態勢。

中方評論

中華民國政府方面

長沙是對日抗戰以來第一個沒有失陷的中國主要城市,這成功阻止日軍與其在中國南方的部隊會師,其指揮官薛岳亦從他在該城的勝利中獲得榮耀。

張憲文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叢書·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一書中寫道:「……此次會戰,從日軍進攻開始,至日軍主動撤退告終,戰場全局的主動權基本上操之於日方。戰鬥結果,兩軍都回到原有陣地。因此,就會戰局部而言,雙方未分勝敗。但從抗戰的全局而言,卻是對中方有利。日軍要消滅第9戰區主力的目的未達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並退回原陣地。而中國方面判斷日軍將進攻長沙,為此作好了『萬一長沙不守』的多種準備,故將日軍未能攻到長沙而退卻視為勝利。」

中國共產黨方面

據中共1995年編寫的資料,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軍務處處長賀執圭在《會戰的作戰方針和戰鬥經過》中這樣描述國軍損失:「據我回憶所及,事後曾對各部隊進行了大量補充,如關麟徵集團軍共轄十八個團,即補充了六個團;彭位仁第七十三軍有九個團,即補充了兩個團;楊森第二十七集團軍只有六個團,即補充了兩個團,王陵基兩個軍共十二個團,即補充了三個團。參加戰役的十一個軍共補充了四十個團,損失之大,可以概見此外,時任第九戰區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的趙子立在其《以「後退決戰、爭取外線」取得會戰勝利》一文中以親歷人的身份這樣寫到:「由於宣傳長沙大捷,搞得蘇美英法各國的新聞記者來訪問長沙,找到趙子立……外國記者要看俘虜。報告人對他們說:「沒有。」他們說:「你們打了這樣大的勝仗,怎麼沒有俘虜?」有的說:「既然打了這樣大的勝仗,沒有多的俘虜,怎麼連少的也沒有?」趙子立無言以對,又說了個:「沒有」,於是惹得他們哄堂大笑,把報告人搞得面紅耳赤,十分尷尬。[8]

日方評論

日軍認為:國軍誇大戰果,其擬定的作戰目的為殲滅第九戰區的有生力量,並未有占領長沙的目的,而且作戰過程中給予國軍大量殺傷,戰果豐碩。

根據日軍內部一份統計圖表,日軍在1939年10月的可確認作戰受傷人數為4,958名,11月下降到了2,795名[9],考量該圖表統計上很可能少算大量的作戰傷亡(特別是作戰陣亡方面)且39年11月依舊有南寧作戰等戰役,第一次長沙會戰的39年10月部分日軍死傷極可能便多達好幾千名,而9月戰況遠較於10月激烈,死傷很有可能遠多於10月。合計起來日軍在整場第一次長沙會戰的作戰死傷總人數,必然遠遠大於日軍自身所公開發表的3,550人。

戰後日本第一復員局所做的統計當中,日本陸軍於1939年在華至少戰死40,417人[10],若以日軍中國派遣軍在戰時所做的統計表推估其中絕大多數被國軍擊斃於大型會戰[11],且推定這當中第一次長沙會戰的日軍陣亡者亦佔有一定比例,並考慮第一復員局的統計很有可能存有統計誤差造成的大量漏算,同樣可推定日軍於本次會戰的作戰死傷總人數,必然遠遠大於日軍自身所公開發表的3,550人。

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在會戰結束後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呈交的《關於解決中日事變作戰之意見》中說:「摧毀敵軍的抗戰企圖,是至難中的難事……在作戰中放棄已占領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駐地的作法,不啻鼓勵敵人反擊,並會成為敵人宣傳的材料。」[12]流露出日軍高層指揮官對戰爭前途的焦慮和沮喪。

參考

  1. ^ 1.0 1.1 (日)岡村寧次 / (日)稻葉正夫(編). 《冈村宁次回忆录》. 中國: 中華書局. 1981年12月 (中文(簡體)). 
  2.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 中國: 中華書局. 1985年 (中文(簡體)). 
  3. ^ 郭汝瑰.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中國: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951-952頁. ISBN 7214030349 (中文(簡體)). 
  4. ^ 4.0 4.1 郭岱君. 第二章 三阳一线之战:以战为守的消耗战. 《重探抗战史(二):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合流(1938.11-1945.08)》. 台北: 聯經. 2022. ISBN 9789570863475. 
  5. ^ 馬守麗. 战争书写与记忆建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地理环境因素. 中國知網. [2023-04-23]. 
  6. ^ 郭潔. 薛岳与第一次长沙会战. 中國知網. [2023-04-23]. 
  7. ^ 7.0 7.1 鍾啟河 ,姜海湖. 第一次长沙会战述评. 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62-65. [2023-04-23] –透過中國知網. 
  8. ^ 全國政協《湖南四大會戰》編寫組.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 中國: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年7月. ISBN 9787503407093 (中文(簡體)). 
  9. ^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線上索引資料,《月別彼我人員損害對照表》,檔案編號C11110494300。
  10. ^ 「20.昭和26年6月2日 支那事変間(自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に於ける元日本陸軍軍人軍屬の戦死者(戦闘に起因する死者を含む)及戦傷者の人員に関する件 司令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010051400、「昭和26年1月 連合軍司令部の質問に対する回答文書綴(航空) 13/2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1. ^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線上索引資料,《月別彼我人員損害對照表》,檔案編號C11110494300。
  12. ^ 〔日〕井本熊男. 《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 日本: 芙蓉書房. 1978年 (日語).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