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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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所有相關國家的新時代的開始,其標誌著所有歐洲殖民帝國的衰落以及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同時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對手,並參與了冷戰。之所以稱之為冷戰,是因為它並未導致兩個大國之間公開宣布戰爭,相反則是以間諜活動政治顛覆代理人戰爭為主要特徵。西歐日本則通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重建,而中歐東歐則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兩者最終被「鐵幕」劃分。歐洲被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由蘇聯領導的東方集團。在國際上,與這兩個集團的聯盟態度逐漸轉變,一些國家試圖通過不結盟運動遠離冷戰。這場戰爭還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核軍備競賽:冷戰從未成為"熱"戰爭的一部分的原因在於蘇聯和美國相互擁有核威懾的力量,這導致了相互保證毀滅的僵局。

二戰結束後,同盟國成立了國際合作和外交組織聯合國,類似於已解散的國際聯盟。聯合國會員國認同侵略戰爭是非法的,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西歐曾經遭受戰爭重創的大國組成了歐洲煤鋼共同體,後來發展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並最終形成了如今的歐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加速了各個國家的去殖民化和國家獨立的進度,印度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一些阿拉伯國家都獲得了獨立,這主要是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聯盟所授權託管賦予各個大國的具體權利,但往往早在這一時期之前就已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獨立進展相對較慢。

二戰結束後,隨著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也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提升。

顯著的影響

戰後的波蘭華沙

戰爭結束時,共有成百上千萬的人傷亡或者無家可歸,歐洲經濟崩潰,大部分工業基礎設施被摧毀。在蘇聯,經濟也受到嚴重的影響。作為回應,1947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啟動了「歐洲復甦計劃」,後來被稱為馬歇爾計劃。根據該計劃,1948年至1952年期間,美國政府撥款130億美元(按 2020 年美元計算為1510 億美元)用於重建西歐受到戰爭災難國家。

英國

到戰爭結束時,英國的經濟處於嚴重崩潰狀態。其國民財富的四分之一以上已被消耗殆盡。在1941年引入美國的租借援助之前,英國一直在花費其資產購買包括飛機和船隻在內的美國軍事武器——僅飛機一項就超過4.37億英鎊。美國的租借法案就在英國儲備耗盡之前被簽署。英國已將其總勞動力的55%投入到戰爭生產中。

1945 年春,英國工黨退出戰時聯合政府,力圖推翻溫斯頓·邱吉爾,迫使其舉行大選。在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工黨在下議院擁有超過60%的席位,並於1945年7月26日在克萊門特·艾德禮領導下組建了新政府。

美國政府中的一些人將英國的戰爭債務描述為「英國經濟脖子上的磨盤」。儘管有人建議召開國際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美國在1945年8月出人意料地宣布立即結束租借計劃。

1945年9月2日,美國對英國的租借支持突然被撤回,對新政府的計劃造成了嚴重打擊。直到1946年7月15日美國完成對英國的英美貸款協議後,經濟才恢復了一定程度上的穩定。然而,這筆貸款主要是為了支持戰後不久的英國海外支出,而不是為了執行工黨政府的國內福利改革和重點行業國有化政策。儘管貸款是在合理的條件下達成的,但其條件包括被證明是對英鎊財政的不利。從1946年到1948年,英國引入了麵包配給制度,這是它以前在戰爭期間從未實施過的。[1][2][3][4]

蘇聯

史達林格勒的廢墟,許多蘇聯城市都遭受了這樣的破壞

蘇聯在對德戰爭中損失慘重。戰爭期間蘇聯人口減少了約2700萬。其中,870萬人死於戰鬥。1900萬非戰鬥人員的死亡有多種原因,例如列寧格勒圍城戰中的飢餓導致的死亡、被德國監獄和集中營關押導致的死亡、大規模槍擊平民、在德國工業中的強迫勞動、饑荒和疾病、蘇聯營地的艱苦條件以及在與蘇聯作戰的德國或德國控制的軍事單位中服役。[5] 蘇聯的人口在30年內不會恢復到戰前水平。[6]

從國外遣返的蘇聯戰俘和平民被懷疑有與納粹合作的人,他們其中的226,127名由蘇聯審查後送往內務人民委員部勞教所。許多前戰俘和年輕平民也被徵召到紅軍服役。其他人在勞工營工作,以重建戰爭期間被毀壞的基礎設施。[7][8]

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傷亡人數

蘇聯經濟受到了戰爭的嚴重破壞。蘇聯大約四分之一的資本財力被破壞,1945年工農業產值與戰前水平相差甚遠。為了幫助重建國家,蘇聯政府從英國和瑞典獲得了有限的信用貸款;它拒絕了美國根據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相反,蘇聯要求蘇聯占領的中歐和東歐供應機械和許多原材料。德國和前納粹衛星國家向蘇聯作出賠償。重建計劃強調重工業,這損害了農業產業和消費品。到1953年,鋼鐵產量是1940年水平的兩倍,但許多消費品和食品的產量低於1920年代後期的水平。[9]

戰後不久的許多歐洲國家被蘇聯吞併或改制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聯盟,[10][11][12] 所有被紅軍入侵和吞併的國家都將德國人趕出中東部歐洲。 新的蘇聯衛星國有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13] 捷克斯洛伐克[14] 羅馬尼亞[15][16] 阿爾巴尼亞[17] 以及在德國的蘇聯占領區建立的東德[18] 南斯拉夫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聯盟但沒有與蘇聯結盟,由於獨立的性質,在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瑟普·布羅茲·狄托率領的南斯拉夫游擊隊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盟軍成立了遠東委員會和日本盟軍委員會,以管理他們對該國的占領,同時成立了盟國管制理事會,管理被占領的德國。根據波茨坦會議的協議,蘇聯占領併吞並了戰略島嶼庫頁島

德國

德國在以1937年為邊界的二戰後占領區,奧德-奈斯線以東的領土被波蘭和蘇聯吞併,加上薩爾保護國和分裂的柏林。東德由蘇維埃區組成,西德由美國、英國和法國於1949年組成,薩爾區於1957年成立。

在東部,在歐洲諮詢委員會決定將德國領土劃定為它在1937年12月31日前擁有的領土後,蘇台德地區重新歸還給捷克斯洛伐克。 戰前(1937年)德國實際上有近四分之一的領土被盟軍吞併,大約1000萬德國人要麼被驅逐出這片領土,要麼在戰爭期間逃離時不被允許返回。在盟國管制理事會的協調下,德國的其餘部分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薩爾於1947年脫離法國,並加入經濟聯盟。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西部地區成立。蘇維埃區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德國向英國、法國和蘇聯支付了賠款,主要以拆除工廠、強迫勞動和賠償煤炭的形式進行。德國的生活水平將降至1932年的水平。[19] 從德國投降後立即開始並持續兩年,美國和英國推行「智力賠償」(intellectual reparations) 的計劃,以獲取德國的所有技術和科學知識以及所有專利。這些價值約為100 億美元[20] (按 2020年美元計算為 1330 億美元)。根據1947年的巴黎和平條約,還對下列國家進行了賠償評估: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芬蘭。

1947年飢餓的冬天。數千人抗議災難性的糧食狀況。牌子上寫著「我們要煤。我們想要麵包」(1947年3月31日)

從1945年4月到1947年7月,美國在戰後對德國的政策是,除了減輕飢餓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幫助外,不應向德國人提供任何幫助來重建他們的國家。盟軍戰後立即為德國制定的「工業裁軍」計劃是通過完全或部分去工業化來摧毀德國發動戰爭的能力。德國的第一個工業計劃於1946年被簽署,其要求摧毀1500家製造工廠,以將德國重工業產量降至1938年水平的50%左右。1951年結束西德工業的拆除。到1950年,706家製造廠拆除了設備,鋼鐵產能減少了670萬噸。[21] 在經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兼將軍盧修斯·克萊喬治·馬歇爾的遊說之後,杜魯門政府承認,如果不重建它們以前所依賴的德國工業基地,歐洲的經濟復甦就無法推進。[22] 1947年7月,杜魯門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23] 撤銷了美國占領軍「不採取措施尋求德國經濟復甦」的命令。一項新命令承認「一個有序、繁榮的歐洲需要一個穩定和高產能的德國的經濟貢獻。」[24] 從1946年中期開始,德國通過占領區政府援助和救濟計劃(GARIOA)獲得美國政府的援助。從1948年起,西德也成為馬歇爾計劃的小受益者。一些志願組織最初被禁止運送食物,但在1946年初成立並獲准在德國開展業務的救濟機構委員會(CRALOG)。1946年6月5日取消了禁止向德國個人發送CARE包裹的規定。

德國投降後,國際紅十字會被禁止為德國境內的德國人提供食物等援助或訪問戰俘營。然而,在1945年秋天紅十字會接觸盟軍後,它被允許調查英國和法國占領區的德國集中營,並為關押在那裡的囚犯提供救濟。1946年2月4日,紅十字會也獲准探視和協助德國占領區的囚犯,但只帶了很少的食物。紅十字會成功請求改善德國戰俘的生活條件。[25]

法國

隨著法國從德國的占領中解放出來,一場真正的和疑似納粹合作者的大清洗開始了。起初,這是由法國抵抗運動以非法方式進行的(被稱為épuration sauvage,「狂野清洗」)。與德國士兵有過戀愛關係的法國婦女被公開羞辱並被剃光頭。還有一波草率處決浪潮,估計造成約10000人死亡。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掌握控制權時,「合法清洗」(Épuration légale)開始了。沒有對法國合作者進行國際戰爭罪審判,他們在國內法院受審。調查了大約300000起案件,12萬人被判處各種刑罰,其中死刑6763人(僅執行791人)。幾年後,大多數罪犯都獲得了特赦。

義大利

1947年與義大利簽訂的和平條約標誌著義大利殖民帝國的終結。1947年巴黎和約迫使義大利支付3.6億美元(按 1938年價格計算的美元)戰爭賠款:向南斯拉夫支付1.25億美元,向希臘支付1.05億美元,向蘇聯支付1億美元,向衣索比亞支付2500萬美元,向阿爾巴尼亞支付500萬美元。在1946年的義大利政體公投中,義大利君主制被廢除,這與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剝削有關。

與德國和日本不同,義大利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沒有受到戰爭罪法庭的審判,儘管義大利抵抗運動在戰爭結束後處決了其中的一些人(例如墨索里尼);1946年以當時的共產黨書記命名的陶里亞蒂大赦赦免了所有戰時常見的政治罪行。

奧地利

奧地利聯邦國已經在1938年被德國吞併。直到1955年《奧地利國家條約》結束盟軍對奧地利的占領之後,奧地利才再次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日本

1947年至1986年,美國管理太平洋群島託管地密克羅尼西亞
1946年3月廣島市拍攝的無聲電影片段顯示倖存者燒傷嚴重,滿身瘡痍

戰後,盟軍撤銷了日本殖民地,如滿洲朝鮮半島南部被美國軍事占領,北部被蘇聯占領菲律賓關島英語Japanese occupation of Guam歸還美國。緬甸馬來亞新加坡歸還英國,法屬印度支那英語French Indochina in World War II歸還法國。荷屬東印度群島將交還荷蘭,但遭到抵制,導致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戰爭。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曾秘密將日本千島群島南庫頁島交易給蘇聯,以換取蘇聯加入對日戰爭。[26]蘇聯占領千島群島,引發了直至今日的俄日千島群島領土爭端

數十萬日本人被迫遷往日本本土沖繩成為美國的主要中轉站。美國的軍事基地覆蓋其大片地區,並繼續占領直到1972年沖繩返還。在對主要島嶼的占領結束多年之後,基地仍然存在。為了繞過《日內瓦公約》,盟軍將許多日本士兵歸類為日本投降人員而不是戰俘,並將他們用作強迫勞動,直到1947年。英國、法國和荷蘭徵募了一些日本軍隊,以對抗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抵抗力量。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同時盟軍向日本收取賠款。

為了進一步消除日本未來潛在軍事威脅的地位,遠東委員會決定對日本去工業化,目標是將日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1930年至1934年之間的水平。[27][28]最後,日本的去工業化計劃實施程度低於德國。[27]日本和德國一樣從占領區政府援助和救濟計劃(GARIOA)得到了緊急援助。1946年初,亞洲特許救援機構(LARA)成立並獲准向日本人提供食物和衣服。1948年4月,約翰斯頓委員會的報告建議日本應該重建經濟,因為美國納稅人的持續緊急援助成本很高。

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倖存者被日本社會排斥。日本直到1952才向這些人提供特別援助。[29]到爆炸發生65周年之際,廣島市[30]長崎市的最初襲擊和後來的死亡總傷亡人數分別達到27萬和15萬。[31]截至2010年,約有23萬名經歷者仍然活著,[30]截至2007年,約有2200人患有輻射引起的疾病。[32]

芬蘭

在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戰爭中,蘇聯入侵芬蘭併吞並了其部分領土。從1941年到1944年,芬蘭與納粹德國結盟,但未能從蘇聯手中奪回失去的領土。芬蘭在戰後保持了獨立,但在其國內事務中仍然受到蘇聯施加的限制。

波羅的海國家

在1940年蘇聯入侵和吞併了一些中立的波羅的海國家,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1941年6月,波羅的海各國蘇維埃政府對「人民公敵」進行了大規模驅逐;結果,當納粹軍隊在一周後入侵這些國家後許多人將他們視為解放者。

大西洋憲章》承諾在戰爭期間被剝奪自決權的人享有自決權。在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主張該憲章的詮釋較弱,允許蘇聯繼續控制波羅的海國家。[33] 1944年3月,美國接受了邱吉爾的觀點,即大西洋憲章不適用于波羅的海國家。[34]

隨著戰爭結束蘇聯軍隊的回歸,森林兄弟發動了游擊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中期。

菲律賓

估計有100萬菲律賓軍人和平民死於各種原因,其中131028人被認定死於72起戰爭罪行事件。根據美國在戰後數年發布的統計分析,美國傷亡人數為10380人,36550人受傷;日本死亡人數為255795人。[35]

人口遷移

德國人被驅逐出蘇台德地區

由於戰勝國劃定了新邊界,大量人口突然發現自己處於敵對領土。蘇聯接管了以前由德國、芬蘭、波蘭和日本控制的地區。波蘭失去了克雷西地區(約占其戰前領土的一半)並獲得了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的德國大部分地區,包括西里西亞的工業區。德國的薩爾州暫時是法國的保護國,但後來又回到了德國的管理之下。根據波茨坦會議的規定,大約有1200萬人被驅逐出德國,其中700萬人被德國本土驅逐,300萬人被驅逐出蘇台德地區

在戰爭期間,大日本帝國襲擊珍珠港後,美國政府拘禁了大約110000名住在美國太平洋沿岸的日裔美國人和日本人。[36][37] 加拿大拘留了大約 22000名日裔加拿大人,其中14000人出生在加拿大。戰後,一些被拘禁者選擇返回日本,而大多數留在北美。

波蘭

蘇聯從靠近寇松線的新邊界以東驅逐了至少200萬波蘭人。這個估計是不確定的,因為波蘭共產黨政府和蘇聯政府都沒有記錄被驅逐的人數。根據波蘭官方統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居住在波蘭邊境(克雷西地區)的波蘭公民人數約為1300萬。在源自波蘭邊境領土的戰爭中喪生的波蘭公民(被德國納粹政權和蘇聯政權殺害或被驅逐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地區) 在蘇聯官方史學中被記錄為俄羅斯、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的戰爭傷亡人數。這一事實給正確估計戰後被迫轉移的波蘭公民人數增加了額外的困難。[38] 邊界變化也扭轉了1919-1920年波蘇戰爭的結果。前波蘭城市如利沃夫受到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控制。此外,蘇聯在其境內轉移了超過200萬人;其中包括德國人、芬蘭人、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人

戰後緊張局勢

歐洲

二戰後蘇聯的擴張、中東歐邊界的變化和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

西方盟國和蘇聯之間所組成的聯盟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就開始惡化,[39]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就是否應該承認由羅斯福和邱吉爾支持的波蘭流亡政府,還是由史達林支持的臨時政府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史達林取得了勝利。[40]

一些盟國領導人認為美蘇之間有可能發生戰爭。1945年5月19日,美國副國務卿約瑟夫·格魯甚至說這是不可避免的。[41][42]

1946 年 3 月 5 日,溫斯頓·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的鐵幕演講中說,「陰影」已經籠罩歐洲。史達林的回應是指責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不可能共存。[43] 1948年中期,蘇聯對柏林的西部占領區實施封鎖

由於歐洲緊張局勢加劇以及對蘇聯進一步擴張的擔憂,美國政府於1949年提出了一項應急計劃。它考慮可能與蘇聯及其盟國進行核戰爭和常規戰爭,以對抗預計蘇聯可能在1957年左右開始接管西歐、近東和東亞部分地區。作為回應,美國將用原子彈和高爆彈使蘇聯受挫,然後入侵並占領該國。[44] 後來,為了在對抗蘇聯常規力量的同時減少軍費開支,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將採取大規模報復戰略,依靠美國核打擊的威脅來阻止蘇聯對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無核入侵。該戰略需要美國核力量的集結,並相應減少美國的非核地面和海軍力量。[45][46] 蘇聯將這些發展視為「原子勒索」。[47]

在希臘,1946 年英美支持的保皇派勢力與共產主義領導的勢力爆發內戰,保皇派勢力成為勝利者。[48] 由於擔心蘇聯即將突破北約防線,進入石油資源豐富的中東,美國向希臘和鄰國土耳其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計劃。1947年3月12日,為了獲得國會對援助的支持,杜魯門總統將援助描述為促進民主以捍衛「自由世界」,這一原則被稱為「自由世界」或杜魯門主義[49]

美國尋求促進經濟強大和政治統一的西歐,以應對蘇聯構成的威脅。這是公開進行諸如歐洲復甦計劃之類的戰略來完成的,該計劃鼓勵歐洲經濟一體化。旨在抑制和控制德國工業的國際魯爾區控制局演變為歐洲煤鋼共同體,這是歐盟的前身。美國還暗中促進歐洲一體化,例如利用美國統一歐洲理事會(ACUE)向歐洲聯邦主義運動提供資金。為了確保西歐能夠抵禦蘇聯的軍事威脅,西歐聯盟成立於 1948 年,北約成立於1949 年。北約第一任秘書長伊斯梅勳爵曾有句名言,該組織的目標是「將俄羅斯人拒之門外,讓美國人進來,讓德國人失望」。然而,沒有西德的人力和工業產出,西歐的常規防禦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在1950年尋求促進歐洲防務共同體,其中包括重新武裝西德。當法國議會否決時,這一嘗試失敗了。1955年5月9日,西德被北約接納,其直接的結果是五天後華沙條約組織成立。

亞洲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世界殖民地圖

在亞洲,由於東西方的分裂、歐洲殖民地的民族去殖民化運動以及日本軍隊的投降而變得複雜。

中國

A Chinese man in military uniform, smiling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He holds a sword in his left hand and has a medal in shape of a sun on his chest.
中國國民黨蔣中正委員長

按照雅爾達會議的協議,蘇聯本應共同抗日卻拖延三個月直到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日本即將投降前幾天對日開戰蘇軍進入滿洲,也就是日本當地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所有日本定居者都被迫離開。蘇聯拆走了日本前幾年在滿洲建立的工業基地。由於蘇聯的存在,滿洲也成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基地。

戰後,由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軍隊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第一次國共內戰中國抗日戰爭時暫時中止。與日本侵略者的抗戰增加了部分中國民眾為了抗日加入延安的共產黨,同時削弱了真正在戰爭中耗盡力量的中國國軍。1946年6月,國共之間爆發了全面內戰。美國支持國民黨,但也支持共產黨,以斷油斷彈要脅中國國軍停戰與共產黨進行和談,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方面和談卻一方面出兵,最終還是取得了勝利,並在中國大陸地區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兩者敵對行動在1950年基本停止。

隨著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蘇聯放棄了二戰期間向西方盟國要求在中國建立軍事基地。

韓戰的爆發轉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注意力,同時,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撓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台灣。1950年至1979年間,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發生了斷斷續續的軍事衝突。中華民國在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但沒有正式的和平條約或停戰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曾放棄用武力侵占中華民國最後的國土-金門、馬祖、澎湖及台灣等島嶼,將台灣視為屬於它的尚未實際控制省份,並表示反對台獨。即便如此,兩岸之間的緊張局勢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例如陳江峰會(2008-2011年)。

朝鮮半島

韓戰期間兩國邊界的演變

雅爾達會議上,盟軍同意將戰後未分裂的朝鮮置於多國託管之下。日本投降後,該協定被修改為蘇美聯合占領朝鮮[50]協議內容是朝鮮北方由蘇聯、南方由美國瓜分和占領。[51]

朝鮮半島以前受日本統治,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後部分被紅軍占領。根據美國戰爭部的命令,占領線在北緯38度線左右。[50][52]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在首府京城(今首爾)成立。[53][54]美國軍事指揮官約翰·R·霍奇中將招募了許多前日本朝鮮總督府官員在這個政府中任職。[55]在軍事線以北,蘇聯人將遣返的朝鮮民族主義游擊隊解除武裝和復員,這些游擊隊在二戰期間與中國軍隊一起在滿洲對抗日本。與此同時,蘇維埃為北方的親共勢力提供了重型武器裝備。[56]1948年,軍事路線成為政治路線,38度線南北先後成立了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都聲稱自己是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權,兩年後韓戰爆發。

馬來亞

1946年英國殖民地馬來亞爆發勞工抗議和內亂。1948年,隨著恐怖主義行為的爆發,殖民當局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局勢惡化為全面的反殖民叛亂,或叛亂分子所稱的反英民族解放戰爭,由馬來亞共產黨的軍事部門馬來亞人民解放軍(MNLA)領導。[57] 馬來亞緊急狀態將持續12年,於1960年結束。1967年,共產黨領導人陳平重新開始敵對行動,導致了第二次緊急狀態並持續到1989年。

法屬印度支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由現在的越南寮國柬埔寨組成)發生的事件為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奠定了基礎,進而導致了越南戰爭

二戰期間,維琪法國結盟的殖民當局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共產主義控制的越盟共同陣線 (由盟國支持)於1941年在殖民地的越南人之間成立,以爭取越南的獨立,對抗日本和戰前的法國列強。在1945年越南饑荒之後,由於前線發動叛亂、洗劫米倉並敦促越南人拒絕納稅,越盟的支持得到了加強。由於法國殖民當局開始與自由法國進行秘密會談,日本於1945年3月9日將他們拘禁。 日本於8月投降,這造成了權力真空,越盟在八月革命中掌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然而,盟國(包括蘇聯)都同意該地區屬於法國。國民黨領導的中國軍隊從北方進入,英國從南方進入,然後將權力移交給法國,這一過程於1946年3月完成。 試圖將越南民主共和國與法國合併統治失敗,越盟發起反抗法國統治的叛亂,同年開始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越盟在寮國和柬埔寨組織了共同戰線與法國人作戰)。

戰爭於1954年隨著法國撤軍和越南分裂而結束。越南民主共和國控制了北方,而南越則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由吳廷琰掌控,後者因拒絕舉行美國選舉而受到支持。南方共產黨最終組織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爭取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下統一南北,從而開始了越南戰爭,並以越南民主共和國於1975年征服南方而告終。

荷屬東印度群島

一名士兵檢查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使用的輕型坦克,該坦克在泗水的戰鬥中被英國軍隊俘獲

日本在戰爭期間入侵並占領了印度尼西亞,並取代了荷蘭殖民的大部分地區。儘管最高職位由日本人擔任,但荷蘭公民被拘禁意味著印度尼西亞人擔任了許多領導和行政職位。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民族主義領導人蘇加諾穆罕默德·哈達宣布印度尼西亞獨立。荷蘭人試圖重建殖民地,並為此使用了他們因馬歇爾計劃而獲得的大部分援助,隨後進行了四年半的鬥爭。[58] 尋求在亞洲重建殖民統治的英國軍隊直接幫助了荷蘭人。英國還保留了 35000名日本投降人員的武器,以與印度尼西亞人作戰。

儘管荷蘭軍隊重新占領了印度尼西亞的大部分領土,但隨後發生了游擊戰,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以及國際輿論都支持印度尼西亞獨立。1949年12月,荷蘭正式承認印度尼西亞的主權。

秘密行動和間諜活動

雅爾達會議上的「三巨頭」 :溫斯頓·邱吉爾富蘭克林·D·羅斯福約瑟夫·史達林。二戰後,這三個國家的外交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英國在波羅的海國家的秘密行動始於 1944年。在叢林行動中,秘密情報局(稱為軍情六處)招募和訓練了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以便在1948年至1955年間在波羅的海國家從事秘密工作。行動的領導人包括阿方斯·雷班、斯塔西斯·齊曼塔斯和魯道夫斯·西拉拉傑斯。這些特工是在「英國波羅的海漁業保護局」的掩護下行動的。他們從英國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發,使用改裝的二戰S艇,由納粹德國海軍的前成員擔任船長和船員。[59] 英國情報部門還訓練反共特工從芬蘭邊境滲透到俄羅斯,並下令暗殺蘇聯官員。[60] 最後,金·費爾比克格勃提供的反情報使克格勃能夠滲透並最終控制軍情六處在波羅的海國家的整個情報網絡。[61]

越南和中東後來會損害美國在歐洲取得成功時獲得的聲譽。[62]

克格勃認為,可以贏得冷戰舞台的是第三世界而不是歐洲。[63] 莫斯科將在後來推動在非洲的軍備集結。在後來的幾年裡,作為冷戰代理人的非洲國家往往成為自己的「失敗國家」。[62]

招募前敵方科學家

V-2火箭在波羅的海德國海岸的佩內明德發射(1943年)

當戰後歐洲的分裂開始出現時,英國和美國的戰爭罪行計劃和去納粹化政策有所放鬆,有利於招募德國科學家,尤其是核和遠程火箭科學家。[64] 其中許多人在被捕之前,曾在波羅的海沿岸德國陸軍研究中心佩內明德研究德國V-2遠程火箭。在德國的西方盟軍占領軍軍官被命令拒絕與蘇聯合作分享戰時的秘密武器,[65] 為了恢復,特別是在德國航空技術和人員方面,英國派遣了費登特派團進入德國聯繫其航空技術中心和關鍵人員,同時美國還擁有自己的魯斯蒂行動航空技術人員和恢復計劃。

在「回形針行動」中,自1945年,美國引進了1600名德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作為欠美國和英國的智力賠償(intellectual reparations)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約100億美元(2020 年為1330億美元)的專利和工業流程。[66] 1945 年底,三個德國火箭科學家小組抵達美國,在德克薩斯州布利斯堡新墨西哥州白沙飛彈靶場作為「戰爭部特別雇員」執行任務。[67]

一些回形針行動科學家的戰時活動隨後受到調查。[68] 亞瑟·魯道夫(Arthur Rudolph)於1984年離開美國,以免被起訴。[69] 同樣,1946年參與回形針行動來到美國的喬治·里奇(Georg Rickhey)於1947年返回德國接受米特爾堡-多拉納粹集中營戰爭罪審判。在他被無罪釋放後,他於1948年返回美國並最終成為美國公民。[70]

蘇聯於1946年開始了奧索維阿欣行動(Operation Osoaviakhim)。內務人民委員會和蘇聯軍隊成功地將數千名與軍事相關的技術專家從戰後德國的蘇聯占領區運送到蘇聯。[71] 蘇聯人使用了 92 列火車運送專家及其家人,估計有 10,000-15,000 人。[72] 許多相關設備也被轉移,目的是將研究和生產中心從德國轉移到蘇聯,例如在米特爾維克(Mittelwerk)諾德豪森搬遷的V-2火箭中心。搬遷的人中有赫爾穆特·格羅特(Helmut Gröttrup)和來自米特爾維克的大約 200 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73] 其人員也來自AEGBMW的Stassfurt集團、法本公司的化學工廠、容克斯肖特集團、Siebel公司、德律風根蔡司公司

行動由內務人民委員會副上校謝羅夫指揮,[74] 在當地蘇聯軍事管制局的控制之外。 此次行動的主要原因是蘇聯害怕因不遵守盟國管制理事會關於清除德國軍事設施的協議而受到譴責。[75] 一些西方觀察家認為奧索維阿欣行動是對德國統一社會黨在選舉中失敗的報復,儘管該行動在此之前顯然是有計劃的。[76]

國際聯盟的解體和聯合國的成立

1946年4月18日,國際聯盟不復存在時,顯示原國際聯盟成員國(綠色和紅色)的世界地圖

作為戰爭的普遍後果以及為了維護國際和平,[77]同盟國於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了聯合國[78]聯合國取代了已不復存在的國際聯盟。作為政府間組織,國際聯盟於1946年4月20日正式解散,但實際上早在1939年就停止運作,無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聯合國繼承了國際聯盟的一些機構,例如國際勞工組織

國際聯盟託管地,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易手的領土,成為聯合國託管領土。西南非洲除外,仍然按照最初的授權條款管理。作為聯盟的繼任機構,聯合國仍然承擔著對該領土的監督作用。但澤自由市是半自治城市國家,部分由聯合國監督,後來成為波蘭的一部分。

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作為所有人民和所有國家取得成就的共同標準」。蘇聯對該宣言投了棄權票。美國不批准的社會和經濟權利的部分。[79]

五個主要盟國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常任理事國可以否決任何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這是唯一根據國際法具有約束力的聯合國決議。五個常任理事國是:美國英國法國蘇聯中華民國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成立,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繼續享有原有地位。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中華民國遭聯合國排除,原有地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常任理事國地位。

未解決的衝突

有少數日本士兵因沒有收到投降命令等原因而在一些地區繼續留守,如小野田寬郎[80]橫井莊一[81]

儘管現在所有的敵對行動都已結束,但由於俄日千島群島爭端,日本和俄羅斯之間從未簽署過和平條約。[82]

經濟影響

到戰爭結束時,歐洲經濟已經崩潰,大約70%的工業基礎設施被摧毀。[83] 蘇聯約有1710座城鎮、70000座村莊和31850座工業設施遭到摧毀。[84] 戰後,各國經濟的恢復情況並不相同,但總體上是比較強勁的,尤其是在美國。

在歐洲,西德在盟軍占領的最初幾年經濟持續下滑後迎來了復甦,到1950年代末,產量比戰前水平翻了一番。[85] 義大利在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逐漸擺脫了戰爭的陰影,[86] 到了1950年代,義大利經濟以穩定高速增長為主要特徵。[87] 法國經濟在莫內計劃下迅速反彈並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88] 相比之下,英國在戰後處於經濟崩潰狀態[89] 並且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繼續經歷一定的經濟衰退。[90]

蘇聯在戰後時期也經歷了產量的快速增長。[91] 日本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到198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之一。[92] 第二次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基本上一窮二白。到1953年,隨著生產恢復到戰前水平,經濟恢復似乎相當成功。[93] 儘管在災難性的大躍進期間這種經濟復甦被打斷了,但這種經濟增長的態勢依然存在,直到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

由於美國本土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在戰爭結束時,美國擁有世界大約一半的工業產值。此外,其大部分戰前工業已轉為戰時使用。因此,美國的工業和民用基礎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要好得多,因此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擴張。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45年的2280億美元增加到1975年略低於1.7萬億美元。[94][95]

未爆彈藥

未爆彈藥在當今繼續構成危險。2017年,有5萬人從漢諾瓦撤離,以便拆除二戰時期的炸彈。[96]

日本在入侵中國時遺留下大量的化學武器,中國和日本一直在共同開展化學武器清理工作。中國政府表示自1945年戰爭結束後已有數千人因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而傷亡。[97]

環境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科學家並沒有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化學武器庫的程序。在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的指示下,化學武器以公噸重裝上船並傾倒入海。由於記錄保存不當,傾倒的確切位置尚不清楚,但估計有100萬噸化學武器留在洋底,它們正在生鏽並構成洩漏風險。據報導,在義大利沿海的一些地區發生了芥子氣洩露,並且在德拉瓦州發現了硫芥子氣彈,這很可能是與貝類貨物一起帶入的。[98]

另見

參考資料

  1. ^ The Dominance of England, Dorothy Crisp, Holborn Publishing, London 1960, pp. 22–26,
  2. ^ The World at War, Mark Arnold-Foster, BCA London, 1974, pp. 286–7,
  3. ^ Sunday Times September 6, 2009 by Max Hastings
  4. ^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aul Johnson,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97, pp. 647–8
  5. ^ Michael Ellman and S. Maksudov, "Soviet Deaths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 Not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6, No. 4, pp. 671-680
  6. ^ "20m Soviet war dead may be underestimate", Guardian, 30 April 1994 quoting Professor John Erickson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Defence Studies.
  7. ^ Edwin Bacon, "Glasnost and the Gulag: New Information on Soviet Forced Labour around World War II", Soviet Studies, Vol. 44, No. 6 (1992), pp. 1069–1086.
  8. ^ Michael Ellman, "Soviet Repression Statistics: Some Comment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4, No. 7 (Nov., 2002), pp. 1151–1172
  9. ^ Glenn E. Curtis, ed. Russia: A Country Stud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6
  10.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 revolution from above,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ISBN 978-90-420-2225-6
  11. ^ Roberts 2006,第43頁.
  12. ^ Wettig 2008,第20–21頁
  13. ^ Granville 2004.
  14. ^ Grenville 2005,第370–371頁.
  15. ^ Crampton 1997,第216–7頁.
  16. ^ Eastern bloc, The American Heritag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Third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5.
  17. ^ Cook 2001,第17頁.
  18. ^ Wettig 2008,第96–100頁.
  19. ^ Cost of Defeat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07-03-11. 時代雜誌, 8 April 1946
  20. ^ Naimark 1995,第206頁.
  21. ^ Frederick H. Gareau "Morgenthau's Plan for Industrial Disarmament in German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4, No. 2 (Jun., 1961), pp. 517-534
  22. ^ Ray Salvatore Jennings "The Road Ahead: Lessons in Nation Building from Japan, Germany, and Afghanistan for Postwar Iraq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3-02-01." May 2003, Peaceworks No. 49 pg.15
  23. ^ Ray Salvatore Jennings "The Road Ahead: Lessons in Nation Building from Japan, Germany, and Afghanistan for Postwar Iraq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3-02-01. May 2003, Peaceworks No. 49 p.15
  24. ^ "Pas de Pagaill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時代雜誌, 28 July 1947.
  25. ^ Staff. ICRC in WW II: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in Allied hand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 February 2005
  26. ^ Time, "Foreign Relations: Secret of the Kurils", 11 February 1946 URL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7. ^ 27.0 27.1 Frederick H. Gareau "Morgenthau's Plan for Industrial Disarmament in German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4, No. 2 (Jun., 1961), pp. 531
  28. ^ (Note: A footnote in Gareau also states: "For a text of this decision, see Activities of the Far Eastern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February 1946 to July 10, 1947, Appendix 30, p. 85.")
  29. ^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First contacts to the Pacific War", Ellis S. Krauss, Benjamin Nyblade, 2004, pg. 351
  30. ^ 30.0 30.1 Yomiuri Shimbun. [2021-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8-20). 
  31. ^ Montreal Gazette. [2010-11-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5-24). 
  32. ^ Japan Times.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11). 
  33. ^ Roger S. Whitcomb, "The Cold War in retrospect: the formative years," p. 18 "Churchill suggeste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the Atlantic Charter ought not be construed so as to deny Russia the frontier occupied when Germany attacked in 1941." Google Book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34. ^ Roger S. Whitcomb, "The Cold War in retrospect: the formative years," p. 18
  35. ^ Rottman, Gordon L. World War 2 Pacific island guid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18 [2012-01-09]. ISBN 978-0-313-31395-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1). 
  36. ^ National Park Service. Manzanar National Historic Sit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37. ^ Variou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list counts between persons.
  38. ^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ISBN 0231053525, p.558
  39. ^ Kantowicz, Edward R. Coming Apart, Coming Together.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2000: 6. ISBN 0-8028-4456-1. 
  40. ^ Stewart Richardson, Secret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Richardson & Steirman, 1986, p.vi. ISBN 0-931933-05-6
  41. ^ Yefim Chernyak and Vic Schneierson, Ambient Conflicts: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ISBN 0-8285-3757-7,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p. 360
  42. ^ Challener, R. D.; Grew, J. C.; Johnson, W.; Hooker, N. H. Career Diplomat: the Record of Joseph C. Grew. World Politics. 1953, 5 (2): 263–279. JSTOR 2008984. doi:10.2307/2008984. 
  43. ^ Anthony Cave Brown, Dropshot: The United States Plan for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1957, New York: Dial Press, 1978, p.3
  44. ^ Cave Brown, op cit, p. 169
  45. ^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7-9
  46. ^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6, New York: John Wiley, 1968, pp.123-200
  47. ^ Chernyak, op cit, p.359
  48. ^ Christopher M Woodhouse, The Struggle for Greece 1941–1949, London: Hart-Davis 1976, pp.3-34, 76-7
  49. ^ Lawrence S Wittner, "How Presidents Use the Term 『Democracy』 as a Marketing Tool"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Retrieved 2010-10-29.
  50. ^ 50.0 50.1 Dennis Wainstock, Truman, McArthur and the Korean War, Greenwood, 1999, p.3
  51. ^ Dennis Wainstock, Truman, McArthur and the Korean War, Greenwood, 1999, pp.3, 5
  52. ^ 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Korea: The unknown war, London: Viking, 1988, pp. 10, 16, ISBN 0-670-81903-4
  53. ^ Edward Grant Mead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in Korea, : King's Crown Press 1951, p.78
  54. ^ A. Wigfall Green, The Epic of Korea,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0, p. 54
  55. ^ Walter G Hermes, Truce Tent and Fighting Front, Washington, D.C.: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92, p. 6
  56. ^ James M Minnich, The North Korean People's Army: origins and current tactic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pp.4-10
  57. ^ Mohamed Amin and Malcolm Caldwell (eds.), The Making of a Neo Colony, London: Spokesman Books, 1977, footnote, p. 216
  58. ^ Kahin, George Mcturna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 Google Books. 2003 [2009-08-18]. ISBN 978-0-87727-734-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3). 
  59. ^ Sigured Hess, "The British Baltic Fishery Protection Service (BBFPS) and the Clandestine Operations of Hans Helmut Klose 1949–1956."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vol. 1, no. 2 (Winter 2001)
  60. ^ Tom Bower, The Red Web: MI6 and the KGB, London: Aurum, 1989, pp. 19, 22-3 ISBN 1-85410-080-7
  61. ^ Bower, (1989) pp. 38, 49, 79
  62. ^ 62.0 62.1 Judt, "A Story Still to Be Told"
  63. ^ Christopher Andrew & Vasili Mitrokhin, The World was Going Our Way: The KGB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foreword, p. xxvi
  64. ^ Tom Bower, The Paperclip Conspiracy: Battle for the spoils and secrets of Nazi Germany,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7, pp.75-8, ISBN 0-7181-2744-7
  65. ^ Bower, op cit, pp.95-6
  66. ^ Naimark,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parations: 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in Postwar Germany p.60
  67. ^ Huzel, Dieter K. Peenemünde to Canavera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0: 27,226. 
  68. ^ Walker, Andres. Project Paperclip: Dark side of the Moon. BBC news. 2005-11-21 [2008-10-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28). 
  69. ^ Hunt, Linda. NASA's Nazis. Nation. May 23, 1987 [2021-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16). 
  70. ^ Michael J. Neufeld. Von Braun: Dreamer of Space, Engineer of War Vintage Series. Random House, Inc. 2008 [2021-07-17]. ISBN 978-0-307-38937-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1). 
  71. ^ Naimark 1995,第220頁.
  72. ^ Naimark, 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21-07-17]. ISBN 0-674-78405-7. OCLC 322762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02). 
  73. ^ Naimark 1995,第221頁.
  74. ^ Naimark 1995,第227頁.
  75. ^ Naimark 1995,第25頁.
  76. ^ Naimark 1995,第225頁.
  77. ^ Yoder, Amos.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p. 39.
  78. ^ History of the UN 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存檔日期2010-02-18.
  79. ^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Questions and Answers (PDF). Amnesty International: 6. [2008-06-02].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08-06-26).  已忽略未知參數|df= (幫助)
  80. ^ Willacy, Mark, Japanese holdouts fought for decades after WWII,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0-11-13 [2021-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28) (澳大利亞英語) 
  81. ^ Omi, Hatashin. Private Yokoi's war and life on Guam, 1944-1972 :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s longest WWII survivor in the field and later life. Folkestone, Kent, UK: Global Oriental. 2009. ISBN 978-90-04-21304-3. OCLC 754773631. 
  82. ^ 日俄为何长期未能签署和平条约? _光明网. www.gmw.cn. [2021-07-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30). 
  83. ^ "Who benefits from global violence and war: uncovering a destructive system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arc Pilisuk, Jennifer Achord Rountree (2008).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p.136. ISBN 0-275-99435-X
  84. ^ The New York Times, 9 February 1946, Volume 95, Number 32158.
  85. ^ Dornbusch, Rüdiger; Nölling, Wilhelm; Layard, P. Richard G.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Lessons for the East Toda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3: 29. ISBN 0-262-04136-7. 
  86. ^ Bull, Martin J.; Newell, James. Italian Politics: Adjustment Under Duress. Polity. 2005: 20. ISBN 0-7456-1299-7. 
  87. ^ Bull, Martin J.; Newell, James. Italian Politics: Adjustment Under Duress. Polity. 2005: 21. ISBN 0-7456-1299-7. 
  88. ^ Harrop, Martin. Power and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3. ISBN 0-521-34579-0. 
  89. ^ Dornbusch, Rüdiger; Nölling, Wilhelm; Layard, P. Richard G.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Lessons for the East Toda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93: 117. ISBN 0-262-04136-7. 
  90. ^ Emadi-Coffin, Barbara.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utledge. 2002: 64. ISBN 0-415-19540-3. 
  91. ^ Smith, Alan. Rus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Problems of Integration. Routledge. 1993: 32. ISBN 0-415-08924-7. 
  92. ^ Harrop, Martin. Power and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ISBN 0-521-34579-0. 
  93. ^ Harper, Damian. China. Lonely Planet. 2007: 51. ISBN 978-1-74059-915-3. 
  94. ^ Kunkel, John. 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 Demanding Results. Routledge. 2003: 33. ISBN 0-415-29832-6. 
  95. ^ CountryEconomy.com. United States: GDP. [2017-07-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06). 
  96. ^ Unexploded ordnance in Germany - a legacy of the Allied Forces. DW. July 5, 2017 [2021-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1). 
  97. ^ China says 2,500 wartime Japanese chemical weapons destroyed. AP NEWS. 2017-01-17 [2021-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5) (英語). 
  98. ^ Curry, Andrew. Chemical Weapons Dumped in the Ocean After World War II Could Threaten Waters Worldwide. Smithsonian Magazine. November 11, 2016 [2021-07-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23).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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