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也被外界稱為「外蒙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蘇聯關係密切，由總理霍爾洛·喬巴山領導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政府統治。蘇聯對日宣戰前，蒙古保持正式的中立態度。蒙古人民軍部隊於1939年夏參加了諾門罕戰役，並於1945年8月參加了蘇聯入侵滿洲。
蘇聯-蒙古關係
蒙古和蘇聯兩國的關係由1934年11月27日的「君子協定」管轄，在1936年3月12日的《蘇蒙互助協定書》中正式確定。該條約建立了一個相互防禦的軍事同盟，並且承諾雙方將部隊部署到對方領土上。這些協議針對的是佔領滿洲並進入內蒙古的日本，其目的是保護蘇聯的西伯利亞鐵路。在整個蘇德戰爭中，該國向蘇聯提供了諸如牲畜，原材料，金錢，食物和軍事服裝等經濟和人力支持。外蒙古當時的人口少於一百萬，直到1945年仍被大多數國家認為是中華民國的分離省份。蒙古是當時並未公認為主權國家的兩個蘇聯衛星國之一，另一個是圖瓦人民共和國，都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7年8月13日，作為支持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同時避免日本可能的入侵，蘇聯決定沿蒙古的南部和東南部邊界（今中蒙邊界）部署部隊。計劃獲得蒙古政府的同意後，8月24日，蘇聯副國防部長彼得·斯米爾諾夫和一組小型工作人員抵達蒙古，負責監督蘇聯第17集團軍的轉移。蘇聯軍隊的到來與一系列強化的紅色恐怖和清洗（「大鎮壓」）相吻合。1939年5月31日，最高蘇維埃第三次會議上，外交委員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宣布：我們將像捍衛自己的邊界一樣堅決捍衛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界。蒙古直接參與了1939年5月持續至9月的諾門罕戰役。
蒙古於1940年7月18日與日本傀儡國滿洲國簽署了一項協議。在1941年4月13日的《蘇日中立條約》中，兩國承認蒙古的中立地位及其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它的地理位置意味著它成為日本部隊控制的蒙疆政府和蘇聯之間的緩衝區。除了保持10％左右的武裝人口外，蒙古還向蘇聯軍方提供了物資和原材料，並資助了幾個軍事單位，例如「革命蒙古」坦克旅和「蒙古阿拉特」中隊以及50萬匹馬匹。還有300多名蒙古軍事志願人員在東線戰鬥。
在1945年蘇蒙聯軍針對日本軍及其盟友滿洲國軍和內蒙軍的軍事行動中，蘇聯領導的蒙古軍隊隸屬於蘇聯-蒙古騎兵機械化集團，該集團由普利耶夫上將指揮。蒙古部隊包括第5，6，7和8蒙古騎兵師，第7摩托化裝甲旅，裝甲車旅和第3砲兵團。1945年8月10日，第一支蒙古軍隊與蘇聯盟國越過邊界進入日本佔領的中國，二十四小時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小呼拉爾（議會）正式對日宣戰。
今天，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南部的宰桑紀念碑仍向二戰中遇難的蘇聯士兵致敬。中國河北省張家口市也有蘇蒙聯軍烈士紀念塔。
與日本及滿洲國的衝突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滿洲事變，全面佔領東北四省，1932年成立聽命日本的滿洲國。蘇聯遠東地區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面臨日本的戰爭入侵威脅。1932年9月15日簽署《日滿議定書》。第二條規定：「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脅，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以該議定書為基礎，日滿軍事協定委員會制定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案》，規定當一方或雙方遭到第三國侵略時，兩國軍隊將在日本國軍事指揮官的統一指揮下行動。1932年起，日軍開始以四年計劃旨在充實駐滿洲兵力、改善裝備等應急的軍備建設。[1]蘇軍從1933年春開始在遠東地區構築堅固的邊境陣地，並開始增兵。1934年6月，遠東蘇軍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總兵力約23萬就；日軍駐滿兵力只有3個師、1個機械化旅、騎兵集團、3個獨立守備隊、約80架飛機，兵力約5萬人，加上日軍駐朝兵力，也不及遠東蘇軍的十分之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在與蘇軍遠東兵力的對比上，駐滿洲和朝鮮的兵力至少要始終保持相當於蘇軍的十分之八，並儘早將航空兵力增強到相當干蘇軍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為目標，迅速擴充軍備。[1]1935年初，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地區（呼倫貝爾）的軍事部署基本就緒，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下轄騎兵第1旅團、騎兵第4旅團，由笠井中將指揮，不斷在滿蒙邊界製造軍事挑釁摩擦，試探蒙古人民共和國軍事實力和政治態度。1935年1月，蒙滿雙方爭奪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爾哈廟，日本將這次武裝衝突稱為「哈爾哈廟戰鬥」。1935年日蒙之間發生了176次邊境軍事衝突。經日蘇交涉，滿蒙雙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滿洲里召開「滿蒙國境會議」，解決雙方邊界線問題，史稱「滿洲里會議」。滿洲國代表團正式成員共4人，首席代表為興安北省省長凌陞，還有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為烏爾金少將，滿洲國軍政部部員齋藤正銳陸軍少佐（實際是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滿洲國外交部政務司長神吉正一。但由於騎兵兵種單一，加上重武器不足，難以勝任對蒙古的威懾挑釁目的。關東軍於1936年2月由駐公主嶺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抽調摩托化歩兵1個大隊、山砲1個小隊、戰車1個中隊（輕裝甲車9輛）組成一個特遣支隊，支隊長澀谷安秋大佐，進駐海拉爾，暫配屬於騎兵集團長笠井中將指揮，松村黃次郎中佐指揮的海拉爾陸航戰鬥機部隊擔任空中支援。蘇蒙兩國根據《蘇蒙互助協定書》的共同防禦條款多次擊退日軍的襲擾。[2]1936年3月30日阿達格多蘭事件之中，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內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裝甲車約10輛（裝備45mm砲）擊潰日滿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軽裝甲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戰歿，澀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1936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布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廢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須向參謀本部總長實行事前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內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的對方屍體。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3]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紮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裝攻擊時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軍進駐蒙古，與蒙古共同建設防禦工程。1938年7月日本陸軍第二十三師團從日本進駐海拉爾，原駐呼倫貝爾的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調往蒙疆參加對華戰爭。1938年7月30日，日、俄兩軍在滿、蘇、朝交界的張鼓峰便因為邊界糾紛發生武裝衝突，結果十日後的8月10日雙方議和，簽訂停戰協定。1938年10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別軍進駐蒙古境內，加強了對蒙古東部和南部地區的防禦。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經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許可後，作為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於4月25日向聯隊級以上軍官直接傳達該綱要的實施命令。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滿蘇國境之蘇軍非法行為，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指出「在國境線不明確的地區，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地進行國境線認定」。1939年5月至9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國境爆發了戰役級別的大兵團機械化會戰—諾門罕戰役，蘇蒙聯軍付出重大傷亡代價，殲滅了侵入的關東軍第二十三師團主力及滿洲國軍、興安軍。震懾了關東軍，使得滿洲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邊境保持了和平狀態直至1945年蘇聯廢除《日蘇中立條約》。
參考
注釋
書目
- Mongolia in World War II-1945"". Ньюс аженси. Retrieved 27 November 2016.
- Alan J. K. Sanders (201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3rd ed. (Plymouth: Scarecrow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