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動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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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動員辦公室(英語:Office of Defense Mobilization)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其職能是計劃、協調、指導和控制聯邦政府的所有戰時動員活動,包括人力、經濟穩定和運輸業務。它成立於1950年,成立初期三年是美國聯邦政府中最有權勢的機構之一。它於1958年與其他機構合併為民防及防衛動員局英語Office of Civil and Defense Mobilization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企圖進行動員工作遭到國會的抵制,這個歷史事件成為聯邦政府在戰爭檢討中得到的重要教訓之一,國家需要一個永久的、合理化的動員機構。[1][2][3][4]核戰爭的問事讓國家可動員的時機從數個月簡短為數週,因此設立動員專業籌畫與執行的單位刻不容緩。

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確立了這一新的動員體制。它授權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和中央情報局,將戰爭部和海軍合併為國防部(DOD),並建立了國家第一個動員機構,國家安全資源委員會英語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NSRB)。[1][2][3][5]

然而直到1950年之前,NSRB並未實行它的職能,因為國防部奪回了軍事採購的權力。然而在1950年6月25日朝鮮入侵韓國時,總統杜魯門試圖利用NSRB作為國家的動員機構。當年,因戰爭需求,美國國防預算翻倍達到500億美元。突如其來的需求導致民生物資短缺,包括食品、消費品和房屋價格都受到通貨膨脹影響,而NSRB介入控制市場物資價位、工資、原物料分配等,到1950年10月,通貨膨脹已經減弱,物資短缺也得到舒緩。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韓戰使得NSRB的努力付諸失敗。美國公眾因為恐慌心態而囤積物資,因此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市場的干預,並增加物資生產,但通貨膨脹率仍從1.3%躍升至7.9%。至1950年12月,公眾對戰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杜魯門和他的情報專家都預計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在明年春季爆發,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正在利用在韓國的軍事挫折來攻擊政府並推動他自己的政治前途。[2][3][6][7]

面對NSRB的工作失敗,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12月16日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並利用1950年9月通過的《國防生產法》授予他的權力,成立了國防動員辦公室。[1][2][3][6]

結構

國防動員辦公室於1950年12月16日由第10193號行政命令建立。該機構由總統任命的主任領導,該主任需經參議院確認並且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

ODM是總統執行辦公室的一部分。[8]ODM由兩個主要的組織組成:國防生產管理局:負責制定生產目標和監督生產運營;經濟穩定局:負責協調和監督工資和價格控制。[9]

最終,19個動員機構在ODM內部建立,以控制美國經濟的各個方面。[6]

歷史

杜魯門任命奇異公司總裁查爾斯·威爾遜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政府動員負責人領導ODM。威爾遜成為聯邦政府中最有權勢的人之一,媒體開始稱他為「聯合總統」。[2][3][6]

威爾遜迅速控制了經濟。所有原材料都在ODM的控制之下,ODM制定了生產配額,並命令企業向政府提供貨物和服務。未能達到生產配額的公司將會受到ODM的威脅。在現有製造中心附近並且電力充足的國防工廠分散在東南部和深南。政府限制對新工廠設備的投資,以便只滿足國家安全需求。此外,ODM在新工廠和設備上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以迅速擴大生產能力。對所有商品和服務實行嚴格的價格控制,工資受聯邦政府批准和控制。黑市人員受到嚴厲處罰。[2][3][10]

威爾遜的緊縮計劃非常有效:到1951年,通貨膨脹率回落至1.9%,經濟不再受到衰退威脅。[7]

儘管如此,國家的生產能力仍然滯後。1951年8月,對經濟實施了額外的控制。任何尋求原材料的製造商在購買此類材料之前必須首先獲得ODM的許可。ODM也開始控制鋼鐵在建築和汽車生產中的使用,甚至嚴重限制公立學校的建設,以轉移額外的鋼材以滿足國防需求。[2][3][11]

亨利·H·福勒於1952年9月8日宣誓就任ODM董事,在擔任ODM董事期間,領導ODM及其子機構國家生產局。

韓戰在不到一年之後於1953年7月27日結束。儘管ODM在秋季放寬大部分生產、工資和價格控制,但隨著冷戰的惡化,許多限制仍在繼續。[1][2][3]

在1952年11月艾森豪當選總統後,福勒於1953年初辭去了ODM職務。

艾森豪任命亞瑟·弗萊明為ODM總監。弗萊明於1957年2月6日辭職。

艾森豪於1957年3月14日任命戈登·格雷擔任ODM主管。然而,格雷的任期很短暫,1958年初,根據1949年「重組法」授予行政長官的權力,艾森豪總統發布了1958年第1號重組計劃。該計劃於1958年7月1日生效,合併ODM與聯邦民防局。繼任機構的名稱是國防和民用動員辦公室(ODCM),然後更名為民防和國防動員辦公室。[2][3][5]

影響

ODM從根本上改變了聯邦政府處理國防採購和動員的方式。[6]ODM還對美國的工業基礎進行了長期的經濟變革,這種變化導致了意想不到的後果。ODM將大部分國防工廠從西海岸、東北和中西部轉移到深南和東南部。這導致前三個地區在50年後持續去工業化。與此同時,大量工人跟隨國防廠商移居美國南部。這有助於重新調整國家的政治權力結構。ODM開始分散國防工廠,以保護國家免受敵人的攻擊。但這些變化導致共和黨的優勢地位和「南方基地英語Solid South」的崛起。[6][10]

參考資料

  1. ^ 1.0 1.1 1.2 1.3 Vawter,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The Relevant History, 2002.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1998.
  3.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 1997.
  4. ^ Gutmanis and Starns, "Whatever Happened to Defense Industrial Preparedness?", Joint Force Quarterly, Summer 1997.
  5. ^ 5.0 5.1 Brinkerhoff, "The Late, Great Arsenal of Democracy," ORBIS. Spring, 1995.
  6. ^ 6.0 6.1 6.2 6.3 6.4 6.5 Pierpaoli, "Truman's Other War: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Homefront, 1950-1953," Magazine of History, Spring 2000.
  7. ^ 7.0 7.1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Price Index, All Urban Consumers-(CPI-U), U.S. City Average, All Items, April 17, 2007.
  8. ^ Relyea,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 Historical Overview, November 28, 2006.
  9. ^ "Bureaucracy in Blossom," Time, February 26, 1951.
  10. ^ 10.0 10.1 Markusen, et al., The Rise of the Gunbelt: The Military Remapping of Industrial America, 1991.
  11. ^ "Industry Control Will Be Extend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August 8, 1951.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