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選舉騷亂
| 費城選舉騷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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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1742年10月1日 | ||
| 地點 | |||
| 起因 | 專有黨試圖通過恢復1739年的選舉法，設立選舉監督員，但雙方對於如何保證選舉公平無法達成一致 | ||
| 目標 | 貴格黨支持者 | ||
| 方法 | 鈍器襲擊 | ||
| 狀況 | 貴格黨支持者擊退了襲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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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方 | |||
| 領導人物 | |||
| 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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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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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選舉騷亂是1742年在英屬美洲賓夕法尼亞省費城發生的一場騷亂，引發騷亂的原因在於該市日益多元化的人口之間的政治分歧[1]。包括費城在內的賓夕法尼亞政治長期以來一直由貴格黨主導，但隨著以聖公會為主的專有黨日益威脅到貴格黨的政治主導地位，該市的緊張局勢日漸升溫。貴格會教徒和聖公會教徒分別主要由艾薩克·諾里斯二世和威廉·艾倫領導，兩人都備受尊敬並掌握著重要的政治權力。[2]為了影響投票結果，專有黨「僱傭武裝水手」來擾亂貴格黨的活動，而貴格黨則試圖讓「未入籍的德國人從國內來投票」[3]。1742年10月1日，即投票日，雙方爆發了暴力衝突。
背景
貴格黨多年來一直主導著費城的政治格局，而不斷增長的德國人口似乎是他們繼續主導局面的手段。約翰·金賽和艾薩克·諾里斯二世意識到了這一點，帶領貴格會教徒試圖說服德國人按照他們的利益投票。[4]說服日益增長的德國人口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成效，1739年至1740年間，投票率增加了兩倍[5]。德國人認為貴格會的和平主義很有吸引力，因為前者認為它可以保護他們免受徵兵和高稅收的侵害[5]。然而，除了與德國人做常規的生意外，約翰·艾薩克還通過向德國人提供財產來吸引德國人加入他們的事業[4]。
儘管貴格黨贏得了德國選民的支持，但他們和聖公會教徒一樣，對1715年後開始移居到殖民地的德國人感到不滿[6]。到了18世紀50年代，賓夕法尼亞州的德國人口大幅增加，殖民地40%的居民是德國人[6]。在同一時期，德國人的選票實際上是分裂的，在選舉中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然而，這種情況在18世紀6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當時專有黨開始招募同樣不受歡迎的荷蘭人到他們一邊，而貴格黨認為有必要加倍努力來獲得德國人的支持[6]。德國人對農業的熱愛遠超政治，因此他們並不自己努力獲取政治權力，而是把自己視為搖擺選民，因為這確保他們也能從那些需要他們支持的人那裡受益[6]。
由於未能贏得德國選民的支持，威廉·艾倫和他的聖公會同僚試圖通過恢復1739年的選舉法來修改選舉程序，該法規定了針對特定政黨的選舉監督員[7]。在某種程度上，該法建立是因為對貴格會教徒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源於他們之前在選舉日的違規行為。1739年至1741年，貴格會教徒利用了投票程序。選舉官員會從公民那裡收集填好的選票，然後將其送到樓上的計票區，他們堵住樓梯，只允許有利的選票通過。[4]艾倫希望選舉法的恢復能使選舉更加公平，但雙方對於如何保證選舉公平無法達成一致，雙方的不信任感也因此加深[4]。
隨著選舉日的臨近，雙方陣營中都流傳著不利的謠言。貴格會教徒認為聖公會教徒將派出大量治安維護者襲擊投票站，事實也確實如此，他們僱傭了幾十名水手。[5][4]另一方面，聖公會教徒認為，貴格會教徒正加大力度阻撓投票官員，他們帶來了更多的德國人和其他被視為沒有資格投票的公民[4]。
選舉日
1742年10月1日，在這場學者們稱之為「血腥選舉」的選舉中，貴格黨和專有黨之間爆發了暴力衝突。投票原定於上午9點在費城市和費城縣的選舉「市場」進行，市政府官員要求禁止攜帶武器，以免發生暴力事件。[4]在投票站，雙方就誰應該成為選舉監督員再次展開爭論[7]。爭論之際，約有50至80名攜帶鈍器（大多是棍棒）的水手聚集在人群中[4]。就在艾薩克·諾里斯二世被選為監督員時，一群水手暴力襲擊了人群[4]。
水手們破壞了財產並造成了多人傷亡，但當艾倫被要求讓水手們離開時，他聲稱他們和荷蘭人和德國人一樣有權留在那裡[4]。最終，德國和荷蘭市民拿起自己的簡易武器擊退了襲擊者水手，並撤退到自己的船上[4]。
後續
威廉·艾倫被廣泛歸咎為這場騷亂的罪魁禍首，因此這場騷亂在政治上使貴格黨受益，他們在接下來的選舉中表現得更好，聖公會的專有黨以絕對劣勢輸掉了選舉[4]。報告顯示，許多選民修改了他們最初的選票，劃掉了他們最初對專有黨的投票，轉而投票給了貴格黨[3]。
54名水手和政黨領導人被判入獄。專有黨領導人艾倫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起訴了一名指控艾倫策劃了這次襲擊的貴格黨領導人。此事不顧艾倫的反對，被移交給貴格黨領導的議會進行調查。議會將調查歸咎於公眾的強烈抗議，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3]在詢問了49名證人（其中大多數是貴格會教徒，沒有水手）後，議會裁定，艾倫、他的商業夥伴、市長和另外兩人（均為聖公會教徒）應因玩忽職守和顛覆《賓夕法尼亞施政大綱》而接受調查。艾倫被裁定為騷亂的煽動者。經過數月的調查，他們將此事移交給了貴格會控制的最高法院。[3]
總督是一名聖公會教徒，他表示市長法庭擁有管轄權，這意味著法官、市政官和市長（均為聖公會教徒）將審理此案。議會抗議稱市長是被告之一，將審理他自己的案件。[3]最終，貴格會達成了妥協方案。指控和最初的誹謗訴訟均被撤回，並採取措施明確選舉程序，防止未來發生騷亂。[3]
費城選舉騷亂以及同一時期在紐約和波士頓等城市發生的其他騷亂對於研究美國革命具有重要意義[6]。這些城市發生的騷亂代表了公民與政府互動方式的根本性變化。「這種轉變涉及沉默的下層階級；政治俱樂部、政治會議和政治選票的組織；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學和煽動性政治言論的使用；神職人員和教會參與政治；以及為政治目的組織暴徒和使用暴力。」[6]
相關條目
參考資料
- ^ Slaughter, Thomas P. Crowds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Reflec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91, 115 (1): 3–34. JSTOR 20092570.
- ^ Wendel, Thoma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Pennsylvania, 1701–1776.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73, 97 (1): 3–21. JSTOR 20090705.
- ^ 3.0 3.1 3.2 3.3 3.4 3.5 Cohen, Norman S. The Philadelphia Election Riot of 1742.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68, 92 (3): 306–319. JSTOR 20090196.
-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Parsons, William T. The Bloody Election of 1742. Pennsylvania History: A Journal of Mid-Atlantic Studies. 1969, 36 (3): 290–306. JSTOR 27771792.
- ^ 5.0 5.1 5.2 Nash, Gary B. The Urban Crucible: The Northern Seapor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ISBN 978-0-674-93059-9.
- ^ 6.0 6.1 6.2 6.3 6.4 6.5 Nash, Gary B.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olitics 1700–1765.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73, 60 (3): 605–632. JSTOR 1917681. doi:10.2307/1917681.
- ^ 7.0 7.1 McCoy, Michael B. Absconding Servants, Anxious Germans, and Angry Sailors: Working People and the Making of the Philadelphia Election Riot of 1742. Pennsylvania History: A Journal of Mid-Atlantic Studies. October 2007, 74 (4): 427–451. JSTOR 27778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