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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Yankees from Canada/原創條目1: 貝爾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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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元帥
路易-亞歷山大·貝爾蒂埃
納沙泰爾與瓦朗然親王,瓦格拉姆親王
Louis-Alexandre Berthier
1808年的貝爾蒂埃,雅克·帕茹英語Jacques-Augustin-Catherine Pajou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戰爭部長
任期
1799年11月11日—1800年4月2日
前任埃德蒙·路易·亞歷克西·迪布瓦-克朗塞
繼任拉扎爾·卡諾
任期
1800年10月8日—1807年8月19日
前任拉扎爾·卡諾
繼任亨利·紀堯姆·克拉克英語Henri Jacques Guillaume Clarke
納沙泰爾瓦朗然親王
任期
1806年2月25日—1814年6月3日
前任腓特烈·威廉三世
繼任腓特烈·威廉三世
個人資料
出生(1753-11-20)1753年11月20日
法蘭西王國凡爾賽
逝世1815年6月1日(1815歲—06—01)(61歲)
巴伐利亞王國班貝格
父母讓·巴蒂斯特·貝爾蒂埃英語Jean-Baptiste Berthier
瑪麗-弗朗索瓦絲·魯利埃·德拉塞爾
獲獎榮譽軍團勳章大十字級
聖路易勳章指揮官級
帝國王室副統帥
簽名
軍事背景
效忠 法蘭西王國
 法蘭西立憲王國
 法蘭西第一共和國
 法蘭西第一帝國
法國波旁復辟
服役法國陸軍
服役時間1764年–1815年
軍階帝國元帥
參戰美國獨立戰爭
法國大革命戰爭
拿破崙戰爭

路易-亞歷山大·貝爾蒂埃(1753年11月20日–1815年6月1日),納沙泰爾瓦朗然親王瓦格拉姆親王,是法國大革命戰爭拿破崙戰爭期間的一名法國軍官。他兩度擔任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第一帝國戰爭部長,並於1804年獲得帝國元帥頭銜。貝爾蒂埃自1796年的第一次義大利戰役期間就作為拿破崙·波拿巴參謀長,負責協調各軍團間的調度,一直擔任這個職位到1814年拿破崙退位大軍團的高效運作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他出色的行政與組織能力。

貝爾蒂埃出生於法蘭西王國凡爾賽的一個小貴族家庭,早年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恐怖時期」因對君主制的懷疑態度而倖存,隨後他在革命法軍得到迅速升遷。義大利戰役前,貝爾蒂埃被拿破崙任命為軍團的參謀長並在遠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他又隨拿破崙前往埃及,逐漸成為其親密的朋友和軍事上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見證了拿破崙戰爭中法蘭西帝國最輝煌的勝利。1812年參與法俄戰爭,貝爾蒂埃承擔了最艱巨的調度任務,他曾強烈反對拉長法軍的交通線。波旁復辟後,他被允許保留自己的頭銜並選擇在世襲莊園裡退休。滑鐵盧戰役前夕,貝爾蒂埃於巴伐利亞班貝格的一座主教官邸墜亡,原因不明。作為法軍出色的參謀長,其優秀的組織能力至今仍在歷史學家與軍事學家中享有盛譽。

早年

貝爾蒂埃的父母,讓·巴蒂斯特·貝爾蒂埃與瑪麗-弗朗索瓦絲·魯利埃·德拉塞爾

貝爾蒂埃於1753年11月20日出生於凡爾賽[1],是父親第一段婚姻存活的五個孩子裡的長子[2]。其父讓·巴蒂斯特·貝爾蒂埃英語Jean-Baptiste Berthier(1721–1804)中校是一名地理工程師,供職於法國陸軍,1746年與第一任妻子瑪麗-弗朗索瓦絲·魯利埃·德拉塞爾(Marie Françoise L'Huillier de La Serre)結婚,後者在凡爾賽宮作過普羅旺斯伯爵(即後來的路易十八)的貼身女僕。貝爾蒂埃的三個兄弟也為法軍服役,而其中兩個,薩塞爾英語César Berthier(1765–1819)與維克托-利奧波德(Victor-Léopold)(1770–1807)在拿破崙戰爭中被提拔為將軍[2][3]

前期生涯

貝爾蒂埃出生於軍人家庭,從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並被父親培養走上軍事道路[4]。1764年,他被梅濟耶爾皇家工程學院英語École royale du génie de Mézières錄取,兩年後13歲的貝爾蒂埃畢業,獲得了地形工程師資格與少尉軍階[2]。1772年3月,貝爾蒂埃在佛蘭德斯軍團擔任中尉[2]。1776年8月,他加入拉斐爾侯爵的洛林龍騎兵團,參加美國獨立戰爭,並於次年6月被授予上尉軍階[2]

1780至1783年,貝爾蒂埃在羅尚博伯爵麾下任參謀官,期間其首次接觸戰鬥[2]。回到法國後,他晉升少校,先後任過許多不同的參謀職位,1788年獲授聖路易勳章[2][5]。1789年7月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貝爾蒂埃被提拔為中校路易十六親自任命他為凡爾賽國民自衛軍參謀長[6],負責保護國王及其家人免遭民眾暴力[2]。1791年他成功幫助維克圖瓦阿德萊德兩位公主流亡海外[1][2]

法國大革命戰爭

1792年的貝爾蒂埃

1792年,貝爾蒂埃晉升陸軍少將英語Maréchal de camp,調至北方軍團英語Army of the North (France)作戰[2],任尼古勞斯·盧克納元帥的參謀長,之後他在迪穆里埃克勒曼指揮的阿爾貢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793年3月,貝爾蒂埃前往法國西部參加旺代戰爭,並在戰鬥中負傷。被召回後又由於他的貴族身份遭到恐怖統治波及,被剝奪軍職[7][8],不過前述的英勇表現使他免於嚴重的指控,僥倖逃脫了斷頭台[6]

貝爾蒂埃相當擅長軍隊組織管理,協助指揮官的日常行政工作,舉凡運輸後勤、敵方情報、戰場地形測繪等繁瑣事務均可勝任,同時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對作戰的一切細節,例如各個軍的運動,部隊人數、宿營和指揮人員一清二楚,還非常善於使用地圖,能十分敏銳地判斷地形的特點,並且貝爾蒂埃理解力超群,長於以簡明的語言報告最複雜的軍事行動[9][1],早期拿破崙的成功離不開其出色的管理才能[10]。在先後出任羅尚博、拉法葉、盧克納等將領的參謀長的服役經歷中,他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督政府

義大利戰場

洛迪戰役

熱月政變九天後,貝爾蒂埃被起復為克勒曼阿爾卑斯軍團的參謀長[11],軍階准將旅長,1795年5月9日隨克勒曼調義大利軍團參謀長,次月晉少將師長,9月又隨克勒曼回阿爾卑斯軍團[2][5]。1796年3月,貝爾蒂埃首次遇見剛被任命為義大利軍團英語Army of Italy (France)司令的拿破崙·波拿巴,後者賞識貝爾蒂埃的才能,即刻將軍團參謀長的位置給了他[2],而次年其在義大利戰役中的出色表現也證明了拿破崙的識人之明。洛迪戰役期間為了儘快占領米蘭,法軍需要強渡阿達河,在拉納發起的進攻被奧軍兇猛的火力擊退後,貝爾蒂埃與緊隨其後的馬塞納身先士卒,率軍頂著葡萄彈衝過窄橋,贏得了一場果決的勝利[12][13],而先前貝爾蒂埃派出抄後的騎兵部隊則迫使奧軍全面撤退[13]。拿破崙在5月11日給督政府的報告中特別褒獎了貝爾蒂埃:「我絕不能忘記勇敢的貝爾蒂埃,他那天同時是炮手、士兵與擲彈兵」[14]

里沃利會戰

1797年1月,奧軍第四次試圖解除拿破崙對曼圖亞的圍攻[15]約瑟夫·阿爾文齊英語Jozsef Alvinczi率中路的28000人經里沃利南下,打算與其他部隊在維羅納會師[16][15]。是月13日,儒貝爾將軍的掩護部隊與阿爾文齊部遭遇,里沃利會戰爆發[17]。貝爾蒂埃有效地協調了各部隊,在穩住儒貝爾師後指揮騎兵在炮兵的掩護下對奧軍發起反擊,阿爾文齊隨後再次被迫撤退[17]。事後拿破崙稱讚了貝爾蒂埃,「這場戰役中他表現出了他常有的勇氣」[17]。此後十八年的職業生涯中,貝爾蒂埃與拿破崙形影不離,始終是他最有價值的朋友與助手[2][18]

1797年的整場戰役中貝爾蒂埃都在拿破崙身邊,《坎波福爾米奧條約》簽訂後他被留在義大利指揮駐軍[1]。次年拿破崙不顧他的反對[9],下令入侵教宗國。貝爾蒂埃在攻取羅馬後,俘虜庇護六世,組建羅馬共和國[9][1]教宗則因不願放棄世俗權力被迫遷往瓦朗斯,經過一段曲折的旅程後在那裡去世[19],該事件嚴重打擊了聖座的尊嚴與政治威望。之後由於既沒有力量防止法國的將軍、軍需官和供應人員在羅馬進行搶劫,又無法彈壓法國兵士的譁變,在把指揮權交給馬塞納後,貝爾蒂埃動身前往米蘭[9]

貝爾蒂埃的情婦維斯康蒂夫人

駐留米蘭期間,他深深迷戀上了美麗的維斯康蒂夫人[9],後者是一個二婚女子,本名朱塞帕·卡爾卡諾,時為維斯康蒂·迪·博爾戈拉托侯爵的妻子[20]。兩個人走得越來越近,以至於緋聞在參謀部里流傳,許多人譏笑維斯康蒂夫人是貝爾蒂埃的「蠢事」[21]德賽將軍在抵達義大利軍團後評價這位參謀長「身材矮小,體格健壯,總是笑嘻嘻的,忙得不可開交——而且愛上了維斯康蒂夫人」[21]。在隨拿破崙遠征埃及期間,貝爾蒂埃依然常常給在義大利的情人寫信,因而得到了「多情派」(faction des amoureux)首領的稱號[9],之後還把拿破崙在各個時期賞賜的4000萬法郎大部分花在了她身上[9]

遠征埃及

1798年5月19日,貝爾蒂埃登上旗艦「東方號英語French ship Orient (1791)」前往埃及[22],在船上他詳細規劃了400艘運輸船輸送的約38,000名士兵登陸亞歷山大港的行動[22]。不過在整場遠征期間,貝爾蒂埃就像大多數的將官和士兵那樣對埃及的環境感到極端不適。他每天要工作長達18個小時,瘧疾暑熱使他頭暈耳鳴,虛弱不堪,以至於貝爾蒂埃一度覺得自己難以支撐下去[23],儘管如此,為了不樹立一個壞的榜樣,他還是堅持沒有向拿破崙告假[23]。之後隨著尼羅河口海戰的失敗,法軍由於補給問題被困在埃及[24],加之第二次反法同盟組建的消息,促使拿破崙決定回國尋找機遇[25]。從埃及返程的航程中,除了療養外貝爾蒂埃根據指揮官的要求撰寫了有關埃及戰役的歷史[26],並不遺餘力地為拿破崙宣傳造勢,在此事上他並無個人野心可言[26]

執政府

霧月政變

霧月政變期間,貝爾蒂埃沒能起到像繆拉那樣的關鍵作用[27],他按計劃贏得總參謀部對軍事政變的支持後,就作為一名忠實的追隨者旁觀了拿破崙在霧月十八與十九日解散督政府的壯舉[27]。風雲變幻的兩天後,如同許多得到了重要職位的政變支持者一樣,貝爾蒂埃被第一執政任命為新政府戰爭部長[28][9]。1799年11月11日,貝爾蒂埃履新[28],剛剛從共和黨人手中接過職位的他不得不處理部隊分散、補給不足等棘手問題[29],與此同時為了應對反法聯軍的圍攻,拿破崙已決定組成一支新的預備軍[30],因為《共和八年憲法》的限制,他自己無法親自指揮[29],於是交由貝爾蒂埃代理[29][30],後者則於次年4月2日結束短暫的部長生涯[31][9],前往第戎組建新軍[32][33]

馬倫哥戰役

馬倫哥戰役

由於預備軍組建的十分倉促,其嚴重缺乏彈藥和炮兵運輸工具,步兵有效人數不超過30,000[34],貝爾蒂埃對其狀態始終不滿意,抱怨這支軍隊「只能依靠刺刀」[34]。但由於義大利戰況的緊急,拿破崙還是在5月12日抵達洛桑,第二天就率領軍團翻閱阿爾卑斯山進入了義大利[35]。奧軍主帥梅拉斯英語Michael von Melas彼時正在圍困熱那亞城內的馬塞納,拿破崙順利占領米蘭與帕維亞等地,成功切斷了奧軍的補給線[33]。不過6月4日熱那亞陷落後,梅拉斯掩藏了自己向東突圍的真實意圖,使拿破崙誤判他將從海上撤退,於是在亞歷山德里亞以東試圖分兵堵截奧軍[30][36]。9日,拉納越過波河蒙特貝洛戰役英語Battle of Montebello (1800)中取得小勝[30],驅趕奧特英語Peter Karl Ott von Bátorkéz將軍與梅拉斯的主力部隊會合。14日奧軍渡河發起進攻,馬倫哥戰役爆發,兵力劣勢使得法軍一度瀕臨失敗[33],但還是在德賽將軍的及時回援下得以發起絕地反攻[36],一舉擊潰敵人中路後獲勝。

《馬倫哥戰役中的拿破崙將軍與他的參謀長貝爾蒂埃》,約瑟夫·博茲英語Joseph Boze繪於1800至1801年

拿破崙接管部隊後貝爾蒂埃實際上又成為了他的參謀長,而非獨當一面的總司令[37],並且在整場戰役前後存在感不高。儘管如此貝爾蒂埃的貢獻依然不容忽視,他成功組織法軍翻山越嶺時炮兵的運輸[38],指揮繞開巴爾德堡[38],協助拿破崙掌握了戰役的主動權。在馬倫哥戰役中,一名下屬參謀布羅西爾如此描述道:

參謀長貝爾蒂埃盡善盡美地下達每一條精確的指令, 馬倫哥一戰他保持了自己在拿破崙麾下,從義大利與埃及的征戰中贏得的威名。他自己被一枚子彈打中手臂,而他的兩個副官杜塔里斯和拉博德的馬匹在身下被打死。[37]

戰役結束後,貝爾蒂埃被分配予外交和民政事務[1][9],這包括在1800年8月作為全權代表前往馬德里促成法西間的第三次聖伊德方索條約[39]卡洛斯四世同意將西班牙之前獲得的部分路易斯安那歸還法國以換取托斯卡納[38][39]。秘密協定最終在同年10月1日達成[39],貝爾蒂埃因此得到了法國駐馬德里大使的讚譽和外交部長塔列朗的親自致賀[40],8日回到法國後,由於反對執政府的共和黨人拉扎爾·卡諾主動請辭,貝爾蒂埃復任戰爭部長[40]。在職期間,他努力調和軍隊和民事當局的關係,嚴禁以軍事行動干預國內局勢,同時致力於維持公民軍隊的形象,防止士兵墮落為大革命前舊制度的「社會棄兒」[41][42]

拿破崙戰爭

身著帝國宮廷制服的貝爾蒂埃,安德里亞·阿皮亞尼英語Andrea Appiani

1804年5月19日,貝爾蒂埃與繆拉儒爾當等人一起獲封為拿破崙的第一批帝國元帥,並在7月進入參議院,被授予大獵官頭銜和大十字級榮譽軍團勳章[43][44]。次年8月,由於海軍相對劣勢和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形成,拿破崙取消了原先入侵英格蘭英語Napoleon's planned inva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的行動[45][46],並命貝爾蒂埃制定向東進攻奧地利的軍事計劃[47]。儘管如此,他依然滯留在布洛涅至9月3日以迷惑對手[45],而此時新組建的大軍團先頭部隊已經朝萊茵河進發了[45]

大軍團參謀長

在《亞眠和約》簽訂後的短暫休戰期內,拿破崙對法軍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與調整[48],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貝爾蒂埃主管下的大軍團參謀部[49]。這個機構最早是1795年貝爾蒂埃在阿爾卑斯和義大利軍團中建立的[50],共分為三個部門,儘管職能分配並非永久不變,而且部門間人員流動性很大,但概略來說第一個部門通常負責監督工作;準備日常指令;發布密碼和遞送消息、信件及調令;維護花名冊、各類記錄和一般性通訊,第二個部門負責為總部尋找住所以及所有與軍事安全相關的事務,還承擔提供軍隊糧草和建設野戰醫院的功能,第三個部門負責軍事司法,處理戰俘和逃兵以及義務兵役。地形部始終與上述的三個主要部門分開,事實上構成了第四個部門,儘管從未得到過官方承認[51]。根據錢德勒的觀點,這個主要由參謀長負責的機構低效且臃腫,職能過度重疊使其出現難以避免地過錯和疏漏,複雜分散的部門更是難以協調,此外與近現代的參謀部相比,這個組織完全聽命於拿破崙,本身沒有任何決策權,因此在軍事上的作用也僅限於幫拿破崙代勞一些枯燥乏味的協調工作而已[52]

此外,參謀長共配有22名聯絡官[50],必要時還會加入盟國軍官,如果算上貝爾蒂埃和皇帝自己的副官和幕僚,負責部隊之間通信聯絡的外勤能達到約100人[50]。他們需要傳達命令和報告;進行偵察;與其他總部聯絡;隨同前衛和後衛部隊;指揮各兵種的分遣隊;組織後方防禦;處理前導和港務部隊的雜務,監管戰俘以及處理與敵人的通信(在當年的戰爭中遠比今日更為頻繁)。考慮以上種種工作,這個數字並不能算多[50]

第三次反法同盟

烏爾姆戰役

烏爾姆之降

1804年的8月底至9月初,貝爾蒂埃一直在不間斷地下達各種命令,協調大軍團的各部分向萊茵河集結[53],奧軍將領卡爾·馬克已於9月2日率軍抵達巴伐利亞[54],13日渡過因河前往慕尼黑[55],拿破崙決定迅速在德國南部完成軍事部署,先發制人粉碎敵軍以奪取多瑙河戰線的主動權[56][57]。9月24日,拿破崙和貝爾蒂埃同乘一輛綠皮旅行馬車離開巴黎[54],皇帝會即時批閱各地騎兵送來的急件,而貝爾蒂埃則簡要將前者做出的計劃與決定在筆記本上記下,待短暫的用餐或換馬期間再將之擴充為正式的書面命令[58]。26日拿破崙抵達斯特拉斯堡後發現馬克仍無撤出巴伐利亞的跡象[58],而在一天前拉納的第五軍和一部分繆拉的騎兵軍已作為法軍前哨渡過了萊茵河,向黑森林佯攻[55],於是決定修改原先的計劃[58]。貝爾蒂埃在28日發布詳細命令,沿多瑙河一線的諾伊貝格多瑙沃特內雷斯海姆海登海姆展開軍隊,騎兵軍在佯攻完成後也向多瑙沃特集中[58]

能完成如此大規模的調度除了歸功於貝爾蒂埃出色的個人能力外,也離不開繆拉貝特朗戰前對蒂羅爾美因河地區要塞、地形及道路情況秘密進行的詳細偵察[59][54],此外拿破崙對軍隊組織規模的改革也使超過20萬野戰部隊調動的協調工作變得可能[60]。烏爾姆戰役剩下的時間中,蘇爾特的第四軍渡河後直插蘭茨貝格[61],皇帝的部隊迅速分割並將奧軍團團圍困在了烏爾姆[62][63],最終迫使遲鈍的馬克於10月20日繳械投降[64][65],貝爾蒂埃代表法軍出席儀式[63][44]。正如歷史學家沃森所說,作為一場參謀工作的勝利[59],這種殊榮對他而言是一種「恰如其分的讚美」[63]

奧茲特里茨戰役

奧斯特利茨戰役

烏爾姆戰役的失敗使反法同盟丟失了整個巴伐利亞,但拿破崙並未消除聯軍的威脅。庫圖佐夫率領的俄軍沿多瑙河谷進行的一系列後衛戰重創了莫爾捷的第八軍團[63][66],並且由於繆拉追擊延誤[67],已成功與巴克斯霍頓麾下的3萬增援會合[68],維也納一帶的法軍面臨被夾擊的風險[69]。為了調集足夠多的部隊進行戰略決戰,貝爾蒂埃根據皇帝的指示緊急召回了達武貝爾納多特[70][71],同時不知疲倦地收集敵人的行蹤與己方部隊的狀況[72]。總參謀部了解到俄奧皇帝均已抵達前線並準備對法軍右翼發動反擊[71],拿破崙於是派副官薩瓦里英語Anne Jean Marie René Savary刻意向聯軍遞送了一封含糊其辭的信件以示弱迷惑對手[71][73]。此外戰前拿破崙還罕見地召集各軍團司令至指揮部成立了一個命令組以快速傳達自己的口頭指令[71]

12月2日奧斯特里茨戰役結束當晚,同時也是拿破崙加冕一周年的紀念日,貝爾蒂埃陪同皇帝在小雪中視察己方的傷員及死者[72],隨後他奉拿破崙之命推遲了奧皇提議在次日舉行的和平會談[74][75]並給各軍團的指揮官下令,要求他們毫不停歇地追擊敵人,其中給蘇爾特的信如此寫道:

只要還有任務,戰爭就不算結束。只要還有敵人,勝利就不能完整……就我們目前的狀況,要下達的命令只有一個——給敵人造成儘可能大的損失,並想一切辦法利用我們的勝利。[74]

納沙泰爾親王和瓦朗然公爵

普雷斯堡條約》簽訂後拿破崙返回巴黎,貝爾蒂埃留任大軍團總司令以組織軍隊的日常訓練和維護[76],他也負責和列支登士敦親王共同監督條約的執行[76]。除此之外貝爾蒂埃依然是帝國的戰爭部長,在全權管理軍事事務的同時,他抽空編寫了1805年法國的官史,還監製了奧地利及其領地的新版地圖[76]。為了獎勵參謀長的勤勞,拿破崙於1806年3月30日將《巴黎條約德語Vertrag von Paris (15. Februar 1806)》中普魯士用來交換漢諾瓦的納沙泰爾作為永久封地賜予了貝爾蒂埃[76][77],儘管後者因為工作繁忙從未到訪過自己的封地,還是先後將之委託給了烏迪諾和自己前任副官杜塔伊利斯法語Adrien Jean-Baptiste du Bosc管理[76]。之後貝爾蒂埃甚至爭取到了皇帝的讓步,允許納沙泰爾與英國進行正常貿易往來,無視大陸封鎖政策的影響[76]

第四次反法同盟

戰前準備

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失敗徹底改變了歐陸局勢[78],使已對拿破崙發出最後通牒的普魯士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78]。1806年初在皇帝的外交壓力下,腓特烈·威廉不得不對英國宣戰並成為法國的盟友以換取漢諾瓦[79][80]。之後隨著普法關係的惡化,留駐慕尼黑的貝爾蒂埃奉命召集第四、第六和第七軍團為進一步的調動做準備[81],同時派出工程兵軍官對從班貝格柏林的道路進行全面偵察[82]。拿破崙對敵人持謹慎態度,普軍於9月13日進入德勒斯登[83],經過反覆權衡他才最終在兩天後選擇班貝格作為軍隊集中地[82],18至19日期間,皇帝向他的秘書人員口授了至少102份命令和信件[84],包括一份「大軍團集結總部署」,這份冗長的文件構成了整個戰役的基礎[84]。20日信件發出,四天後到達慕尼黑的貝爾蒂埃手中[84][83]

後者如臂使指地調動部隊前往拿破崙指定的位置:奧熱羅法蘭克福進軍,勒費弗爾去到柯尼希斯霍芬,達武和貝爾納多特進至班貝格,內伊調往安斯巴赫,蘇爾特前往安貝格莫爾捷負責在美因茨組建一支預備隊[84][83]。參謀部除了編制行軍命令和選擇前進路線外[83],還收集和整理有關普軍行動的情報,組織間諜刺探埃爾福特格廷根馬格德堡一帶敵人的集結狀況[83]。後勤準備也是由參謀長完成,每個軍團的集結區都要準備十日以上的補給[85]。為了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務,貝爾蒂埃連續13天幾乎不眠不休地高強度工作[85],以至於當拿破崙要求他對勒費弗爾軍在柯尼希斯霍芬的集結區域進行偵察時,參謀長只好表示恕難從命,因為「一天只有24個小時」[85]

法軍備戰期間貝爾蒂埃從布勞瑙抓捕並槍決了一名德國書商[86],原因是他涉嫌散發宣傳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小冊子,然而這一行為非但沒能撲滅抵抗之火,反而激怒當地民眾[86],和法國大革命戰爭期間聯軍對法國領土的侵略起到了類似效果,使拿破崙本意要壓制的思想被更廣泛地傳播[86][87]

儘管準備時間更久,然而意見分歧巨大的普軍高層自8月起就不同軍事方案的爭執浪費了太長時間[88],直到法軍開始行動其依然未能達成共識[89]。10月2日,拿破崙抵達維爾茨堡並於次日正式接管大軍團[90],他計劃從拜羅伊特出發,翻越圖林根森林東側後向萊比錫和德勒斯登進軍,這樣法軍就能沿河北上直插柏林,包抄普軍左翼[91][85]。為了實現總司令的戰術構想,貝爾蒂埃需要在缺乏精確地圖的情況下[92]組織和監督一支超過190,000人的大軍在60英里的距離內行進,後者集中於40英里的戰線上,維持著縱深為兩天的行軍距離,以便皇帝可以在48小時內集中全部兵力參加戰鬥[92]

In May 1804, Napoleon became emperor and at once made Berthier a Marshal of the Empire.[2] He took part in the campaigns of Austerlitz, Jena, and Friedland. Berthier was made Grand Huntsman in 1804 and Vice-Constable of the Empire in 1807.[2] In 1806, when Napoleon deposed King 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 from the Principality of Neuchâtel (now the Swiss canton of Neuchâtel), Berthier was appointed its ruler, with the title of Prince of Neuchâtel and Duke of Valangin.[93] This lasted until his abdication on 3 June 1814.[93] Berthier never visited Neuchâtel, where he was represented by a governor, although he was well acquainted with its affairs.[93]

In 1808, Berthier served in the Peninsular War, and in 1809, served in the Austrian theatre during the War of the Fifth Coalition, after which he was given the title of Prince of Wagram. He was with Napoleon in Russia in 1812, and took part in the extremely unusual council of war on whether to proceed, being one of several who advised against an advance on Moscow which Napoleon had decided on, encouraged by Joachim Murat who was blamed by many for the horse-killing pace of the march into Russia. Berthier is said to have burst into tears at the decision. He served in Germany in 1813, and France in 1814, fulfilling, until the fall of the French Empire, the functions of chief of staff of the Grande Armée.[1]

Later life

Berthier's estate Château de Grosbois in Val-de-Marne, France

Following Napoleon's first abdication, Berthier retired to Château de Grosbois, his 600-acre (2.4 km2) estate at Boissy-Saint-Léger, Val-de-Marne. He made peace with Louis XVIII in 1814 and accompanied the king on his solemn entry into Paris. During Napoleon's short exile on Elba, he informed Berthier of his projects. Berthier was much perplexed as to his future course and, being unwilling to commit to Napoleon, fell under the suspicion both of his old leader and of Louis XVIII.

Death

The Neue Residenz in Bamberg where Berthier died falling from a third floor window

On Napoleon's return to France in March 1815, Berthier withdrew to the Bavarian city of Bamberg. On 1 June 1815 he died from a fall from an upstairs window at the Neue Residenz, a 17th-century Bishop's residence.[94] The manner of his death remains uncertain because he fell from a casement window with a sill 4英尺(1.2米) from the floor, making an accident seem unlikely.[95] According to some accounts, he was assassinated by members of a secret society, while others say he threw himself from the window, maddened at the sight of Russian troops marching to invade France.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his defenestration was suicide or murder.[1]

His loss was keenly felt by Napoleon, who wished he had his former Chief of Staff at Waterloo:

If Berthier had been there, I would not have met this misfortune.[96]

Character assessment

Berthier was an immensely skilled chief of staff, but he was not a great field commander. When he was in temporary command in 1809, the French army in Bavaria underwent a series of revers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his merit as a general was completely overshadowed by the genius of Napoleon, Berthier was nevertheless renowned for his excellent organising skills and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and carry out the emperor's directions to the minutest detail.[1] General Paul Thiébault wrote of him:

No one could have better suited General Bonaparte, who wanted a man capable of relieving him of all detailed work, to understand him instantly and to foresee what he would need.[96]

Marriage and issue

Coat of arms of Louis-Alexandre Berthier

In 1796, Berthier fell in love with Giuseppa Carcano, marquise Visconti di Borgorato, who was to be his mistres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First French Empire, despite the emperor's disapproval. Even when Napoleon forced him to marry a Bavarian princess, the Duchess Maria Elisabeth, in 1808, Berthier managed to keep his mistress and his wife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roof, a state of affairs which infuriated the emperor.[97]

On 9 March 1808, Berthier married Elisabeth who was the only daughter of Duke Wilhelm in Bavaria and Countess Palatine Maria Anna of Zweibrücken-Birkenfeld-Rappoltstein,[98] the sister of King Maximilian I Joseph of Bavaria, and a relative of the Russian emperor through the Wittelsbach line on the Bavarian side and Prussian (Mecklenburg) side of her lineage.

They had one son and two daughters :[99][100]

  • Napoléon-Alexandre, 2nd Duke and 2nd Prince of Wagram (11 September 1810 – 10 February 1887), married on 29 June 1831 to Zénaïde Françoise Clary (25 November 1812 – 27 April 1884). They had two daughters, Malcy Louise Caroline Frédérique Berthier Princess of Walgram (1832-1884), Elisabeth Alexandrine Maria Berthier Princess of Wagram (1849–1932) and a son, Louis Philippe Marie Alexandre Berthier, 3rd Prince of Wagram (1836–1911)
  • Caroline-Joséphine, Princess of Wagram (22 August 1812 – 1905), married on 9 October 1832 to Alphonse Napoléon, Baron d'Hautpoul (29 May 1806 – 25 April 1889)
  • Marie Anne Wilhelmine Alexandrine Elisabeth, Princess of Wagram (19 February 1816 – 23 July 1878). Born shortly after her father's death. Married on 24 June 1834 to Jules Lebrun, 3rd Duke of Plaisance (19 April 1811 – 15 January 1872)

In literature

Berthier is mentioned and/or appears in several of Sir Arthur Conan Doyle's Brigadier Gerard stories, including How the Brigadier Was Tempted by the Devil (1895), and in Leo Tolstoy's War and Peace.

In video games

Berthier is prominently featured in the 2010 video game Napoleon: Total War, where he serves as the narrator of the campaign/story mode. He is also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 three tutorial missions in the game, and also appears in two of the game's historical battles. The game is slightly inaccurate in Berthier's life, in that Berthier gives the narration abou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regardless of a win or a loss, while in real life, Berthier died shortly before the battle from a fall in his hom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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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本條目包含來自公有領域出版物的文本:  Chisholm, Hugh (編). Berthier, Louis Alexandr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 (第11版).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12. 1911. 

Bibliography

Further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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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sources

The Berthier collection is con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State of Neuchâtel. It contains more than 2'000 items inventoried in 1895–1896 by Albert Dufourcq. The collection contains correspondence sent and received by the prin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eneral affairs of the Principality or particular affairs.

官銜
前任:
Edmond Louis Alexis Dubois-Crancé
Minister of War
11 November 1799 – 2 April 1800
繼任:
Lazare Carnot
前任:
Lazare Carnot
Minister of War
8 October 1800 – 19 August 1807
繼任:
Henri Clarke, duc de Feltre
統治者頭銜
前任者:
Frederick William III
Prince of Neuchâtel
25 February 1806 – 3 June 1814
繼任者:
Frederick William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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