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瘟疫史
本条目记录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瘟疫事件。瘟疫,亦稱传染病大流行。对于古代,传染病及病原体往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简略、病原体变异和灭绝,从而难以考证,仅能大致推测。近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多种已知的最著名传染病,包括鼠疫、痘疹(天花)、霍乱、流感、冠状病毒病(SARS、COVID-19)等等。
遠古時期
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1]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后汉书·王莽传》)
王莽地皇三年(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
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赤烏五年(242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2]
兩晉南北朝
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书·五行志》)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纪》)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4]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5]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6]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8]
隋朝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北史·隋本纪》)
唐朝
垂拱三年(687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旧唐书·中宗纪》)
景龙元年(707年),“丁未,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新唐书·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广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旧唐书·僖宗纪》)
宋朝
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乾旱,引發大疫。
绍兴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旋即於閏三月大疫。
遼、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9]。“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當時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纪,“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注:是否歿于黑死病需援引文献。欧洲黑死病始于~1346-1352年,其后至1370年代期间再发5次。太祖17年是1357年,故即使是黑死病,应该是再发,非首发】),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亚、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帐汗国(札尼别的军队)在攻打克里米亚的卡法城市时,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細菌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起歐洲大流行[10][11]。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鼠疫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鼠疫大流行[12][10]。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记载的大頭瘟、疙瘩瘟、吐血瘟即是鼠疫[13][14]。第一次鼠疫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的“黑死病”为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死亡总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義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有研究认为黑死病是由蒙古軍隊和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傳入[10][15][16];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55年的云南地区,正值中國清朝後期。
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广黄梅县奏报:“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为所染,丐食则无门,假息则无所,悲哭动地,实可哀怜。”[17]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18]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疠之余,盗复窃发”[19]
嘉靖初年(1521年),凤阳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夙夜奔劳,出入于瘟疫之境,全活百万余人。”[20]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时疫太甚,死亡塞道。”龚钟庵有诗:“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21]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启三年(1623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22]。
崇禎六年(1633年),山西出現爆发“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灭亡。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祯八年(1635年),总兵龍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23]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台)、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24]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25]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清朝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开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26]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战区中出现严重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27],當時的重臣潘祖荫、曾国荃、曾纪泽、彭玉麟、杨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诒经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记中说:“七日之中两哭吾友,伤已,子授亦谅直之友哉。”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亲王奕譞病逝。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因服用金鸡纳霜痊癒。
1855年,咸丰年间,云南爆发鼠疫,引发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万人死亡。
-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28],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 宣統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发大规模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区死亡超过一万余人。[29][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1919年、1926年、1932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爆发过大规模的霍乱疫情,属于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乱大流行”疫情。[29]
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全國檢疫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张家口鼠疫(1949年):死亡75人。
亚洲流感(1957年-1958年):首发于贵州,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2N2)[31]。
流脑大流行(1966年-1967年):疑似首发于广东省阳春县,文革期间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联致使疫情扩散至全国,共造成16万余人死亡[32][33]。
香港流感(1968年-1969年):首发于英属香港,中国大陆疫情严重,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共有100万-400万人死于该病毒(H3N2),且该病毒是此前H2N2亚洲流感病毒的变种(抗原移型)[31][34]。
脊髓灰质炎(1955年-2000年):俗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江苏南通首先爆发大规模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35]。此后中国大陆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万—4.3万例[36]。
- 1959年,顾方舟等人前往苏联,获得了美国(阿尔伯特·沙宾)及苏联的疫苗样本[36][37];
- 1960年,顾方舟等人生产出“沙宾型”脊髓灰质炎疫苗,后于1962年改进为口服型“糖丸”[36][38];
- 2000年,中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已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36]。
乙型肝炎(1970年代起):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乙肝出现大规模爆发,1980年代至1992年,全国约有1.2亿名乙肝病毒(HBV)携带者,占当时全球HBV携带者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乙肝疾病负担最严重的国家[39][40],乙肝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病”[41]。截止2018年,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数降至7000万例[42][43],每年乙肝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主要由于乙肝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44][45]。
- 1972年,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汉斯·米勒(原籍德国,后加入中国籍)、陶其敏等人开启了中国大陆的乙肝研究,并多次前往日本考察学习[39]。
- 1975年,陶其敏等人了解到美国默克药厂的莫里斯·希勒曼所进行的人血灭活乙肝疫苗工作,并于同年研制出中国大陆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7571疫苗”)[39][40]。
- 1989年,美国默克药厂(默沙东)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技术转让给中方,收取700万美元作为培训和劳务成本,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40][46]。
- 1993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车间投产,中国大陆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乙肝疫苗[40][46]。
1977年俄国流感(1977年-1979年):据研究人员估计,全球约70万人死于该病毒(H1N1)[47],在中国北方城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最早开始流行[48][49],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该病毒来自于实验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种事故[50][51]。
1988年上海市甲型肝炎大流行(1988年):310,746人感染、47人死亡[52]。
SARS事件(2002年-2003年):全球共有77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大陆有349人死亡[53]。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09年-2010年):全球共有15,934个病人死亡,其中中国有648人死亡。
COVID-19疫情(2019年-2023年):全球死亡人数688.1万(2023年3月10日)(11\10\\2023)
参见
参考资料
- ^ 見《殷墟書契》前編六十一
- ^ 《宋書》卷34《五行志》,第1009頁;《三國志》卷47《吳主傳》,第1145頁。
- ^ 《宋書》卷26《天文志》,第756頁
- ^ 《梁書》卷52《顧憲之傳》
- ^ 《梁書》卷2《武帝紀》
- ^ 《資治通鑑》卷162《梁紀‧高祖武皇帝十八》
- ^ 《北齊書》卷8《後主紀》
- ^ 《陳書》卷5《宣帝紀》
- ^ 《金史》卷十七《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二册,第387页: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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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黃文雄,《中國瘟疫史:兼論SARS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