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k:张九龄

關於古人使用舊曆虛歲紀年，今人使用新曆實歲紀年的建議

先舉兩個例子：

1.唐開元賢相張九齡，生於高宗朝，而出生月日不詳。古來多據新舊唐書記載，“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本人註）病卒，年六十八”逆算，謂其生於高宗咸亨四年（673年）。而同時代徐浩《張文獻公神道碑》言，文獻公“生歲六十有三，以開元廿八年五月薨”，逆算則為儀鳳三年（678年）生。新舊唐書皆成書於五代後，歷史價值尤劣於唐時記錄。是以張九齡生於儀鳳三年為是。而今有人編史時，大書“張九齡享年六十二”，謂之從徐浩碑銘；而仍言“唐書載‘張九齡卒年六十八’”。作者居然能把古人的原話從“六十三”改成“六十二”，這put new words in 古人's mouth的穿越行為姑且不論；而上下文對勘後，則產生十分奇異的效果：唐書記載的張九齡享年大於徐浩記載的享年6歲（68-62=6），而為何換算成新曆後，生年相差只有5歲（678-673=5）？還是原因出自新舊唐書的記載“卒年六十八”不符合周歲記載主義，所以我們也應該替唐書把它改過來，寫唐書云，張九齡“卒年六十七”以符合數學邏輯（即我們需要把所有古人的年代記載統統改變，將改竄進行得徹底）？

2.蘇軾生年當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而新曆跨年為1037年1月8日。舊史記載多著年不著月，則皆以蘇軾為景佑三年生。若貿然採取“1037年生”之說，則不但查閱宋史、通鑒等等一切古籍記載，皆會產生相差一年之錯誤；更於蘇軾平生之著作，如《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 ，都將不知所云，因1037年歲次非丙子，乃丁丑也。蘇軾詩文謂“與我同年”者，實指丙子非指丁丑；自言“生十年”是指慶曆五年（1045）而非1047（1037+10？）；“余年十七”是當皇佑四年（1052）而非1054（1037+17？）。如此種種，不一而足。在新舊曆之間疲於換算，徒增不便，有百弊而無一益。是我等記載蘇軾生年，不著月日時，當言“景佑三年生”；若言及月日，則明其為新曆逾年，1037年1月8日生。

蓋中國之使用新曆，自民國元年政府佈告起，遵從“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不當強迫古人年齡使用新曆，從如實著史的角度來說，更不得替古人捉刀代筆，改竄前人記錄以適我意。

今為統一年齡記載，便於查閱對校古籍起見，杜絕因新舊曆換算不一而引起的年代錯誤，同時遵從“以同時代人記載為準”“不替古人更改古人文章字句”的大原則，茲建議辛亥前（清宣統三年，西曆1911年末）物故者一概使用舊曆虛歲記載生歿，間輔以西元年代注記以圖現代讀者之便；民國後出生者以新曆實歲為則。

有不同建議者請附於此，庶幾得知眾意。Yume149 (留言) 2011年10月24日 (一) 07:34 (UTC)

關於條目內「爭議」一節

關於條目內「爭議」一節，許多內容似乎應放再討論頁為宜，例如以下文字：『「張九齡及其提拔王維、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聲好，但能力不足」、「張九齡論謀略也不及「口蜜腹劍」的李林甫」需要補正來源。』很明顯是在討論條目的編輯細節，而非百科之本身內容。這些內容多由IP：69.127.113.244貢獻，內容根張九齡其人無明顯關聯、而對於條目編輯有討論助益者，我先移來此處。以免條目內容過於紊亂：

今有人认为张九龄并非北人官宦之后。称“明代中叶岭南主要城市周边依然是未汉化土著，至今仍存在大量带洞的地名，洞、峒在唐代是南方蛮夷居住的村寨，原指群山环绕的一片洼地，人聚居其中，平地建村、依山筑寨及梯田，北人官宦之后即使不北返也会住韶州城之类城中，不会住在洞中与洞蛮为伍。”

有一种说法是张九龄能力不及为相19年的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传》：“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并称《旧唐书李林甫传》：“及国忠（杨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查《旧唐书》李林甫传云“天下以为冤”者乃杨国忠“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阿布思妻因冤罪没入掖庭，为倡佐宴乐，虽和政公主不忍睹，又何况后代史臣。此处非因李林甫而起。

《新唐书》说明，李林甫本人寿终正寝于权势滔天之日，而死后“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所以“天下以为冤”，主要是为了李林甫长子将作監李岫（李岫“常懷滿盈之懼”，曾婉转规劝其父勿多为恶），而恐非为李林甫本人感到冤枉（既善终，何冤之有）。唐玄宗在西蜀偶忆李林甫，称彼“妒贤嫉能，举无比者”，是任用者亦心知肚明，唯惑溺其矫饰。

如明世徐阶诬构严世蕃通倭，议论谓死非其罪。盖奸佞专权每自皇帝默许，助君之过杀害忠良（在严世蕃则杨继盛、沈鍊，在李林甫则太子瑛、李适之、韦坚、王忠嗣以下王侯将相不可胜数）即罪大恶极，当死国法。元世王著矫命杀阿合马，天下但额首称庆，喜为国除害，无暇他顾。

又《剑桥中国隋唐史》言：“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剑桥中国史》不当作为一次史料否定新旧唐书。《唐六典》旧题为“御撰”、李林甫等奉诏注，实为开元以来的歷任宰相（包括张说、张九龄等）带领眾多集贤院學士历时十数年所共同编撰，仅成书于李林甫宰相任内而已。

“張九齡及其提拔王維、孟浩然之流，文章好名声好，但能力不足”、“张九龄论谋略也不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需要补正来源。

无证据太子李瑛是张九龄的政治同盟。太子，国之储君；九龄，国之大臣。大臣于储君宁有私盟者。

张九皋事当入其人自身传记。

李林甫谄媚武惠妃（自言「願助壽王為萬歲計」）以入相，绝公论快私心，借国宪饱私囊，使忠良骨寒19年。为杜绝将领入相扶植安禄山，养大乱倾国家，巧取豪夺，引盛世入衰世。为宰之道何足法后世，至言张九龄必与之比。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张九龄无才当斥，裴耀卿、李适之皆不见容，何也？李林甫自以善类为政敌而。

元和十四年（819），即安史之乱结束后56年，历尽艰辛又重新恢复藩镇统制的唐憲宗（唐玄宗的五代之后）与其时的宰相崔群对玄宗朝治道的得失有一番讨论。《資治通鑑》卷241《唐纪五十七》载：“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而權傾朝野的皇甫鎛复深恨崔群。知国之盛衰、朝之兴替，皆在使忠良得进，谏诤得闻。—以上未簽名的留言由Hannyi（對話｜貢獻）於2019年4月23日 (二) 02:56 (UTC)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