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实学
朝鲜实学 | |
谚文 | 실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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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 實學 |
文观部式 | silhak |
马-赖式 | sirhak |
朝鲜实学是17世纪至19世纪朝鲜王朝盛行的崇尚实际、实效、实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流派。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使朝鲜国力受到很大的破坏。朝鲜文人对程朱理学的清谈空论进行了反省,研究强国济民的“有用之学”。实学思想力求“学以致用”,强调儒学思想中的“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以此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改革方案[1]:1238-1239[2]:27-29。朝鲜王朝后期的实学思想是朝鲜儒学思想发展的顶峰,同时也蕴含着“近代指向”的启蒙意识,是最接近近代社会的一种思想形态[3][4]。
朝鲜实学最初是指与佛、道等出世宗教相对的入世学问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相对于佛学、道学是现实而具体的[2]:26。广义上的朝鲜实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有指儒学、程朱理学的实学,有指修身治人的学问或纯学术性的考据学方法。狭义上的朝鲜实学是指进入17世纪后,相对于“空理”、“空谈”的程朱理学,朝鲜出现的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救国济民的实学派思想。通常意义的朝鲜实学是狭义上的朝鲜实学[2]:1。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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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17世纪)
朝鲜王朝成立初期,程朱理学战胜佛学,成为朝鲜当权者的治国“实学”。程朱理学的实学到李珥(1536-1584年)时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李珥不将程朱理学局限于伦理道德秩序和其实践上,而是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范畴。他反对只读书不实践的学问。他说:“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如梁元帝,读书万卷,竟为魏之囚!此亦可为道学乎?”[2]:35
17世纪,实学在朝鲜有了全新的认识,不过这一时期的实学并不否定程朱理学,而是认为现世儒者不务实的学问不是真正的圣人的教导。他们需要通过努力,探求到真正圣人的教导,回到“实际有用之学”中来。他们所说的“实际有用之学”就是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社会改革[2]:35-36。
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朝鲜实学端倪于李晬光(1563-1628年)。他所著的《芝峰类说》对天文、地理、君道、官职、儒道、经书、文章、人物、技艺等领域的客观知识体系进行了探索,并最早介绍西方地理和天主教。早期朝鲜实学理论成型于柳馨远(1622-1673年)。在其所著的《磻溪随录》中,柳馨远提出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和实施方案。他打破历来的本末观,将田制看做万事之本,提出“均人以田,计田出兵,有田者必有役,有役者必有田”的均田制。他还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提出批评,提出任官授职应该依据能力,不分贵贱,并主张废除奴婢制度,代之以雇工制度。[2]:36-37[1]:1240-1241
发展期(18世纪)
18世纪前半期,朝鲜实学思想到李瀷(1681-1762年)时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并形成星湖学派。星湖学派的经世致用实学继承了许多磻溪社会改革观点,将土地制度视为实学的中心问题,希望通过自然过渡实现均田地、等贫富的社会。星湖学派把实学研究广泛地扩大到天文、地理、农学、历史、军事、哲学、文学等领域,视传统的观念所尊崇的阀阅、僧尼等坐食之辈为社会蛀虫,将奴婢制度、科举制度视为社会时弊,反对以中国为中心评价历史。与磻溪不同的是,星湖学派受西学影响的成分很多,崇尚西方科技,但对天主教的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2]:37-38[1]:1241-1242
18世纪后半期,以洪大容(1731-1783年)、朴趾源(1737-1805年)、朴齐家(1750-?)为代表的“北学派”在朝鲜实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北学派对朝鲜崇明排清的华夷观念进行了批评,主张学习清朝和西方先进文化技术。北学派是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代言人,他们研究自然科学,怀疑程朱理学[2]:38-39[5]。北学派的利用厚生实学继承了许多经世学派的改革观点,包括身份制度、科举制度、税收制度、兵役制度的改革。同时,北学派在星湖学派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与星湖学派 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思想不同的是,北学派的改革思想是以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技术改革、对外开放为核心,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代文明性质[2]:261。
集大成时期(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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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到19世纪是朝鲜实学思想的集大成时期。丁若镛(1762-1836年)、金正喜(1786-1856年)、崔汉绮(1803-1877年)等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2]:39。丁若镛是朝鲜王朝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茶山实学纵向继承了星湖李瀷、鹿庵权哲身等经世学派的实学传统,横向吸收了明清实学和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等人的朝鲜北学派,以及天主教、西方科技等西学[6]:23。朴齐家的弟子金正喜在继承利用厚生的北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中国清朝的考据学,确立了朝鲜考据派的实事求是实学。崔汉绮在气学的基础上,提出学问的对象应该是有形的、可经验的、对人的生活有用的东西。学问的优劣体现在士农工商兵等具体事务的实行[2]:40。
派别
星湖学派
“星湖学派”又称“经世致用派”或“经学派”,以星湖李瀷(1681-1762年)思想为主流。星湖派对性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批评了其中的一些清谈空论,同时吸收和发展经学中的合理因素[1]:124[2]:1。他们主张对土地制度、奴婢制度、科举制度、国防外交、货币流通等社会弊端进行改革,将阀阅、僧尼等坐食之辈视为社会蛀虫,反对以中国文中心评价历史,崇尚西方科技,但对西方宗教持怀疑态度。星湖学派对后来出现的北学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37-38[1]:1240-1241。
北学派
“北学派”又称“利用厚生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洪大容(1731-1783年)、朴趾源(1737-1805年)、朴齐家(1750-?)等。北学派通过出访盛世时的清朝,突破了朝鲜排清自大的思想,对尊华攘夷的华夷观进行了批判,主张积极学习中国和西方先进技术、文化,改变朝鲜落后的局面。北学派继承发展了经世学派的思想,除了提出工商、货币流通、生产器具、技术革新等主张外,还提出土地、行政、身份以及其它制度的改革。[2]:2-3[1]:1242[5]
学斋实学派
“学斋实学派”又称“实事求是派”或“考据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金正喜(1786-1856年)、崔汉绮(1803-1877年)。“学斋实学派”继承了北学派的实学思想,吸收清朝考证学,提出尚实学,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他们认为学问的对象应该是有形的、可经验的、对人的生活有用的东西,学问的优劣体现在具体实行中。[2]:40[1]:1245
参考文献
- ^ 1.0 1.1 1.2 1.3 1.4 1.5 1.6 李岩、徐建顺、池水涌、俞成云. 《朝鲜文学通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9月. ISBN 978-7-5097-1511-6.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李英顺. 《朝鲜北学派实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ISBN 978-7-5161-0362-3.
- ^ 韩卫星. 《洪大容文学与中国之关联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6月. ISBN 978-7-5097-6062-8.
- ^ 葛荣晋. 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及其现代研究的转换. 《 江汉论坛》. 2000年, (第10期).
- ^ 5.0 5.1 郑成宏. 朝鲜北学派的新华夷观解析. 《东北亚论坛》. 2008年第17卷第6期.
- ^ 孙玉霞.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兼论与杜诗之比较》.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0年10月. ISBN 978-7-5637-2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