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
第四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 | |||||||||
---|---|---|---|---|---|---|---|---|---|
威尼斯土耳其战争的一部分 | |||||||||
勒班陀之战 | |||||||||
| |||||||||
参战方 | |||||||||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
神圣同盟: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塞利姆二世 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 皮雅利帕夏 拉拉·穆斯塔法帕夏 穆安津札德·阿里帕夏 † 基利杰·阿里帕夏 |
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 阿尔维斯·马丁南哥 赛巴斯提阿诺·维涅尔 奥地利的唐胡安 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 乔瓦尼·安德里亚·多里亚 雅各布·索兰佐 |
第四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又称塞浦路斯战争[1](意大利语:Guerra di Cipro),是一场发生于1570年-1573年间的战争,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第四场战争。其中,威尼斯共和国加入了由教皇主导的基督教国家军事同盟“神圣同盟”,成员包含西班牙帝国(包括那不勒斯王国与西西里王国)、热内亚共和国、萨伏依公国、医院骑士团、托斯卡纳大公国及其余意大利城邦。
这场战争是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二世统治期间的一次大捷,始于奥斯曼帝国入侵由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塞浦路斯岛。岛上首邑尼科西亚和其他几个城镇很快就被实力强大的奥斯曼军队攻陷,只剩下法马古斯塔在威尼斯人手中。由于神圣同盟的增援迟迟未到,法马古斯塔在守军坚守11个月后,终在1571年8月沦陷。在两个月后的勒班陀海战中,神圣同盟的联合舰队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但未能把握时机扭转战局。最终,奥斯曼帝国迅速重建其海军,迫使威尼斯单独谈判,并达成和平协议。战败的威尼斯将塞浦路斯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并纳贡30万达克特。
背景
自1489年以来,大而富裕的塞浦路斯岛一直处于威尼斯人的统治之下,它与克里特岛都是共和国的主要海外属地之一。在16世纪中叶,当地希腊人口估计为160,000人,[2]至1570年时已有180,000人。[3]除了拥有可控制黎凡特贸易之地理位置之外,该岛还可以生产有利可图的棉花和糖。[2]为了保护他们最遥远的殖民地,威尼斯人每年会向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进贡8,000达克特,并在1517年,埃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相同的协议。[4][5]尽管如此,该岛在东地中海的战略位置——位于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奥斯曼中心地带,和新获得的黎凡特和埃及省之间,使其成为奥斯曼帝国未来想要占领的诱人目标。[6][7]此外,威尼斯当局会对骚扰奥斯曼帝国航运的海盗提供保护,同时这些海盗也会袭击前往麦加的穆斯林朝觐者:这些动作皆使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相当不满。[8][9]1568年,在奥斯曼帝国结束了匈牙利的征服及对哈布斯堡的长期战争后,塞利姆二世将注意力转向了塞浦路斯。[10]一个流行的传闻把这一决定归因于苏丹对塞浦路斯葡萄酒的热爱,与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纳西——一位与苏丹有相同爱好的葡萄牙犹太人——被任命为纳克索斯岛的统治者。而作为苏丹的穆扎希布(最受宠的顾问),他提出了入侵塞浦路斯的想法。传闻纳西对威尼斯怀恨在心,他梦想能成为塞浦路斯的新国王,为此他将王冠和皇室旗帜都事先准备妥当。[11][12]
尽管碍于与威尼斯现有的和平条约(最近的一次于1567年续签)[9][13]以及围绕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之鸽派反对,主张诉诸战争之鹰派还是占了上风。[8]谢赫伊斯兰颁布教令,并宣布违反该条约是合情合理的,他称塞浦路斯曾经是“伊斯兰国”(大概7世纪的时候)的一部分,必须被重新夺回:[9][14][15]
他(塞浦路斯)不可能成为我们永远的障碍。对于我们的苏丹(以全能者之姿为他的胜利而荣耀)来说,只有在对所有穆斯林都有利的情况下向异教徒和解才符合我们的教令。当早些时候,它看起来似乎有利可图,然后你们发现得到它后将更有价值的时候,那么,得到它即是势在必行,亦是迟早成真的事。
至于支持该行动的资金,是通过没收、转售希腊东正教教堂的修道院和教堂来筹资的。[16]苏丹的老师拉拉·穆斯塔法帕夏被任命为陆军指挥官;穆安津札德·阿里帕夏则被任命为卡普丹帕夏——也就是海军总司令。由于他在海军事务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他指定了有才能且经验丰富的皮雅利帕夏作为他的主要助手。[17]
至于威尼斯那边,奥斯曼帝国的意图已经十分的明确,他们已料想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可能对塞浦路斯发动袭击。随着那场“令人发指的战争”在1564年至1565年间爆发,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舰队航行到了马耳他,而随着奥斯曼帝国海军在1567年末和1568年初时,集结的规模变得更加明显时,威尼斯人的不安感再次上升。[18]当奥斯曼帝国舰队于1568年9月,带着纳西访问塞浦路斯时,威尼斯当局对此更加震惊。它们表面上是善意访问,但实际上,这是一次隐蔽性极低的监视岛屿防御能力的一场“巡视”。[19]为了应对可能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塞浦路斯、克里特岛、科孚岛和其他威尼斯属地的防御在1560年代进行了大翻新,并聘请了著名的军事工程师斯福尔扎·帕拉维奇尼为顾问。他们增加了驻军的数量,并试图通过建造铸造厂和火药厂,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可以在军事上得以自给自足,以弥补远离威尼斯本土的孤立形势及先天物资之劣势。[20]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塞浦路斯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维持长期抗战。[21]正如一位当代历史学家所写的:他离威尼斯有很大的距离,并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所包围,已被置于“虎口之中”。[22]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火药的补给将使得威尼斯堡垒很容易就会易手给奥斯曼帝国。[22]此外威尼斯也不能依赖位于西地中海的主要基督教势力:也就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帮助,因为后者现在正卷入镇压荷兰起义和国内之反摩里斯科人的行动。[23]威尼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是岛上居民对此的态度。当地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对信仰天主教的威尼斯人强加给他们的严厉待遇和压迫性的税收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因此,他们普遍乐于接受给奥斯曼人统治。[24]
到1570年初,随着奥斯曼的准备工作的完成,以及位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总办马可·安东尼奥·巴巴罗发出的警告,使最高执政团相信:战争开打已是迟早的事情,因此援军和金钱被紧急送往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25]1570年3月,一名奥斯曼帝国特使被派往威尼斯,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威尼斯当局立即割让塞浦路斯。[21]尽管最高执政团中也有人主张割让该岛以换取达尔马提亚的土地及更进一步的贸易特权,但因为可能会获得来自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援助,使得共和国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果断拒绝了最后通牒。[26]
奥斯曼帝国征服塞浦路斯
6月27日时,约有350~400艘船和60,000~100,000人之入侵部队启航前往塞浦路斯。它于7月3日在该岛南岸的拉纳卡附近的萨林斯登陆,没有受到抵抗,随后向首都尼科西亚进军。[27][23]威尼斯人曾争论是否要反击奥斯曼军队的登陆,但面对奥斯曼舰队的优势火炮,以及一旦行动失败就等同岛上的防御力量将被全歼的问题,因此他们决定退守至堡垒之内并直到增援到达为止。[28]尼科西亚围城战始于7月22日并持续了七周,直到9月9日为止。[27]这座城市外围所新建的,由土墙所堆积的星形要塞良好地承受住了奥斯曼帝国的轰炸。奥斯曼帝国在拉拉·穆斯塔法帕夏的指挥下,朝着城墙挖沟并逐渐填满周围的沟渠,同时用火绳枪的持续齐射,给正在工作的工兵提供保护。[29]最后,经过45天的围攻,即9月9日,在防御者耗尽所有弹药后,奥斯曼军队在第15次进攻时,成功攻破了城墙,[30]随后共有20,000名居民死于一场屠杀,[31]就连城内被穆斯林视为不洁的猪也被杀害了,只剩下被抓来卖为奴隶的妇女和男孩幸免于难。[29]此时,一支由200艘船所组成的基督教联合舰队——一群由威尼斯人(在吉罗拉莫·赞恩领导下)、教皇(在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领导下)和拿波利/热那亚/西班牙人(在乔瓦尼·安德烈·多里亚领导下)组成的中队——于8月下旬在克里特岛集结,正准备航行到塞浦路斯,但他们在收到尼科西亚已经陷落的消息后即折返。[26][32]
在尼科西亚沦陷后,北部的凯里尼亚要塞毫无抵抗地投降了,9月15日,土耳其骑兵出现在威尼斯最后的据点法马古斯塔前。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人估计威尼斯人的整体损失(包括当地人口)共有56,000人被杀或被俘。[33]法马古斯塔的威尼斯守军约有8,500人,拥有90门大炮,并由马可·安东尼奥·布拉加丁指挥。他们将与一支拥有200,000大军、拥有145支枪[34]的军队抗争11个月——这为教皇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便让那些不情愿参加该场战役的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了反奥斯曼联盟。[35]奥斯曼帝国于9月1日设好了他们的枪支。[31]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在堡垒周围挖掘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巨大战壕网络系统,深度为三英里:这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当攻城用的战壕接近要塞并进入城墙的炮火射程时,十座用木材、填土和棉花制成的堡垒会被建立起来。[36]然而,奥斯曼帝国也没办法完全的以海上封锁彻底终结这座城市的海军力量,这使威尼斯人能够补给物资并补充增军。当到了隔年一月,威尼斯人获得补给的消息传到苏丹耳中后,他召回了皮亚利帕夏,让拉拉·穆斯塔法独自一人来负责围攻。[37]与此同时,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提出与威尼斯的单方面和平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如果共和国割让该岛,他们将让出位于法马古斯塔的一个贸易站,但威尼斯人受到他们最近在阿尔巴尼亚占领的都拉斯和正在进行的建立基督教联盟的谈判(见下文)的鼓舞下,威尼斯拒绝了。[23][38]因此在1571年5月12日,对法马古斯塔防御工事的密集轰炸开始了,8月1日,随着弹药和补给逐渐耗尽,驻军被迫投降。[36]法玛古斯塔之围使奥斯曼帝国伤亡约50,000人。奥斯曼帝国允许基督教居民和幸存的威尼斯士兵和平地离开法马古斯塔,但当拉拉·穆斯塔法帕夏得知一些穆斯林囚犯在围攻期间被威尼斯士兵所杀时,他活剥并肢解了布拉加丁,处决了他的同伴,布拉加丁的皮肤先在岛边被游行示众一阵,后才被送去君士坦丁堡。[39]
神圣同盟之建立与准备
当奥斯曼军队开始入侵塞浦路斯后,威尼斯便开始寻求盟友的帮助。之前才与奥斯曼签订和平协议的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打算因此毁约;法国与奥斯曼处于联盟关系,并且敌视着西班牙;波兰人则被莫斯科大公国的入侵所困扰。[40]作为在地中海上最强大的基督教势力:西班牙帝国,起初并不打算接受威尼斯的求助,因为他对于在马耳他之围时威尼斯人的冷眼旁观感到不满。[21][41]此外,腓力二世希望把这批海军放到对北非的巴巴里海岸的入侵。西班牙不愿与威尼斯人合作,再加上多利亚不想因此而危及他的舰队,预先1570年就该进行的联合海军行动已经被灾难性地推迟了。[33]然而,在庇护五世的极力调解之下,一个反奥斯曼的军事同盟:神圣同盟,得以在1571年的5月15日建立,并要求记练一个由200艘桨帆船、100艘补给船和50000人士兵所组成的舰队。为了让西班牙能够加入联盟,该条约还要求威尼斯承诺他们将在北非战场上援助西班牙。[21][26][42]
根据新联盟的条款,基督教联合舰队将由奥地利的唐·胡安所指挥,他们于8月23日抵达墨西拿。然而此时法马古斯塔早已沦陷,任何拯救塞浦路斯的行动都将毫无意义。[26]而在启航前往东方之前,唐·约翰还不得不处理各支队伍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尤其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之间。西班牙的海军上将则透过分解各国的特遣队,并将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只给混合在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该舰队由多里亚指挥右翼,唐指挥中锋,威尼斯人阿葛斯提诺·巴巴里戈指挥左翼,西班牙人阿尔瓦罗·德·巴赞则指挥预备队。[43]然,盟军舰队并不知道法马古斯塔已被征服的消息,直到他们在9月16日离开墨西拿,于十天后抵达科孚岛之时,他们得知奥斯曼帝国已经攻下了塞浦路斯。由穆安津札德·阿里帕夏所指挥的奥斯曼帝国舰队此时正停泊在科林斯湾入口附近的勒班陀。[44][45]
勒班陀战役
双方都在寻求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为此,他们将布署在地中海的所有桨帆船的70%~90%都运到了前线。[46]双方舰队比例大致平衡: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规模更大,共有278艘战舰,神圣同盟则仅212艘但更加坚固的战舰;双方舰队都有约莫三万士兵在船上,而奥斯曼舰队有五万水手及划桨手,神圣同盟则有两万水手及划桨手,不过他们的大炮数量却是鄂方的两倍,鄂方则由庞大且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弥补之。[47]10月7日之时,双方于勒班陀附近海域交战。而结果是神圣同盟的联合舰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奥斯曼帝国舰队则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除约莫一万两千名基督教划桨奴隶被解救救之外,鄂方还失去了约25000~35000士兵。[48][49][50]流行的看法认为,此战是奥斯曼与基督教势力的一系列战争之转捩点,因为他终结了奥斯曼帝国自1538年普雷韦扎战役战胜以来的海军霸权。[21]然而,他对整场大战,也就是第四次威尼斯土耳其战争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一场寒冬,使得神圣同盟停止了任何进一步的进攻——这使得奥斯曼帝国得以利用此次喘息的机会,快速地重建其海军力量。[51]与此同时,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则遭到了攻击:赫瓦尔岛被奥斯曼舰队袭击,登陆的奥斯曼陆军还烧毁了赫瓦尔、斯塔里格勒和维尔博斯卡。[52]
对于在勒班陀海战后的形势来看,奥斯曼的大维齐尔如此道:“你来观看我们怎样忍受不幸,但我要让你知道你们的损失和我们的损失之间的不同。夺走塞浦路斯就是夺走你们的一条手臂,而舰队的战败对我们来说只是被刮去胡子。失去的胡子可以再长出来,但手臂却不能。”[53]因为他们其他的舰队已经重创了威尼斯,而原本的舰队虽然已被摧毁了但他们很快便重新建立了250艘战舰(其中有8艘为仿加莱赛战船)。尽管如此,奥斯曼舰队实质上仍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除了那些已损失的船舰之外,那些经验丰富的军官、水手、技术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员几乎都命丧当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间,威尼斯人跟西班牙人也纷纷将那些幸存的专家一一处决。[54]此外,虽然实际上神圣同盟在此战的战略影响十分有限,但如果是奥斯曼帝国战胜的话,这个战略意义将会非常明显:因为这会让基督教势力的海军力量荡然无存,奥斯曼帝国的战舰将在地中海的任何地方通行无阻,继而对马耳他岛、克里特岛,甚至可能对巴利阿里群岛或威尼斯本身,造成严重的后果。[55]在勒班陀海战以及六年前奥斯曼帝国在马耳他之围失利的情况下,表明了地中海势力一分为二,分别由奥斯曼帝国所控制的东地中海,以及由哈布斯堡及意大利盟友所控制的西地中海。[56]
隔年之后,随着基督教联军再次回归之时,他们面临的是由基利杰·阿里帕夏所领导的新奥斯曼舰队──一支由200艘船舰所组成的海军。由于唐·约翰所率领的西班牙特遣队一直到9月才到达爱奥尼亚海,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曾一度存在着有数量优势,但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其实相当清楚自己的弱点,他的舰队是用新木建造的,船员缺乏经验,因此在8月交战之时,他积极地避免与盟军舰队正面交锋,并最终安全退至莫顿要塞。西班牙的55艘船舰特遣队的到来,拉平了双方的船只数量及人数,提供了决定性打击的时机,但是因为基督教领袖之间的矛盾及唐·约翰不愿带领之下而放弃了这次机会。[57][58]
后来,基督教联盟开始了产生了分歧,联盟因而摇摇欲坠。1573年,神圣同盟舰队未能完全的展开行动;然而,唐·约翰发动了进攻并夺取了突尼斯,但在隔年的1574年,就被奥斯曼帝国夺回。[59][60]威尼斯担心达尔马提亚的财产会被奥斯曼夺走,甚至进一步危及弗留利[61],他还渴望能再次地恢复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所以他便开始与朴特进行单方面的谈判。[58][62]
重归和平与后续
该谈判由自1570年以来便一直被监禁的威尼斯人马可·安东尼奥·巴巴罗所主持。鉴于共和国无法收复塞浦路斯,因此他在1573年3月7日所签署的条约中确定道:塞浦路斯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分,并由威尼斯支付300,000达克特,作为其赔偿金。[58]此外,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达尔马提亚之腹地的一块虽小但重要的地区,其中包括城市附近最肥沃的农业区:这对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城市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63]
两国之间的和平将持续到1645年,克里特战争爆发为止。[64]塞浦路斯则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直到1878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为止。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则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该岛被英国所吞并,并于1925年成为皇家殖民地。[65]
参考资料
- ^ ВЭ & 1911—1915.
- ^ 2.0 2.1 Faroqhi (2004), p. 140
- ^ Setton 1984,第947页.
- ^ Finkel (2006), pp. 113, 158
- ^ Cook (1976), p. 77
- ^ Setton (1984), p. 200
- ^ Goffman (2002), p. 155
- ^ 8.0 8.1 Finkel (2006), p. 158
- ^ 9.0 9.1 9.2 Cook (1976), p. 108
- ^ Финкель 2017,Глава 6.
- ^ Abulafia 2012,第444—446页.
- ^ Hammer 1836,第384页.
- ^ Setton (1984), p. 923
- ^ Finkel (2006), pp. 158–159
- ^ Abulafia (2012), pp. 446–447
- ^ Finkel (2006), p. 159
- ^ Finkel (2006), pp. 159–160
- ^ Setton (1984), pp. 925–931
- ^ Abulafia (2012), p. 446
- ^ Setton (1984), pp. 907–908
- ^ 21.0 21.1 21.2 21.3 21.4 Finkel (2006), p. 160
- ^ 22.0 22.1 Setton (1984), p. 908
- ^ 23.0 23.1 23.2 Abulafia (2012), p. 447
- ^ Goffman (2002), pp. 155–156
- ^ Setton (1984), pp. 945–946, 950
- ^ 26.0 26.1 26.2 26.3 Cook (1976), p. 109
- ^ 27.0 27.1 Turnbull (2003), p. 57
- ^ Setton (1984), p. 991
- ^ 29.0 29.1 Turnbull (2003), p. 58
- ^ Setton (1976), p.995
- ^ 31.0 31.1 Hopkins (2007), p. 82
- ^ Setton (1984), pp. 981–985
- ^ 33.0 33.1 Setton (1984), p. 990
- ^ Turnbull (2003), pp. 58–59
- ^ Hopkins (2007), pp. 87–89
- ^ 36.0 36.1 Turnbull (2003), pp. 59–60
- ^ Hopkins (2007), pp. 82–83
- ^ Hopkins (2007), pp. 83–84
- ^ Abulafia (2012), pp. 448–449
- ^ Setton (1984), p. 963
- ^ Setton (1984), pp. 941–943
- ^ Hopkins (2007), pp. 84–85
- ^ Guilmartin (2002), pp. 138–140
- ^ Turnbull (2003), p. 60
- ^ Guilmartin (2002), pp. 140–141
- ^ Guilmartin (2002), p. 141
- ^ Abulafia (2012), pp. 449–450
- ^ Abulafia (2012), pp. 450–451
- ^ Finkel (2006), pp. 160–161
- ^ Guilmartin (2002), pp. 141–149
- ^ Faroqhi (2004), p. 38
- ^ Raukar, Tomislav. Venecija i ekonomski razvoj Dalmacije u XV i XVI stoljeću. Journal – Institute of Croatian History (Zagreb, Croatia: Faculty of Philosophy, Zagreb). November 1977, 10 (1): 222 [2012-07-08]. ISSN 0353-295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5-04) (克罗地亚语).
- ^ Guilmartin (2002), p. 149
- ^ Guilmartin (2002), pp. 148–149
- ^ Guilmartin (2002), pp. 150–151
- ^ Abulafia (2012), p. 451
- ^ Guilmartin (2002), pp. 149–150
- ^ 58.0 58.1 58.2 Finkel (2006), p. 161
- ^ Finkel (2006), pp. 161–162
- ^ Guilmartin (2002), p. 150
- ^ Setton (1984), pp. 1093–1095
- ^ Faroqhi (2004), p. 4
- ^ Raukar, Tomislav. Venecija i ekonomski razvoj Dalmacije u XV i XVI stoljeću. Journal – Institute of Croatian History (Zagreb, Croatia: Faculty of Philosophy, Zagreb). November 1977, 10 (1): 221 [2012-07-08]. ISSN 0353-295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5-04) (克罗地亚语).
- ^ Finkel (2006), p. 222
- ^ Borowiec (2000), pp. 19–21
参考文献
- Abulafia, David.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Penguin Books. 2012. ISBN 978-0-141-02755-5.
- Borowiec, Andrew. Cyprus: a troubled island.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0. ISBN 978-0-275-96533-4.
- Cook, M. A. (编).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o 1730: Chapters 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an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 1976. ISBN 978-0-521-20891-8.
- Faroqhi, Suraiy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B. Tauris. 2004. ISBN 978-1-85043-715-4.
- Finkel, Caroline.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ISBN 978-0-7195-6112-2.
- Goffman, Daniel.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 978-0-521-45908-2.
- Greene, Molly. 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691-00898-1.
- Guilmartin, John F. Galleons and Galleys: Gunpowder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Warfare at Sea, 1300–1650. Cassell. 2003. ISBN 0-304-35263-2.
- Hopkins, T. C. F. Confrontation at Lepanto: Christendom Vs. Islam. Macmillan. 2007. ISBN 978-0-7653-0539-8.
- Lane, Frederic Chapin.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JHU Press. 1973 [2021-10-15]. ISBN 978-0-8018-1460-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22).
- Madden, Thomas F. Venice: A New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2012. ISBN 978-1-101-60113-6.
- McEvedy, Colin; Jones, Richard. 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 Penguin. 1978.
- Rodgers, William Ledyard. Naval Warfare Under Oars, 4th to 16th Centuries: A Study of Strategy, Tactics and Ship Design.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67. ISBN 978-0-87021-487-5.
-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ume III: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Reign of Julius III.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4. ISBN 0-87169-161-2 (英语).
- Setton, Kenneth M. 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 Volume IV: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om Julius III to Pius V.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4. ISBN 0-87169-162-0 (英语).
- Turnbull, Stephen. The Ottoman Empire 1326–1699 (Essential Histories Series #62). Osprey Publishing. 2003. ISBN 978-0-415-96913-0.
- Кипрская война // Воен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в 18 т.] / под ред. В. Ф. Новицкого [и др.]. — СПб. [М.]: Тип. т-ва И. Д. Сытина, 1911—1915.(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