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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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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或Behaviouralism）在193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与先前强调客观、量化的方法来解释和预测政治行为的方法截然不同。[1][2] 它与以自然科学为蓝本的行为科学的兴起有关。[1] 行为主义声称它可以从无偏见、中立的角度解释政治行为。

行为主义途径试图研究行为、行动—而不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体制方面的特征—以及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群体，并试图解释行为与政治体系的关系。[3]

行为主义是政治学中一种严格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它试图通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解释个人政治行为和集体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为此，它使用行为和行动理论。行为理论和行动理论都捕捉到人们的特征，并从中得出非常相似的预测。行为理论做出确定性的因果关系陈述，另一方面，行动理论对因果关系（有意的、最终的、自由意志）有概率的理解。

它在实证政治学领域占重要地位，并且在概念和方法论上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研究重点包括政治系统的分析和比较、态度研究、冲突研究、政党和组织研究以及政策分析。

术语涵义

大卫·伊斯顿 是1950年代第一个将政治学之行为主义与（心理学之）行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4]在194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本身被称为行为科学，后来被称为行为主义。然而，伊斯顿试图区分这两个学科：[5]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行为主义者的人来说，行为主义并不是一个明确定义的运动。那些反对它的人更清楚地定义它，因为他们根据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新趋势中的事物来描述它。因此，有些人会将行为主义定义为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行为的尝试。其他人会将其定义为过分强调量化。其他人作为个体主义还原论。从内部看，持该类论述之研究者对于行为主义的构成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有共同看法。[6]

考虑到这一点，行为主义反对单一的定义。克利福德·德怀特·瓦尔多 强调，行为主义本身并不明确，称其“复杂”和“晦涩”。[7] 伊斯顿表示同意，并指出“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重点，从而成为自己的行为主义者”，且试图彻底定义行为主义是徒劳的。[8] 从一开始，行为主义就是一个政治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此外，由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传统，而是一种政治运动，因此行为主义的定义遵循行为主义研究论述者之意愿。[5] 因此，大多数对该主题的介绍都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伊斯顿的八个“智识基石”证明了这一点：[9][10]

  • 规律：对规律的概括和解释。
  • 对验证的承诺：验证概括的能力。
  • 研究技法：对研究技法的实验态度。
  • 量化：在可能或有意义的情况下将结果表示为数字。
  • 价值观：保持伦理评估和实证解释的区别。
  • 系统化：考虑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
  • 纯科学：遵从纯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
  • 整合：整合社会科学和价值。

随后，许多行为主义方法受到政治理论（特别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后实证主义的挑战。

客观性和价值中立

根据大卫·伊斯顿的说法，行为主义寻求“分析性而非实质性，一般性而非特定性，解释性而非伦理性”。[10] 在这种想法下，该理论试图在不“引入任何伦理评估”的情况下评估政治行为。Rodger Beehler 将此称为“他们坚持区分事实和价值”。[11]

大卫·伊斯顿提出之信念

  • 规则性：政治学追求之知识是经验现象的规则，亦即共通法则/规律之建立；
  • 经验性：政治学追求之知识必须建立于感官经验基础，亦即建立经验性而非规范性知识；
  • 量化：为精确描述经验现象，须透过量化方式以达客观描述之要求；
  • 方法论：个体主义之方法论；
  • 系统化：政治学者在建立理论时，应将之与其他理论进行联系，而非建立孤立零碎之命题或通则；
  • “价值”与“事实”之严格区分：政治学处理之知识范畴在于事实，而非价值；
  • 价值中立：为建立研究之客观性与可靠性，研究者不应将个人价值和偏见带入研究过程；
  • 研究领域间之知识整合：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发展应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整合为一个整体贯串的知识系统，因为它们都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
  • 科学知识之累积性；
  • 科学演进之渐进。（关于末两点可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12]

基本介绍

行为理论

模型

最初，严格定义上的行为主义与动物行为理论相结合，并因巴甫洛夫著名的犬类实验而著称。

在修正的行为主义中，不仅是外部刺激，必然会发生某种反应，而且还包括情绪和意识等精神状态。在认知行为理论中，这些被进一步阐述，包括人们的欲望、需求、感知和信念。这些修改响应并在刺激—有机体—响应（S-O-R概念）模型中被获取。

因此，可以通过刺激来学习作为可见或心理活动的行为。奖励和惩罚强化给定的刺激。

假设

行为的一般理论作出以下因果关系陈述：

  1. 特定行为越早得到奖励，它就会越早表现出来。
  2. 奖励的价值越高，表现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3. 惩罚越轻，表现出特定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
  4. 惩罚越高，行为发生的频率就越低。
  5. 以同样的方式奖励某种行为的频率越高，奖励的价值就越低（边际效用举例：对于口渴的人来说，第一杯比接下来的一杯具有更高的价值）。
  6. 奖励发生得越频繁，某种行为出现的频率就越低（饱和度）。
  7. 奖励越不规律，行为表现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8. 如果以前奖励过的行为不再得到奖励，其发生（消失或灭绝）的频率就会降低。
  9. 删除越低，先前获得的奖励越强（频率、价值、不规则性）。

然而，在现实中，一个人往往对同一行为有矛盾的经历。例如，朋友欢迎（和奖励）的事情不一定是父母的情况。总之，表现出带来最高奖励或最低惩罚（“效用最大化”）的行为。

认知失调问题

这种评估和不同制裁相互抵消需要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偏好等级。然而事实上，人们并没有，而且偏好有时也会相互矛盾。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不匹配的认知会被人们忽略，否则会导致内部紧张状态（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不和谐的经历被压抑了。

行动理论

行为理论认为刺激、认知和反应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而行动理论则将其相对化，并且仅假设人类与其行为之间存在之可能联系。作为个人不仅会做出反应，而且还会在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和创造性地处理他的环境。

这里的重点是人类的有意和解释行为。社会现象是从个人的意图、情境定义、行动和互动来解释的。

基础模型

人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行动的技能和动机。从童年开始，社会化就导致了对外界行为期望的内化。家庭和朋友等主要和次要参考群体的这些期望成为个人行动的动机。此外，自己的角色，即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通过扮演角色，一个人自己的判断被概括化，这形成了抽象与道德思想之基础。在 M. Schmid 看来，一个人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活跃而有能力的系统，在语言中介和社会塑造的社会化过程的框架内获得其身份”。 [13]

由于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因此有必要对自己的目标进行排序和分级，以便在给定情况下选择行动。这种所谓的偏好顺序不仅取决于刺激，还取决于人、角色和社会化。

人们行动的情况会发生变化。这些情况被理解为对自己行为的所有限制的总和，例如金钱、时间或空间的匮乏，其他人的行为和偏好，以及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人们必须自己定义情况。他们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行事，而是根据他们对情况的主观看法行事。因此，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人们现在将他们的社会行为彼此对齐，即他们彼此进行（策略性）互动。这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依赖创造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们通过协调他们的行动，能够合作并发展复杂的社会。然而，这只有在有可能通过社会化和内化过程将个人目标、期望和行动选择并行化的情况下才能成功。例如，某些行动期望与社会角色（角色期望）相关联。

在行动理论中，规则是对行动的限制，因为它们排除了某些行动。由于行动理论的规则，从大量可能的行动中，只有比“允许”少得多的数量，或说未被制裁，被选中。这包括权利，如行动自由和规范，亦即关于应该或必须如何表达行动的规定，例如，在习俗或角色期望中。

只要人们就共同规则达成一致，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整合过程。稳定的社会需要通过互动实现这种融合。只有当太多人背离时，这些行为规则才需要修改。对于个人来说，这样的规则不仅是一个烦人的障碍，而且它们还提供了某些保证，即某些行为可以预期哪些反应，从而减少了评估行为后果的基本不确定性。

行动理论的类型

各种行动理论可分为理性模型和互动模型，理性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理性模型

  1.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行为类型：权宜理性（德语：Zweckrationalität；目的、手段、副作用）和价值理性；
  2. 理性选择理论：功利主义和效用最大化；
  3. 组织社会学（司马贺、James March/Johan P. Olsen） ：满足和有限理性

互动模型

  1. 赫伯特·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沟通、诠释、情境定义；
  2.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作为角色承担者的个人具有受限的行动自由；
  3. 尤尔根·哈伯马斯的互动行为理论（德语：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作为动机、公正性的行动计划协调

在政治科学领域之起源

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行为主义之概念获得支持。克利福德·瓦尔多 可能是最早创造有关词汇的人之一。[14] 后来，大卫·伊斯顿使有关论述流行起来。它是政治学介于传统主义者和新兴研究途径之间的讨论场所。[15] 行为主义的起源通常归因于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的著作，他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强调考察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考虑他们如何遵守法律或正式规则。[16]

作为一种研究途径

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政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是有争议的。[17] 批评者认为政治研究主要是定性和规范性的，并声称它缺乏被视为一门科学所必需的科学方法。[1] 行为主义者使用严格的方法论和实证研究来验证他们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1] 行为主义的方法是创新的，因为它改变了调查目的的态度。它转向了可验证事实支持的研究。[18] 在 1954年至1963年期间，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通过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一个委员会，将行为主义传播到比较政治学。[19]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流行的过程中，行为主义挑战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途径，行为主义支持者将它们和其他不基于事实的政治行为研究称作“传统主义”。

为了理解政治行为，行为主义使用以下方法：抽样、访谈、评分和量表化（英语：scaling）以及统计分析。[2]

行为主义研究的是个体在群体位置上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他们应该如何行为。例如，对美国国会的研究可能包括考虑国会议员在其职位上的行为方式；受关注的主题是国会如何成为“行动舞台”以及周围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力范围。[16]

一般特征

行为主义途径是严格的经验分析的，即描述性和价值中立导向的。基于自然科学的模型来解释、预测和系统地分析社会现象。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将自己局限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并提供尽可能可量化的数据。在此过程中，人们希望尽可能不进行“纯研究”，而是旨在解决特定政治问题的应用研究。规范性讨论被视为科学上不可判定的。

行为主义的一个标志是它的跨学科性。除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如“政治社会学”）也有密切关联。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调查方法，例如调查和所谓的“large-N研究”，即具有许多受访者的统计可评估（代表性）数据集。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参与，尤其是投票行为。

政治行为的解释因素

在政治学中，行为的概念和行动的概念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政治性的意思是这种行为是个人带有政治方面意图的，同时有政治方面的效果。原则上，可以使用三个解释因素：心理人格特征、社会因素和政治“刺激”。

心理人格特质

参见：政治心理学

内驱力结构（例如攻击性）、动机（偏好、执行意愿），还有感知、认知能力，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价值信念，这些都是用来解释政治行为的核心心理参数。

例如，哈罗德·拉斯威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的“民主公民”模型，民主公民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人，其特征是宽容、信任同胞和免于恐惧。狄奥多·阿多诺将不宽容、厌恶冲突、无差别思维和缺乏信任视为“专制人格”的特征。阿多诺认为这接近潜在的法西斯行为。Milton Rokeach和Erwin Scheuch / Hans Dieter Klingemann 能够通过经验证明这些特征和对现在的强调（同时忽略过去和未来）对每个人都是典型的是极端主义倾向。

然而，距离成熟的政治行为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研究表明，自尊心低的人通常不关心政治，不太灵活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旦僵化和自卑这两个特征同时出现，就没有强化，反而导致积极的政治行为。

社会因素

参见：政治社会化

在社会化中，主要（父母、家人、朋友）和次要关系（工会、教会等组织）是有区别的。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能够证明“政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小型非政治团体对政党的依恋”，即主要关系。因此，孩子在政治上大多与他们的父母非常相似（社会化假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通常（不自觉地）寻找具有相同/相似政治观点的朋友（选择假说）。另一方面，只有当这些机构也代表政治立场时，与组织的次要关系才与政治行为相关。

社会阶层、收入、教育、职业、居住区域等社会指标在价值观和信仰方面创造了共性，间接影响政治行为。

政治刺激

除了制度限制（如投票权、政党系统、参与机会），政治行为的政治决定因素还包括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采取行动的不是客观情况，而是主观体验和解释的情况。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个人政治态度（感受、评价和知识）的总和，是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因为人们通常不喜欢成为局外人。意识形态作为固化的政治规范的表达，具有政治规范设计要求，通过影响对情况的评估形成进一步的动机基础。

在政治学中的应用

政治参与

对于政治参与，例如参加选举、党员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担任政治职务、参加公民倡议或非政府组织活动。目的是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Verba 和 Nye 能够证明参与意愿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地位越高，参与度越高。实证研究还表明，经济富裕的公民除了这种更大的意愿外，往往还有其他更明确的政治态度。这在民主理论方面产生了影响：因此，通过直接民主元素满足更多公民参与的需要，应该要为人们带来更好的条件，如果可能的话，还提供教育机会。

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也是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诊断的价值观转变的承担者。然后可以在西方社会观察到对“后物质价值观”的重新定位，例如自决、环境保护、和平等。尤其是这部分人的参与意愿也明显增强。这种增加的参与意愿被解释为对政治制度的广泛不满。然而，根据经验，人们发现公民肯定会在他们对具体政治的态度之间做出选择，这不同于政治制度本身和基本原则。参与意向的增加通常是由于对具体政策的不满所致。

投票行为

主条目：投票行为

许多理论和研究都将选举视为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合法化/正当化机制。最重要的行为主义解释是：

  1. 社会学方法（由拉扎斯菲尔德提倡）：个人选择与其所在社会环境。
  2. 社会心理学方法（被称作“安娜堡模型”）：投票决定是由政党认同程度引起的。识别分为候选人取向和事实取向。Philip E. Converse 发展了正常选举与这种方法不再适用的特殊情况（例如重新统一的德国的第一次选举）的论点。
  3. “分裂”从属（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史坦·洛肯（英语：Stein Rokkan）提倡）：社会中的冲突线，如教派或社会阶层，也决定了投票行为。
  4. 投票行为的理性主义理论（由安东尼·唐斯提倡）：投票决定源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党派差异）排序导致在无关紧要的结果或承诺最大个人利益的一方的选择中弃权。
  5. 价值观 / 生活方式改变（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提倡）：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地导致更灵活的选择，如摇摆选民之增加。

主要理论概述

行为主义反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思辩与演绎方法，也反对制度主义的静态描述和简单写实，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实际存在并且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注重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常常运用数学模型、模拟实验、直接探查、实地观察技术手段进行研究。主要原则包括了精确性、纯科学、量化研究和价值去除。其主要理论包括：

批评

这种方法因所谓价值观方面之中立而受抨击。保守主义者将价值观和事实之间的区别视为破坏政治哲学可能性的一种方式。[11] Neal Riemer 认为行为主义驳回了“符合伦理之选项之推荐任务”[10]，因为行为主义者认为“价值观（民主、平等和自由等）的真假无法通过科学建立，并且超出了合法探究的范围”。 [20]

Christian Bay 认为行为主义是一门伪政治学，并不代表“真正的”政治研究。 Bay 反对将实证考虑置于对政治的规范和道德审查之上。[10]

行为主义最初代表了一种远离“朴素经验主义”（英语：Naïve empiricism）的运动，但作为一种方法被批评为“朴素科学主义”（英语：naive scientism）。[21] 此外，激进的批评者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使得政治的实证研究变得不可能。[11]

其他批评论点如下：

  • 政治科学的实质必须比有时非常倚重数学的研究技术更重要；
  • 有时使用的特殊术语仍然处于较高的抽象水平；
  • 没有价值标准，技术官僚的实际相关性稳定了普遍存在的条件；
  • 尽管有过多的研究方法和详细调查，但缺乏连贯的概述和综合；
  • 选择（过于）狭窄的研究部门通常不是由对知识的兴趣决定，而是由可用数据决定；
  • 主要使用的调查方法存在特定问题，例如成本高，引导问题的风险，仅适用于个人，意见分析是否是主要关注点或行为预后的模糊性，纵向研究太少的静态考虑；
  • 主要应用的理性模型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人类的行为和选择往往比理性所能证明的更为常规，对普通人的理性要求往往过高。

Bernard Crick 之批评

英国政治学者 Bernard Crick 抨击了在美国占主导地位但在英国鲜为人知的该种研究观点。他确定并拒绝了六个基本前提，并在每个案例中都认为传统方法优于行为主义：[22]

  1. 研究可以发现人类行为的一致性
  2. 这些一致性可以通过经验测试和测量来确认
  3. 定量数据品质最高，应进行统计分析
  4. 政治科学应是基于经验和预测性的，淡化哲学和历史面向
  5. 价值中立的研究是理想境界
  6. 社会科学家应该寻找涵盖所有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而不是实际改革的应用问题

后续

大卫·伊斯顿等针对有关现象提出后行为主义之观点。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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