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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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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边境战争
冷战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的一部分

左上角顺时针：安哥拉人民解放军的米格-21战斗机在飞机跑道上；南非防卫军在那米比亚的公路上巡逻；1981年反南非防卫军入侵安哥拉抗议；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那米比亚独立前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英语：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维和部队；南非防卫军远征部队在作战区域装载迫击炮
日期1966年8月26日 – 1990年3月21日
（23年6个月3周又2天）
地点
西南非洲（那米比亚）、安哥拉、赞比亚
结果

军事僵局[8][19]

  • 南非和古巴分别从那米比亚和安哥拉撤军
  • 那米比亚总统选举实行普遍直选
  •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政府在那米比亚掌权
领土变更 西南非洲独立为那米比亚共和国
参战方
 南非
西南非洲过渡政府（英语：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Namibia)）[1]
物质支持：
指挥官与领导者
格里特·维尔容（英语：Gerrit Viljoen）
威利·凡·尼柯克（英语：Willie van Niekerk）
路易斯·皮纳尔（英语：Louis Pienaar）
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
彼得·威廉·波塔
康斯坦·维尔亚恩（英语：Constand Viljoen）
若阿内斯·海登赫伊斯（英语：Johannes Geldenhuys）
马格努斯·马兰（英语：Magnus Malan）
安德烈亚斯·利本伯格（英语：Andreas Liebenberg）
格奥尔格·梅林（英语：Georg Meiring）
科尼利厄斯·图哈根尼·纽祖巴（英语：Cornelius Thuhageni Njoba） †
若纳斯·萨文比		 萨姆·努乔马
托比亚斯·海恩耶科（英语：Tobias Hainyeko） †
彼得·南扬巴（英语：Peter Nanyemba）
迪莫·哈马博（英语：Dimo Hamaambo）
彼得·姆韦西汉格（英语：Peter Mweshihange）
所罗门·胡瓦拉（英语：Solomon Huwala）
阿戈什蒂纽·内图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
安东尼奥·法兰卡（英语：António Franca）
伊科·卡雷拉（英语：Iko Carreira）
菲德尔·卡斯特罗
兵力

~71,000人（1988年）[3][20]

南非：
30,743名南非防卫军驻安哥拉和那米比亚部队
西南非洲：
22,000名西南非洲领土部队（英语：South West African Territorial Force）
8,300名西南非洲警察

~122,000人（1988年）[21][22][23]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32,000名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游击队
古巴：
40,000名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驻西安哥拉部队
安哥拉：
50,000名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部队
伤亡与损失
2,038[24] – 2,500人[25] 11,335人[26]
2,016 – 5,000人（含安哥拉内战伤亡）[27]
那米比亚平民伤亡： 947–1,087人[28]

南非边境战争（阿非利卡语：Suid-Afrikaanse Grensoorlog），又称为那米比亚独立战争，在南非有时称安哥拉丛林战争，是于1966年8月26日到1990年3月21日那米比亚（时西南非洲）、赞比亚及安哥拉之间的大规模非对称战争。交战双方是南非防卫军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南非边境战争在非洲大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与安哥拉内战关系密切。

数十年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直就那米比亚独立问题向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请愿，但依然没有成功，于是在1962年依靠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坦桑尼亚、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表示同情的非洲国家的援助，组建了人民解放军[29]。1966年8月，人民解放军与南非政府军交火。1975年至1988年间，南非防卫军向安哥拉及赞比亚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消除人民解放军的前线行动基地（英语：Forward operating base）[30]，还部署受过外部侦察和跟踪游击运动训练的撬棍军（英语：Koevoet）和第32营（英语：32 Battalion (South Africa)）[31]。

随着冲突的发展，南非的战术变得越来越激进[30]。防卫军的入侵行动不仅致使安哥拉出现人员伤亡，还时不时给安哥拉的经济命脉设施带来严重的附带损害[32]。苏联于1980年代向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提供大批军事顾问以及价值40亿美元的现代防御技术以表示支持，表面上阻止南非的突袭行动，但实际上是想破坏南非防卫军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与日俱增的盟友关系（防卫军正在使用缴获的人民解放军装备[33]）[34]。自1984年起，苏联指挥的安哥拉常规部队自行能够应付防卫军[34]。他们的立场也得到数千支古巴部队的支持（英语：Cuban intervention in Angola）[34]。《卢萨卡协议（英语：Lusaka Accords）》签订后，南非和安哥拉一度短暂停战，但到了1985年8月，人民解放军及安盟都利用两国停火的优势来加强自己的游击活动，致使安哥拉解放军重新开始战斗[32]。实际上，南非边境战争最终是以美国调停下的《三方协议（英语：Tripartite Accord (Angola)）》签订后结束的。依照协议，古巴和南非分别从安哥拉和西南非洲撤军[35]。人民解放军于1989年3月底发动最后的游击战役[36]，西南非洲于一年后的1990年3月21日正式独立为那米比亚共和国[19]。

尽管战争的战场主要在邻国，但南非社会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37]。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投入相当的努力，激起公众的反共情绪[38]，并竭力遏制苏联进行区域扩张[39]。边境战争也成了当代南非文学，尤其是南非语作品的重要主题，衍生出“边境文学流派”[32]。

名称

19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场南非在安哥拉和那米比亚（当时的西南非洲）不宣而战的冲突有多个名称。“南非边境战争”一词一般指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英语：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采取破坏和农村叛乱形式发动的军事战役，以及南非军队针对安哥拉或赞比亚境内可疑的人民解放军基地发起的外部袭击，有时亦指南非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及其古巴盟军发起的大型常规战警[38]。由于南非长期占据安哥拉大片土地，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战略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边境战争”成了一场与同期的安哥拉内战密不可分的冲突[38]。

“边境战争”一词进入南非的公共论述是在70年代，随后得到执政的国民党采用[38]。鉴于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境内的行动大多很隐秘，边境战争的说法可以避免指涉在境外引发的冲突。而军事历史学家在讨论各种交战的战术时，会把冲突定性为“丛林战争”[38][40]。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会把南非边境战争称为那米比亚民族解放战争[38]和那米比亚解放斗争[41]，是世界军事史上众多自称解放战争的其中一场。那米比亚的文件一般也会把它称为那米比亚独立战争。然而，这些名称被批战争的区域影响更加广泛并由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发动，且大多数战争发生在那米比亚以外的国家的事实[38]。

背景

西南非洲合法性（1946年至1960年）

那米比亚前称德属西南非洲，是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路易斯·博塔率领的协约国联军入侵占领。1918年11月11日《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国际联盟提出采用托管制度管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前在非洲和亚洲管治的领土[42]。托管制度是提倡兼并前德国和土耳其领地的“兼并派”和希望将领土交给国际社会托管，直到能够自治的“托管派”之间的妥协[42]。

托管派分三等。一等托管地主要位于中东，二等托管地位于中非，三等托管地是人权最稀少最不发达的德国殖民地，包括西南非洲、德属新几内亚及太平洋群岛[42]。由于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及本身的物理连续性，负责托管三等托管地的国家要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省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不会赋予托管地完全的主权，只赋予管理权[42]。根据规定，负责托管的国家应该将这些之前的殖民地“寄托给”他们的居民，直到他们有能力准备好自治。根据这些条款，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得德属太平洋群岛，南非联邦获得西南非洲[43]。

没过多久，南非政府就把托管制度理解成隐形的兼并[43]。1922年9月，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在国际联盟托管地委员会作证说，西南非洲正在完全融入联邦，出于实际的目的，应该把它视作南非的第五个省份[43]。史末资认为制度“名义上是托管，实际上是兼并”[43]。

二三十年代，国际联盟抱怨南非是所有托管国家中遵守托管地条款最为拖拉的一个[44]。南非针对西南非洲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将当地的铁路国有化或变更边境，被托管地委员会否决[44]。此时，部分人猛烈批评南非政府将不成比例的支出花在西南非洲白人身上，政府辩称缴税是一种义务，这是因为当地白人的赋税最重[44]。联盟同意托管地内的一部分人口应该获得比其他区人口更优惠的待遇，托管地条款也没有特别给白人规定义务[44]。联盟认为，当地没有显示出政治自决方面取得进展的证据。二战爆发前，南非和联盟依旧就这个争议陷入僵局[44]。

二战结束后，扬·史末资率领南非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决定，国际联盟正式由联合国取代，联盟的托管制度由受托制度取代。《联合国宪章》第77条规定，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应用在现今处在委任统治下的领土”。此外，“后续的协议应决定上述地区的哪些部分会根据托管制度被接收，以及该动作所依据的条款”[45]。史末资对提议中的托管制度表示怀疑，这是因为第77条的术语含糊不清[45]。

1946年1月17日，南非驻英国高级专员、史末资代表团成员海顿·尼科尔斯（Heaton Nicholls）在新成立的首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尼科尔斯认为，西南非洲的合法性悬而不决，阻碍地区发展和外国投资。而当地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不能发展成独立的国家，自决也不可行。史末资在会议的下半场发言，他表示西南非洲这片托管地对南非的国土及国民很重要[45]。他告诉大会，西南非洲要和非洲合并的态度已经很坚定，联合国的兼并批准不过是不必要的形式[45]。

史末资代表团提出的结束托管地，请求和西南非洲合并的提议并未获得大会的赞成[45]。三大殖民帝国在内的五个国家至少原则上同意将他们的托管地交给联合国代管，只有南非拒绝。大多数代表坚决不同意兼并受托管的领土，尤其是其他代表团把托管地交给联合国时[44]。最终，37个成员国投票阻止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其他9个投弃权票[44]。

比勒陀利亚的右翼政客很愤怒，认为联合国干涉西南非洲事务毫无根据。国民党认为联合国不适合干涉南非的政策或讨论其对托管地的管理[44]。党的发言人埃里克·洛乌（英语：Eric Louw）要求单方面兼并西南非洲[44]。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南非大选后上台，新上任的总理丹尼尔·马兰准备采取更激进的兼并立场，而洛乌获提名驻联合国大使。马兰在温得和克演讲时，重申了所在党的立场，认为南非在向联合国投诚前就应该兼并托管地[44]。次年，南非向大会发出正式声明，宣布无意遵守代管制度，也不会就托管地的管理发布新的信息或报告[46]。与此同时，南非议会通过《1949年西南非洲事务管理法案》，这部新的法律赋予西南非洲白人跟南非白人同等的议员表达权和政治权利[46]。

国际法院拥护联合国大会的决定，针对西南非洲的地位发表咨询意见[44]。国际法院裁定西南非洲仍受托管统治，因此南非如果未承认托管制度已经失效，那么就没有法律义务将托管地上交联合国管理，否则就要受原来的托管地规定约束。遵守规定也就意味着南非没有单方面更改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权力[46]。马兰和他的政府认为法院的观点无关痛痒，拒绝执行[44]。联合国组建西南非洲委员会，针对该地的管制和发展发表独立报告。国民党在西南非洲推行种族隔离和分区管理的种族隔离制度，报告愈发尖刻地批评南非的官员[46]。

1958年，联合国成立斡旋委员会，继续邀请南非把西南非洲上交托管[46]。斡旋委员会提议划分托管地，允许南非兼并南部的同时，给予北部独立，包括人口稠密的奥万博兰地区，或是把它当做国际托管领土管理[44]。提案遭到大会的压倒性反对，56个国家投票反对，而之后的分地提案都遭到否决[44]。

南非国内的异见声音

国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声音的与日俱增，在50年代中下旬西南非洲民族运动的发展和军事化中起到关键作用[47]。1952年，反抗运动（英语：Defiance Campaign）登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动一连串的非暴力示威，抗议通行证法，鼓励西南非洲的学生会反抗种族隔离[41]。1955年，国大成员组建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发动西南非洲独立运动。尽管进步协会未获得知识界以外的圈子支持，它仍是支持西南非洲全体男人权利，不论部族或语言的民族主义机构[47]。协会的活动人士主要是赫雷罗族学生、教师及温得和克日益壮大的黑人知识阶层的成员[41]。同时，民族主义者在因城市化移民到开普敦的部分奥万博兰劳工中组建奥万博兰人民大会（英语：Ovamboland People's Organization）（后来的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人民组织的宪法列明终极的目标是实现西南非洲被联合国托管，并最终独立[41]。政治化的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合约工人及赫雷罗学生提出统一运动，致使西南非洲进步协会与奥万博兰人民大会于1959年9月27日并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47]。

1959年12月，南非政府宣布强行搬迁温得和克市中心附近的黑人街区老地方（英语：Old Location）的所有居民，配合种族隔离法律。民族联盟遂在12月10日组织大规模示威和公交罢驶行动，最终遭到警方暴力镇压，11名示威者遇害[47]。老地方事件致使赫雷罗领导层到纽约向联合国代表请愿，而人民组织跟他们产生分歧，决定分离出民族联盟[47]。联合国和潜在的境外支持者对部落主义的影响很敏感，他们支持民族联盟，认为联盟代表所有西南非洲人民，此时人民组织更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47]，后来开放所有支持他们目的的西南非洲人入党[41]。

萨姆·努乔马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及其前身奥万博兰人民大会的创办人。

人民组织的领导很快就前往国外，动员国际社会，尤其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支持他们的目的。这个运动得到巨大的外交成功，认可他们的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给他们开了一间办公室[47]。组织的首份宣言于1960年7月发布，和民族联盟的很相似。双方的宣言都提出废除殖民主义及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提倡泛非主义，呼吁西南非洲实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进展”[41]。不过，组织的宣言要求立刻独立，由黑人占大多数的政府统治，时间不迟于1963年。此外，民族联盟的宣言要求普选、全面的福利计划、免费的医疗保障、免费的公共教育、主要产业全部国有化、“按照非洲共同所有权原则”强制重新分配外资土地[41]。

相较于民族联盟，组织在西南非洲的政治能量有限，更有可能把武装叛乱定位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47]。组织的领导还认为，武装反抗南非的决定将表明他们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出色承诺。凭借这点，担纲那米比亚独立斗争的真正先锋及日后任何援助物质合法接受者的境外支持者从民族联盟中分辨出组织[41]。1962年，组织仿效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47]创办西南非洲解放军。解放军最先的七名新兵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前往埃及和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4]，之后回来就要在坦桑尼亚孔瓜（英语：Kongwa District）一个安置西南非洲难民的临时营地受训为游击队[14]。

冷战紧张局势与边境军事化

西南非洲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强烈影响到西欧和苏联集团的国际外交政策[48]。50年代末以前，南非的国防政策受国际冷战政策的影响，包括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对苏联利用常规的军事威胁阻碍南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战略贸易路线[49]。南非外交事务部注意到自己的国家是全球铀的主要来源，故认为“南非必然会牵涉东西方之间的任何战争”[49]。马兰总理的立场是殖民非洲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或者说至少受苏联撑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鼓动，无论另一场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何，这种影响只会有增无减[49]。马兰推崇由南非及西方殖民国家牵头、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非洲契约》。不过，由于国际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怀疑南非军事上试探共和联邦，这个概念没有成型[49]。

尽管美方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参与韩战还是令对美关系升温不少[4]。战略和军事支持南非一直是美国在非洲次大陆南部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国防技术交流从不间断，直到60年代早期[4]。美国和西欧在乎非洲的国防，是因为他们假设共产势力从外部入侵。不过，核军备竞赛使得全球常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明显减少后，这种兴趣骤减，重点转向通过代理人防范共产主义颠覆和渗透，而不是公开侵犯苏联[49]。

人民组织获得的苏联装备，从左到右：书包、德拉古诺夫狙击步枪、PG-7V火箭发射器、RPG-7火箭推进榴弹。

南非政府谨慎看待全球非殖民化的到来及苏联在新独立非洲国家中的显著角色[50]。国民党政客警告称，苏联领导边境叛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50]。西南非洲的边境地区卡普里维地带成为南非防卫军大规模空中和地面军演的焦点，边境的巡逻也加强[48]。人民组织决定将首批解放军新兵派往国外进行游击练习的一年前，南非已经在卡普里维地带沿线建立强化警察前哨，震慑乱党[48]。持有苏制武器接受苏联训练的解放军官兵出现在西南非洲时，国民党认为苏联在当地安插的代理部队终于成真了[48]。

苏联对非洲独立运动很感兴趣。起初，他们希望在非洲大陆培养社会主义国家，阻断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供给[51]。因此，苏联给解放军士兵的培训不局限于战术问题，而是拓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建立有效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的流程[52]。此外，苏联迅速成为解放军武器和资金的主要供应商[53]。1962年到1966年间向解放军提供的武器，包括PPSh-41冲锋枪和TT-33手枪，十分适合叛乱分子的非常规战略[54]。

尽管和人民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在60年代并没有把非洲南部看作战略要点，而把当务之急放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和中东地区[52]。尽管如此，身为西方国家地区盟友及新殖民主义堡垒的南非也有相应的体会，这助推苏联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莫斯科还批准了人民组织采用游击战的决定，因为他们对于任何缺乏革命斗争色彩的解决方案并不乐观[52]，这一点恰好和反对组建解放军及提供军事援助的西方政府形成鲜明对比[15]。

叛乱开始（1964年至1974年）

游击队早期入侵

1960年11月，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正式请求国际法院就南非是否适合治理西南非洲的问题作出具约束力的判决。两国均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实施种族隔离违反了比勒陀利亚作为强制性权力的义务[46]。国民党政府以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缺乏足够的合法权力来提出关于西南非洲的问题为由否认这些指控[46]。然而在1962年12月21日，国际法院当时裁定，作为国际联盟前成员国，双方均有权提起诉讼，使南非的说法遭受重大挫折[55]。

1962年3月左右，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访问了该党在坦桑尼亚的难民营，提到他最近向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请愿西南非洲独立。努乔马指出，西南非洲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实现独立，预示著斗争是“长期且艰辛的”[15]。努乔马亲自指挥达累斯萨拉姆的两名流亡者——卢卡斯·波汉巴与埃利亚·姆阿塔莱返回西南非洲对奥万博兰进行渗透，并为解放军招募更多新兵[15]。在接下来几年内，波汉巴与姆阿塔莱成功从奥万博兰乡村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往东欧接受游击训练[15]。1962年7月至1963年10月，人民组织与其他反殖民团体举行谈判，并在安哥拉共同组成军事联盟[5]。随后该军事联盟还吸纳了分离主义的卡普里维非洲民族联盟，目的是为了打击南非在卡普里维地带的统治[14]。除了东方集团之外，埃及亦继续协助培训解放军人员。到了1964年，解放军其他人员也被送往加纳、阿尔及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朝鲜接受军事教学[15]。同年6月，人民组织承认其正在致力发动不可逆转的武装革命[5]。

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使人民组织的国际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而民族联盟则步入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衰落时期[15]。解放委员会从非统组织成员国手上获得大约20,000英镑的强制性捐款；这些资金全数用于支援西南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由于民族联盟不愿意保证该20,000英镑将会用于武装斗争，因此最终该笔捐款给予了人民组织[15]。随后非统组织撤回对民族联盟的承认，而人民组织则成为唯一合法的泛非主义组织[5]。在非统组织的协助下，人民组织于卢萨卡、开罗以及伦敦开设了外交办事处[15]。与此同时，民族联盟开始了一项为期十年的计划，以尝试组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游击队[5]。

1965年9月，解放军游击队的第一批六名干部（简称为“第一组”）离开了孔瓜难民营，并前往西南非洲进行渗透[2][14]。“第一组”首先进入安哥拉，然后再越过边境进入卡普里维地带[2]。起初，南非未能发现其入侵，这鼓励了一些干部分别在1966年2月与3月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渗透[5]。至于第二批干部（简称为“第二组”）则由有“卡斯特罗”及“伦纳德·南戈洛”之称[14]的伦纳德·菲利蒙·舒亚（Leonard Philemon Shuuya）领导[5]。“第二组”在越过安哥拉边界之前已经迷路，而在游击队杀害两名店主与一名流浪汉后，干部们的行动变得分散起来[2]。葡属西非当局收到当地民众提供的消息，拘捕了游击队其中三名干部[2]。同年3月至5月期间，包括舒亚在内的另外八名干部于卡万戈兰被南非警方拘捕[14]。舒亚后来再次在孔瓜出现，他声称被捕之后成功从绑架者手上逃脱。此外，舒亚亦协助策划了两次的进一步入侵计划：第三批解放军小组于7月进入奥万博兰，而第四批则定于9月进入[5]。

战争投入扩大与地雷战

Omugulugwombashe的失利和托比亚斯·海因耶科的溃败，迫使解放军重新评估战术。游击队以更大规模展开团体行动，增加与安全部队相遇时幸存的机会，从而重新击中力量渗透平民[48]。解放军干部乔装成农民，了解地形及观察南非巡逻军的动向，不会引人怀疑[48]。由于他们在田里只携带能够带上的物资，这也成了一种后勤优势。如果没带上物资，游击队仍会依赖富有同情心的平民获取食物、水等必需品[48]。1967年7月29日，防卫军情报显示，大批解放军聚集在安哥拉边界以北130公里处的定居点Sacatxai[54]。8月1日，南非的T-6哈佛战斗机轰炸Sacatxai，不过大部分目标逃脱[54]。1968年10月，解放军的两支部队越境到奥万博兰[56]。相较于之前的行动，这次入侵的成效并不明显，到年底已经有178名乱党被警方杀害或逮捕[56]。

19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南非政府利用彩票实行有限的兵役制度，弥补国防的需求[57]。1967年中，国民党政府在南非全体白人男性中实行全面征兵制度，为防卫军扩充兵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叛乱威胁[57]。1968年1月起，国家每年发起两次征兵令，每位现役军人需要进行为期九个月的军事训练[57]。Sacatxai的空袭也标志着南非战术的基础型转变，防卫军首次表现出在境外打击解放军的意愿[54]。尽管安哥拉当时是葡萄牙的海外属地，里斯本还是批准防卫军跨境开展报复性战役的要求[33]。1967年5月，南非在Rundu建立新的设施，协调防卫军和葡萄牙武装部队联合空中行动，并于梅农盖和奎托夸纳瓦莱设立常任联络官[33]。

1970年代奥万博兰的Ohangwena的南非装甲纵队。 像这样的车辆纵队是PLAN埋伏和埋雷的主要目标。

随着战事的白热化，南非的吞并案在国际社会逐渐降温，就在此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同情人民组织的浪潮兴起[41]。尽管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相反，加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驳回案件，联合国宣布南非未能履行确保西南非洲原住民道德和物质福祉的义务，南非的托管地因此被否决[58]，这意味着南非无权再管理该领土，此后西南非洲将由联合国大会直接负责，并设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专员的职位以及一个特设理事会，为地方行政管理建议实用手段。南非坚持认为，它不承认联合国在任务授权方面的管辖权，并拒绝向专员或理事会签证。1968年6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根据其人民的意愿，将西南非洲更名为那米比亚。1969年8月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69号决议宣布，南非继续占领“那米比亚”是非法的。承认联合国的决定后，SWALA更名为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

为了恢复军事主动，在坦桑尼亚举行的1969–70年SWAPO协商会议上讨论了将地雷作为PLAN的一项整体战略。PLAN的领导层支持部署地雷的计划，以弥补其在大多数常规方面对南非安全部队的劣势。不久之后，PLAN开始从苏联购得TM-46地雷，这些地雷是为反坦克目的设计的，并生产了一些带有TNT的自制“盒装地雷”，用于杀伤人员。这些地雷在策略上沿道路放置，以防警察护送队或在伏击之前将它们扔乱。游击队还在与安哥拉的长边界上沿着其他的渗透路线放置。西南非洲地雷的扩散最初导致大量警察伤亡，并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成为PLAN战争努力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1971年5月2日，一辆警车在卡普里维地带击中一枚地雷，很可能是TM-46。由此产生的爆炸在道路上炸出了一个直径约2米的大洞，使车辆坠落，炸死了两名高级警官，并炸伤了另外九人。这是记录在西南非洲土地上的第一起与地雷有关的事件。1971年10月，另一辆警车在卡蒂玛穆利洛（Katima Mulilo）附近引爆了一枚地雷，炸伤了四个警员。第二天，第五名警官踏上与第一名警官直接相邻的第二枚地雷时遭到致命伤。这反映了一项新的PLAN策略，即将杀伤人员地雷与其反坦克地雷平行放置，以杀死从事初步地雷探测或检查前次爆炸现场的警察或士兵。1972年，南非承认由于地雷又造成两名警察死亡，另外三人受伤。

卡普里维（Caprivi）和其他农村地区的地雷泛滥使南非政府感到严重关切，因为它们很容易使PLAN干部隐藏，发现的机会很少。可以使用手持式探雷器在扫雷的道路上扫地，但速度太慢且乏味，无法确保警察迅速行动或保持民用路线畅通。 南非防卫军拥有一些扫雷设备，包括安装在坦克上的连铲和犁，但这些设备也不被认为实用。每天面对PLAN突击手的道路的绝对距离对于每天的侦查和清理工作来说实在太大了。对于防卫军和警察来说，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采用带有防雷车体的装甲运兵车，即使遇到地雷，它们也可以在道路上快速移动，对乘客几乎没有危险。这将演变成一类新型的军用车辆，即防雷和伏击防护车（MRAP）。到1972年底，南非警察用防雷车在卡普里维地带进行大部分巡逻。

奥万博兰政治动荡

197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83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83）通过，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关闭或避免在西南非洲设立大使馆或领事馆[59]。决议也建议，只要西南非洲仍处在南非的统治下，就对当地进行撤资、抵制或自行制裁[59]。鉴于事态的发展，安理会征求国际刑事法院关于“各国承认南非继续控制那米比亚的法律后果”[59]。人民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最初反对这一行动方针，他们的代表认为法院的裁决像1966年那次一样，也是尚无定论的决定，担心会进一步巩固南非在吞并案中的定位[60]。尽管如此，安理会的普遍看法是，自1966年起国际法院法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更有可能作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裁决[60]。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人民组织可以在法庭上作出非正式游说，甚至可以派观察员到庭[60]。

1971年6月21日，国际刑事法庭撤销先前不裁决南非托管地合法性的决定，表示以持续延长所谓的托管地是非法的[59]。此外，法院认定比勒陀利亚有义务立即撤走行政当局，否则，联合国各成员国必须暂停表示南非政府管治当地的政治或商业交易[60]。法庭的裁决于同日被公布时，南非总理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出于政治动机”，拒绝接受，实际上他的决定没有实质基础[59]。另一方面，裁决激发那米比亚福音派路德教会（英语：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Namibia）主教公开上书沃斯特，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及南非继续统治[15]。当地所有的黑人路德派教会、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和圣公会教区都读了他的信[15]。信件使得黑人群体的战斗力高涨，在人民组织的支持者中尤为明显[15]。当年，奥万博兰的学校纷纷组织群众示威活动，抗议南非政府[15]。

1971年12月，西南非洲土著人民专员Jannie de Wet公开演讲，支持在当地有争议的合同劳工法规，引起鲸湾港15,000名奥万博工人大罢工[61]。之后，温得和克的市政工人加入罢工行列，钻石矿、铜矿和锡矿工人纷纷响应，特别是在楚梅布、赫鲁特方丹和奥兰治蒙德[61]。同月晚些时候，25,000名奥万博农场工人加入行列，至此这场全国性的罢工影响到一半生产力[61]。南非警察逮捕了部分罢工工人，强行驱逐其他人到奥万博兰[15]。1972年1月10日，Johannes Nangutuuala组建特设罢工委员会，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罢工者要求结束合同劳工、依照个人技能和兴趣申请工作、自由辞职、让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人携家眷离开奥万博兰、与白人工人同工同酬[60]。

南非政府作出让步，接受Nangutuuala提出的诉求，包括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允许工人换工作，罢工得到平息[15]。招聘劳工的责任落到了奥万博兰部落当局的身上[15]。然而，数千名遭解雇的奥万博工人仍不满当局开出的条款，拒绝重返工作岗位[15]。他们袭击了部落首领，破坏物资控制站和政府办公室，以影响奥万博人自由巡回放牧为由，拆毁大约100公里的边境围栏[61]。骚乱还助长了夸摩马语（英语：Kwanyama dialect）奥万博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摧毁牛疫苗接种站和学校，袭击四个边防哨所，杀死、伤害部分防卫军士兵及一个葡萄牙民兵部队的成员[61]。南非政府于2月4日宣布奥万博兰进入紧急状态[60]。媒体遭到管制（英语：Media blackout），白人民众进一步向南疏散，公共集会被取消，安全部队有权无限期拘留可疑人员[60]。警方向边境派出增援部队镇压叛乱，逮捕213名奥万博人[61]。南非当局对当地的暴力行动非常警觉，派遣了大批防卫军特遣队[61]。葡萄牙也加入，援军跨越边境朝南部前进[60]。到3月底，当地基本恢复秩序，余下的罢工者陆续返回工作岗位[60]。

奥万博兰旗帜。1973年，奥万博兰作为一个自治的班图斯坦获南非政府授予自治地位。

南非指责人民组织煽动罢工和随后的骚乱[60]。组织的代主席纳撒尼尔·马克西里利（英语：Nathaniel Maxuilili）承认，罢工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但指出奥万博劳动长期以来希望西南非洲改革劳动法，表示国际法院作出关键裁决后不久，便组织罢工，希望利用罢工增加关注，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不满[60]。罢工对奥万博大部分人口产生政治化影响，后来加入的工人投入到更广泛的政治活动中，加入人民组织[60]。没有重返岗位的2万多名罢工者，逃到了其他国家，其中人数最多的赞比亚把他们招募为游击队员[15]。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有所增加，他们大多同情罢工者，不满传统酋长与警察积极合作[61]。

次年，南非将自治权力转交给菲莱蒙·埃利法斯·苏姆巴（英语：Fillemon Elifas Shuumbwa）酋长和奥万博立法机关，有效地授予奥万博兰有限的自治权[15]。然而，民众反感当地政府，加上人民组织的抵制，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非常的低[15]。

警察撤离

凭着数千位新兵和日益高级的重型武器，人民组织叛军于1973年与安全部队展开更为直接的对抗[62]。叛乱活动以伏击战及特定目标袭击的形式进行，其中靠近赞比亚边境的卡普里维地带的攻势最为猛烈[63]。1月26日夜，约50名全副武装叛军用迫击炮、机关枪和一支单人管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突袭了西加拉姆韦的一间派出所[64][65]。警方装备较差，无法挫败袭击[65]，而派出所经受不住最开始的火箭车攻势，高级官员和他的副手身亡[54]。到1973年底，人民组合叛军席卷了卡普里维、奥万博兰、凯科兰和卡万戈兰的六个地区[54]，成功吸纳2,400名奥万博人和600名卡普里维人进入游击队[64]。当年组织报告显示，武装分子计划在西南非洲中部开辟两条新的阵线，并于温得和克、沃尔维斯湾及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地点策划起义[54]。

“切割线行动”期间，两名防卫军边防哨兵正在监视游击队的干部。

直到1973年，南非边境战争仍被视作执法事件，而非军事冲突，反映出共和联邦国家把警方视作镇压叛乱的中坚力量[5]。南非警察确实具备准军事能力，之前曾参加罗德西亚丛林战争[5]。然而，警方没能成功阻止西南非洲不断升温的战争，镇压叛乱的全部责任于1974年4月1日转移到防卫军上面[54]。三个月后的6月，南非警方的最后一支常规部队撤出西南非洲边境[62]，那时当地有1.5万防卫军人员[61]。防卫军的预算于1973年到1974年增长将近150%[61]。1974年8月，防卫军宣布成功肃清于安哥拉边境5公里处的冲突，并宣布会加强巡逻，监视叛军渗透活动迹象[61]，这场行动被称为“切割线行动”[66]。

安哥拉前线（1975年至1977年）

1974年4月24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马尔塞洛·达斯内维斯·阿尔维斯·卡丹奴政府被推翻。同时，右翼运动新国家的倒台，敲响了葡萄牙帝国的丧钟[67]。康乃馨革命过后，安哥拉政局动荡，内战一触即发。南非认为，安哥拉当地获苏联支持的亲组织政权不太可能给西南非洲带来日渐增强的压力[68]。由于葡萄牙减少巡逻及活跃的行动，安哥拉解放军的入侵开始激增[64]。

1974年最后几个月，葡萄牙表明会给安哥拉独立，同时与敌对的安哥拉民族主义者匆促展开一系列谈判，敲定共享权力的《阿沃协定（英语：Alvor Agreement）》[69]。当时，安哥拉有三个活跃的民族主义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69]。三个组织的共同目标是将国家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均参与安哥拉独立战争，不过支持他们的种族阵营、意识形态倾向及与外国政党政府的矛盾关系都各不相同[69]。尽管三个政党的社会主义倾向较为模糊，但解放运动是当中唯一与苏联关系密切、公开实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政党[69]。有别于解放阵线和联盟，解放运动坚持一党专政概念，而阵线和联盟表示自己反共产主义、亲西方[69]。

南非人认为，如果解放运动成功夺得权力，就会军事支持人民组织，从而将与西南非洲的斗争提升到空前激烈的程度[70]。虽然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垮台势在必行，比勒陀利亚还是希望建立一个立场温和的反共政府，从而让这个政府继续与防卫军展开合作，一同否认人民组织在安哥拉领土设立的基地[71]。这导致总理沃斯特和南非情报局长亨德里克·范·登·伯格（英语：Hendrik van den Bergh (police official)）在安哥拉展开一场重大的秘密行动——“萨凡纳行动（英语：Operation Savannah (Angola)）”，阵线和联盟因此秘密获得武器和金钱[70]。联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表示知道安哥拉南部人民组织的所在位置，计划“攻击、拘留或驱逐”组织战斗人员[72]。解放阵线领导人霍尔顿·罗伯托也保证防卫军可以在安哥拉自由追踪组织人员[70]。

萨凡纳行动

主条目：萨凡纳行动（英语：Operation Savannah (Angola)）

《阿沃协定》签订几天后，中央情报局发动“IA Feature行动（英语：Operation IA Feature）”，援助解放阵线，既定目标是防止苏联支持的军队在安哥拉轻松获胜[73]。美国在当地寻找能够参与行动的盟友，认为南非是击败亲苏联的人民解放运动的“理想解决方案”[74]。在美国的默许下，解放阵线和全国联盟开始在安哥拉南部和北部集结大批军队，试图获得战略上的优先[68]。《阿沃协定》设立的过渡政府解体后，解放运动要求共产主义盟友提高支持[8]。1975年2月到4日，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获得苏联的船运补给，其中大多数经古巴和刚果人民共和国转运[8]。到5月底，解放军结束约200名军事顾问的指导训练[8][75]。但接下来两个月，他们接连输给了解放阵线和全国联盟，军事力量被逐出安哥拉首都罗安达[70]。

南非国防部长彼得·威廉·波塔认为，解放运动很明显占据了上风。1975年6月，波塔签署备忘录，指出解放运动“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意图，都可能是安哥拉的最终统治者，除非有不可预见的急剧事态发展，这种结果才能被改变”[70]。向西南非洲供电的卡鲁克（英语：Calueque）水力发电站爆发零星冲突后，波塔终于有机会加紧防卫军在安哥拉的行动[70]。8月9日，1,000名南非士兵穿越安哥拉占领卡鲁克[73]。他们的公开目标是保护水利发电设备和部署在当地的平民工程师，但实际上是要搜寻解放军干部，削弱解放阵线[76]。

穿着无辨识制服的南非士兵。

10月25日，南非决定派出2,500名士兵参战，成为安哥拉冲突的一个分水岭。至此，解放阵线获得了大量更加先进的武器，包括T-34-85坦克、轮式装甲运动车、牵引式火箭炮和野战炮[77]。尽管设备大多数很陈旧，但对付素质稂莠不齐、装备低劣的解放军绰绰有余[77]。10月初，解放军在新里斯本的全国联盟国家总部发动大型联合武器攻势，面对非常艰难的战况，联盟在一小队防卫军顾问的帮助下勉强将来犯的解放军击退[77]。在防卫军看来，事实证明，全国联盟和解放阵线都没有能够占领控制领土的军队[77]。南非需要自己的战斗部队不仅能捍卫盟国，也能够果断反攻解放军[77]。这项提议获得南非政府的赞同，但条件是只允许建立一支小型的特勤队[68]。因此，参与进攻行动的防卫军要假扮特勤人员[68]，名牌等可辨识身份的装备都没有，只获补发不起眼的制服和武器，以便掩人耳目[78]。

10月22日，防卫军空运更多的军事人员和一支伊兰（英语：Eland Mk7）装甲车中队，增加席尔瓦波多联盟阵地的防备[77]。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相当大的领土及数个战略定居点[76]。防卫军的进攻非常迅速，一天之内就能够将解放军赶出两到三个城镇[76]。最终，南非的远征军被分成三个步兵和装甲列，涵盖更多地区[30]。比勒陀利亚打算让防卫军帮助全国联盟和解放阵线在安哥拉正式独立日到来前赢得内战。按照葡萄牙政府的计划，11月11日当天安哥拉独立，葡萄牙悄悄撤离[68]。到11月初，三个防卫军阵列占领了18个主要城镇，包括几个省会城市，并向安哥拉渗透了五百多公里[76]。苏联接获防卫军已经公开干涉解放阵线和全国联盟的情报，开始准备向解放军空运大批武器[79]。

古巴回应——卡洛塔行动

11月3日，一个前进到安哥拉本格拉的南非部队暂停了对解放运动基地的进攻，该基地设有大量的古巴顾问训练部队[79]。当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收到有关顾问已由南非防卫军正规兵聘请的报导时，他决定批准解放运动领导人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要求。卡斯特罗宣布，他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解放运动的团结精神[76]，将派出“赢得这场斗争所需的所有人员和武器” [79]。卡斯特罗将这次行动以其提出者卡洛塔的名字命名，后者是一名在古巴组织奴隶叛乱的非洲妇女[79]。

第一批古巴战斗部队于11月7日开始从安哥拉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准军事营撤出，前往安哥拉[76]。紧随其后的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一个机械化营和一个炮兵营，他们乘船出发，直到11月27日才到达罗安达[8]。它们由苏联飞机进行的大规模空运提供[8]。苏联还向罗安达部署了一支小型海军特遣队和约400名军事顾问[8]。重型武器从华沙条约组织的各个成员国直接空运并运输到安哥拉，以运抵抵达的古巴人，包括坦克，直升机，装甲车，甚至还有十架由古巴和苏联技术人员组装的米格-21战斗机在罗安达[76]。到该年年底，安哥拉境内有12,000名古巴士兵，几乎是南非防卫军在西南非洲的全部规模[30]。解放阵线在11月10日企图占领罗安达时，在吉方刚多战役（英语：Battle of Quifangondo）中惨遭挫败，而首都由于独立而仍由解放运动掌握[76]。

1976年卢旺达街头的PT-76坦克。

在整个11月下旬和12月初，古巴人集中精力与北部的解放阵线作战，并制止了扎伊尔代表该运动进行的流产入侵[76]。此后，他们重新集中力量遏制南非防卫军在南部的发展[76]。整个12月下旬，南非和古巴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流血但无定论的小规模战斗和战斗[30]。然而这时防卫军介入的消息被泄露给国际媒体，在几家欧洲报纸上也出现了安盟防线后的防卫军装甲照片[76]。事实证明，这对南非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几乎因为它干涉了一个黑人非洲国家而受到普遍谴责[68]。此外，它激发了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有影响力的非洲国家承认解放运动为安哥拉的唯一合法政府，因为该运动与南非侵略行为的斗争使其在非统组织中具有合法性[74]。

南非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直接支持，但是当中央情报局在武装解放阵线的角色也公开时，美国国会终止了该计划，并拒绝了该计划[73]。面对地区和国际的谴责，防卫军决定在1975年圣诞节前后决定退出安哥拉[79]。撤军始于1976年2月，一个月后正式结束[76]。由于解放阵线和安盟失去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后勤支持以及南非防卫军的直接军事支持，他们被迫放弃其大部分领土，以进行新的解放运动进攻[76]。解放阵线几乎全部被歼灭，但安盟成功撤退到该国林木茂密的高地，在那里继续发动坚定的叛乱[8]。萨凡纳行动被普遍认为是战略性失败[67]。南非和美国已为实现防止安哥拉独立之前赢得解放运动胜利的最初目标投入了资源和人力[79]。但是萨凡纳的早期成功为解放运动政治局提供了成倍增加古巴军队和苏联顾问部署的理由[80]。

中央情报局正确地预测，古巴和苏联将继续以任何必要的水平支持武装部队，而南非倾向于撤军，而不是冒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风险[79]。防卫军在行动中丧生28至35人[81][67]。另外100人受伤。 7名南非人被抓获并在安哥拉新闻发布会上展出，这是南非防卫军参与的生动证据[80]。众所周知，古巴的人员伤亡要高得多。与防卫军或安盟的交战中有数百人被杀[22]。20名古巴人被俘：安盟17人，南非人3人[80]。南非国民党由于萨凡纳而遭受了一些国内影响，因为沃斯特（Vorster）总理已对公众隐瞒了这次行动，因为他担心会惊吓安哥拉土地上部署的国民军的家属[80]。南非公众对得知这些细节感到震惊，当地政府也计划政府掩盖这场灾难[80]。

清党行动

在解放运动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大会将其确认为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政府[22]。1976年5月左右，解放运动与莫斯科达成了几项新的协议，以在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广泛的苏安合作。同时，两国也共同表示声援那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82]。

古巴，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特别有理由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形式参与安哥拉内战[83]。该理论强调所有左翼革命斗争之间的社会主义团结，并提出成功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同样确保其他地方的成功[84][85]。特别指出，古巴已经彻底接受了国际主义的概念，其在安哥拉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是推翻殖民或白人少数派政权，以促进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进程[82]。因此，古巴在安哥拉和西南非洲冲突方面的政策变得紧密相关[82]。随着古巴军事人员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安哥拉，他们也抵达赞比亚帮助训练解放军[64]。南非的国防机构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角度了解了古巴的这一方面，并在较小程度上了解了苏联的政策：如果哈瓦那和莫斯科成功在安哥拉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那么他们尝试在西南非洲采取同样的态度只是时间问题[70]。

苏联的指导人员培训解放军新兵，摄于1970年代末。

萨凡纳行动推进了人民组织与安哥拉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合作[70]。直到1975年8月，人民组织在理论上都与解放运动保持一致，但实际上解放军在安哥拉独立战争期间与安盟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70]。1975年9月，人民组织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其打算在安哥拉内战中保持中立，并避免支持任何单一的政治派别或政党[61]。随着3月南非撤军，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撤回了其运动的早期职位，并认可解放运动为“安哥拉人民的真实代表”。在同一个月，古巴开始从赞比亚飞往安哥拉的少量解放军招募人员，开始进行游击训练[72]。解放军与古巴人和解放军分享情报，从1976年4月起甚至与他们一起对抗安盟[61]。解放军经常使用解放军干部驻守战略要地，同时腾出更多自己的人员来进行其他地方的部署[61]。

新兴的解放运动-人民组织联盟在1976年3月至4月之间的派系主义和一系列解放军叛变在1976年3月至4月间破坏了派系主义和一系列解放军兵变，这具有特别的意义[86]。人民组织与赞比亚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困扰，原因是，对卡普里维（Caprivi）的解放军袭击日益加剧，经常引起南非对赞比亚的报复[87][88]。当人民组织的执行委员会证明无法制止解放军起义时，赞比亚防卫军（英语：Zambian Defence Force）动员了多个军营[89]并将持不同政见者赶出他们在西南非洲难民营的基地，据估计俘虏了1,800人[30]。人民组织的新闻部长安德烈亚斯·希潘加（英语：Andreas Shipanga）随后被要求对这次起义负责[86]。赞比亚总统肯尼斯·昆达将希潘加和其他几名高级持不同政见者驱逐回坦桑尼亚，同时将其他人关押在偏远的军队设施中[89]。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指责他们为南非特工，并清除了幸存的政治领导和解放军队伍[88][90]。解放军法庭在卢萨卡判处40名叛逃者死刑，其他数百人失踪[91]。 卡翁达政府与解放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在ZNDF中产生影响[61]。赞比亚军官和应征人员没收了解放军的武器，骚扰了忠实的叛乱分子，使关系紧张，士气低落[61]。

赞比亚的危机促使解放军应解放运动的邀请将其总部从卢萨卡迁至安哥拉卢班戈[5][90]。此后不久，人民组织的政治派别也加入了该组织，后者又搬到了罗安达[72]。人民组织的隶属关系和与解放运动的接近可能影响了其同时左倾[83]；该党采用了更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例如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致力于建立无阶级社会[61]。自1976年起，人民组织一直将自己视为解放运动的思想同盟和军事同盟[61]。

1977年，古巴和苏联在安哥拉建立了数十个新的训练营，以容纳解放军和该地区的另外两个游击运动，即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英语：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和民族之矛[22]。古巴人提供了教练和专职官员，而苏联人则为游击队提供了更多的硬件[22]。古巴和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任务之间的利益融合证明是成功的，因为它利用了每个伙伴的比较优势[22]。苏联的实力在于其庞大的军工联合体，这为加强解放军及其盟友提供了原材料[22]。古巴的实力在于对安哥拉的人力和部队投入，其中包括熟悉苏联提供的先进武器并具有战斗经验的技术顾问[22]。为了减少南非袭击的可能性，训练营设在古巴或解放军军事设施附近，其附加优势是能够依靠解放军盟友的后勤和通讯基础设施[5]。

外南非行动（1978年至1984年）

发给安哥拉人民解放军的仿32营制服。该单位的成员经常穿着稀松平常的制服，以免在安哥拉行动时受到审查[92]。

进入安哥拉为解放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来训练其部队，并向西南非洲北部边界渗透叛乱分子和补给[5]。游击队在安哥拉纳米贝通过使用海上的港口，公路和铁路为其前进的作战基地提供后勤在行动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回旋余地[93][94]。苏联船只在纳米贝港口卸下了武器，然后通过铁路将其转运至卢班戈，并从那里通过一系列解放军补给路线向南延伸至边境。努乔马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的地理隔离已经结束”、 “仿佛一扇锁著的门突然打开了……我们终于可以对我们的北部边境进行直接攻击，并大规模地部署我们的部队和武器”[90]。

1976年以后，防卫军在奥万博兰、卡奥科兰、卡万戈兰和东卡普里维的领土上设置了固定的防御设施，以防渗透，并使用了两个平行的电气化围栏和运动传感器[1]。该系统得到巡逻队的支持，巡逻队包括伊兰装甲车中队、机动步兵、犬科部队、骑兵和越野摩托车可以在崎岖的地形上行驶；当地的萨恩人向导，奥万博准军事人员和南非特种部队（英语：South African special forces）[1][95]。解放军试图偷袭并迅速跨过边境，但是在所谓的“下属战争”中，南非防卫军部队在Cutline很大程度上在他们进入西南非洲前拦截了他们[96][30]。战斗力首屈一指的是小型机动快速反应部队，他们的作用是在发现解放军后，追踪和消灭叛乱分子[97]。这些快速反应部队以营为单位，并在各个基地保持最大程度的战备状态[1]。

防卫军在安哥拉内部主要进行了侦察行动，尽管它的西南非洲部队如果受到安哥拉方面的袭击，可以穿越边界自卫[98][99]。他们到达联络点后，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寻求准许进入安哥拉或中止追击[98]。南非还成立了一个专职单位32营，负责重新考虑安哥拉的渗透路线[92][100]。32营定期派遣从前解放阵线武装分子招募并由南非白人人员带领队伍进入安哥拉最深五十公里的授权区域；它也可以派出一个排的反应部队来攻击脆弱的解放军目标[92]。由于他们的行动必须秘密进行，而且与南非军队没有联系，因此有32营队穿着FAPLA或解放军制服，并携带苏联武器[92][32]

气候变化决定了双方的活动。[101]在夏季热带气旋融汇区通过期间的季节性变化导致西南非洲北部在2月至4月之间每年出现大雨[101]。雨季使军事行动变得困难。茂密的树叶为叛乱分子掩盖了南非巡逻队的踪影，雨水掩盖了他们的踪迹[101]。在4月底或5月初，解放军的干部返回安哥拉，以逃避防卫军重新进行的搜索与摧毁，并为来年重新训练[101]。

物理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南非洲有限的道路网络。 防卫军基地的主要干线是两条西至鲁阿卡纳，北至奥希坎戈的高速公路，第三条从格鲁特方丹穿过卡万戈兰到达龙杜[32]。在战争期间，许多至关重要的道路基础设施很容易遭到游击破坏：无数的道路涵洞和桥梁被炸毁并多次重建[54][102]。解放军破坏者埋下地雷从而抓住以赶往被送去修理的南非工程师[29]。地方部队最常规的任务之一是在指定的高速公路上进行早上巡逻，以检查地雷或通宵破坏[29]。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几乎不可能保卫或巡逻道路网络上几乎无数的脆弱点，而且地雷不停地造成损失；例如，1977年，南非防卫军因公路地雷被炸死16人[62]。除了破坏道路之外，防卫军还被迫应对与遍及整个奥万博兰的军事和平民游击队进行定期的伏击[29]。城镇之间的往来是由防卫军护送的，北部的道路在晚上六点至早上七点半之间禁止通行[29]。来自奥沙卡蒂、翁丹瓜和龙杜的白人平民和行政人员开始例行携带武器，并且从不冒险远离其设防的居民区[32]。

边境附近加油站的南非军人，摄于1980年代

解放军不受南非重大攻势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巩固其在安哥拉的军事组织。在迪莫·哈马博（英语：Dimo Hamaambo）领导下，解放军的领导重点是提升其在整个国家的通信和控制能力，解放军将安哥拉前线划分为三个军事区，其中的游击活动由一个作战总部协调[94]。西部司令部的总部设在威拉省西部，负责在卡奥科兰和西部奥万博兰的解放军行动。中央司令部的总部设在韦拉省中部，负责在奥万博兰中部的解放军行动[94]。东部司令部的总部位于韦拉省北部，负责在奥万博兰德东部和卡万戈兰德的解放军行动[94]。

解放军的三个地区总部各自发展了自己的部队，这些部队在军事分工方面类似于常备军，并结合了诸如反情报，防空，侦察，战斗工程，破坏和炮兵等各种专长[5]。东部司令部还于1978年创建了一支精锐部队[103]，被称为“火山”，随后又被称为“台风”，它们在奥万博兰德南部进行了非常规行动[5]。

南非国防部长要求终止对Cutline以北的空中和地面行动的限制[96]。博塔根据解放军渗透的步伐加速，建议允许防卫军1976年3月之前向安哥拉南部派遣大量部队[104]。沃斯特不愿冒与萨凡纳行动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后果的风险，一再拒绝博塔的提议[104]。尽管如此，国防部和防卫军继续主张对解放军安哥拉避难所进行空中和地面打击[104]。

驯鹿行动

1977年10月27日，一群叛乱分子在Cutline袭击了防卫军一支巡逻队，杀死5名南非士兵，并造成六人受伤[105]。正如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斯汀坎普（Willem Steenkamp）所记录的那样，“虽然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越南的标准，这不是一个大的冲突，但这是当时……低强度战争的一个里程碑”[96]。三个月后，叛乱分子再次在Cutline进行巡逻，杀死了6名士兵[96]。偷袭和渗透的数量不断增加，正好与对西南非洲著名部落官员的暗杀企图相吻合[96]。也许这次部落首领最引人注目的暗杀是赫雷罗酋长克莱门斯·卡普欧（英语：Clemens Kapuuo）的暗杀，南非将此归咎于解放军[5]。沃斯特最终同意了博塔的要求，对安哥拉的解放军进行报复性罢工，并且防卫军于1978年5月发起了“驯鹿行动”[105][96]。

驯鹿行动的一项有争议的发展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4]。1978年5月4日，第44空降兵旅（英语：44 Parachute Brigade (South Africa)）的一个营的特遣队对安哥拉采矿城镇卡辛加进行了一次扫荡，寻找被认为是解放军行政管理中心的地方[96]。南非陆军参谋长康斯坦德·维尔约恩（英语：Constand Viljoen）中将告诉特遣部队指挥官和他的直接上将约翰内斯·吉尔登胡伊斯（英语：Johannes Geldenhuys）将军，卡辛加是解放军的“计划总部”，还充当了“治疗重伤者的主要医疗中心”，以及被派往卢班戈和罗安达的训练中心以及库内内东西部作战基地的游击队新兵的集中点[106] 由经验丰富的专业官员的带领下的这支特遣队由较年长的公民预备役人员组成，他们中许多都在边境服役过[106]。

在猛烈的空中轰炸之后，约有370名伞兵进入了卡辛格，这是防卫军的莫斯科目标[107][108]。自此，对卡辛加事件有两个不同的说法[89]。双方都认同一支南非空降部队于5月4日进入卡辛加，而伞兵摧毁了一个大型营地，但他们在现场特点和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方面存在分歧[107]。人民组织和古巴的叙述将卡辛加列为难民营，南非政府的叙述将卡辛加列为游击基地[14]。第一个说法声称，卡辛加正在收容大量平民，这些平民逃离了西南非洲北部不断升级的冲突，仅依靠解放军提供粮食和保护。根据这一叙述，南非伞兵向难民开枪，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那些未被立即杀害的人被有计划地围成一团，用刺刀刺杀[107]。据称结果是屠杀了至少612名西南非洲平民，几乎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107]。防卫军的叙述承认造成约600人丧生，但声称大多数死者是为防卫营地周围一系列战壕而被杀死的叛乱分子[107]。南非情报部门根据空中侦察照片将卡辛加确定为解放军设施，该照片描绘了战壕网络和阅兵场[106]。此外，瑞典记者在突袭前拍摄的游行现场照片描绘了穿着便衣的儿童和妇女，但还是由穿着制服的游击队和大批军人[14]。人民组织坚称其下令修筑战壕是为了保护难民不被南非军队攻击，而且是在营地工作人员几周前注意到侦察机在头顶上方时，它才下令在卡辛加挖出的战壕掩盖原本无法防御的难民[14]。它证明了建设阅兵场以此作为灌输一种纪律和团结感的计划的一部分的合理性[14]。

防卫军离开数小时后，西方记者和安哥拉官员在现场计数了582具尸体。防卫军在行动中死亡3人，失踪1人[106]。

第44空降兵旅接受训练。

在袭击中，一个相邻的古巴机械化步兵营驻扎在南部16公里处正南下对抗南非伞兵，但由于南非幻象3型战斗机和布莱克本掠夺者攻击机的空袭而遭受了几次延误[108]。自萨凡纳行动终止以来，南非和古巴军队之间的首次已知交战中，有五辆古巴坦克和BTR-152（英语：BTR-152）装甲运兵车中的一些步兵到达了卡辛加，而伞兵则被直升机空运了出去[106]。这导致了旷日持久的交火，古巴宣布有16人死亡，80多人受伤[108]。古巴历史学家如豪尔赫·里斯奎特（Jorge Risquet）认为卡辛格事件具有特殊意义，他指出这标志着“古巴人和那米比亚人为抗击南非军人一起流血”[108]。

在卡辛格遭到摧毁的同时，一个南非装甲纵队袭击了切特克拉（Chetequera）的一个游击中转营地，代号为“越南行动”（Objective Vietnam），距离卡特琳仅约30公里[106]。切特克拉（Chetequera）的防御要比卡辛加（Cassinga）强得多，因此防卫军遭到了强烈抵抗[14]。与后者不同的是，它也被南非在地面上彻底地侦查[106]，他们能够用足够的照片和文件证据来证明没有平民。防卫军在切特克拉（Chetequera）又有3人死亡，另外30人受伤[96]。解放军则有248人死亡和200人被俘[14][96]。

1978年5月6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28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28）谴责了驯鹿行动，该决议称这是对安哥拉领土完整的侵犯，并威胁说如果南非防卫军试图再次入侵安哥拉领土，则将采取惩罚措施[14] 。该决议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支持，不仅得到苏联的认可，而且得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西德等西方主要大国的认可[14] 。随着卡辛加事件的宣传，美国和欧洲的态度已成为对南非及其进行战争的强烈批评之一[14]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联合国施加压力，要求其承认南非成为未来任何那米比亚和平解决方案中的平等伙伴[70]。

卡辛格是人民组织的一项重大政治突破，该事件将那里的人员伤亡描述为的那米比亚国家的烈士[14]。该运动得到了空前的支持，形式是向其剩余的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得到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难民进行教育的帮助[14]。

博塔局势升级

沃斯特的身体虚弱和对国内问题的关注，例如迫在眉睫的穆德门丑闻（英语：Muldergate Scandal），从1978年5月至1978年9月他的注意力从西南非洲转移开来，在此期间，南非防卫军没有再进行任何重大行动[109]。但是，由于他没有参加军事事务，因此他不再能够对抗博塔的鹰派立场国防机构[109]。当那年晚些时候，沃斯特自愿辞职时，博塔继任总理[109]。他的最后行动是拒绝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起草的一项停火和那米比亚独立过渡的提议[72]。

1978年至1979年间的局势：
  人民组织盟国
  南非盟国
  西南非洲（那米比亚）
  南非

像马格努斯·马兰（英语：Magnus Malan）将军这样的国防首长对博塔的升职表示欢迎，将先前的战场逆转——即萨凡纳行动——归咎于福斯特的优柔寡断和“乏味”的领导[109]。博塔以坚韧，不屈不挠的领导人而声名鹊起，他会利用南非的军事实力对外国敌人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是对任何形式的武装挑衅进行报复[109]。他特别批评西方和美国不愿意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并宣布，如果南非不再能够寻求“自由世界”的支持，那么它将自行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入侵该地区[109]。在他担任总理的头三个月内，白人应征入伍者的服役时间增加了一倍，并且在边境附近的几个防卫军新基地开始建设[109]。尽管在博塔就职时战术上的情况几乎没有改变，但巡逻人员现在更频繁地越过安哥拉，以沿其已知的渗透路线拦截和歼灭解放军人员[110]。

在切特凯拉（Chetequera）损失之后，解放军试图重建其前线作战基地[103]。叛乱分子还因卡辛加袭击和公开威胁要受到报复而激怒。 解放军副司令所罗门·休瓦拉（英语：Solomon Huwala）在给他的参谋部的书面指示中说：“给比勒陀利亚施加沉重打击，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忘记”、“我们一直在集中精力攻击军事目标及其部队，但他们决定杀害妇女和儿童。必须对卡辛加进行报复”[103]。正是从这一公报中得出了下一次大规模的解放军进攻的名称：复仇。经过一番商议，胡瓦拉选择了卡蒂玛·穆里洛（Katima Mulilo）作为目标，并派出了数支解放军侦察队，以获取射击位置和潜在炮兵观察哨的数据[103]。1978年8月23日，解放军用迫击炮和火箭弹轰炸卡蒂马穆利洛，炸死10名防卫军人员[48]。第二天，维尔约恩将军，吉尔登胡伊斯将军和西南非洲总督飞赴卡蒂玛·穆里洛，检查破坏情况[48]。当三架法国宇航SA 321超级黄蜂式直升机从塞谢凯的解放军防空阵地射击时，这三人险些逃脱了死亡防卫军的回应是用炮弹轰炸了塞谢凯，并扫荡了距Cutline以北一百公里的解放军叛乱分子[48]。

1979年3月6日，博塔总理下令对安哥拉和赞比亚的某些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111]。这些行动的代号分别是雷克斯托克和萨夫兰[112]。南非军队降落在安哥拉的四个定居点附近：Heque，Mongua，Oncocua，Henhombe和Muongo，这些地区支持游击队[112]。防卫军在赞比亚停留的时间明显更长，进行了五周不间断的一系列战斗巡逻和伏击[62]。尽管雷克斯托克行动和萨夫兰行动在战术结果上并不成功，但它们确实挫败了解放军重建边界附近大本营的尝试[112]。多数叛乱分子显然隐藏了武器，消失在当地居民中。事实证明[7]，这在赞比亚不太成功，因为南非巡逻队和侦察机的不断出现激怒了塞谢凯县的平民。他们要求政府撤走其余的解放军战士[7]。卡恩达总统随后屈服于压力，并命令解放军关闭其在赞比亚的后方基地设施，导致卡普里维安叛乱崩溃[62]。

3月16日，安哥拉就因雷克斯托克行动侵犯其边界和领空而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正式申诉[113]。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47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47）获得通过[113]。该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人民的蓄意，持续和持续的武装入侵，这公然侵犯了该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114]。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在1979年记录了防卫军的415起违反边界的行为，比上一年增加了419％[110]。它还注意到其他89起事件，其中大多数是侵犯安哥拉土地上目标的侵犯空域或炮击事件[110]。

计划游击队进行中。

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当选，美国与南非的关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勒陀利亚对里根的坚强反共履历和言论持谨慎乐观的态度[115]；在竞选期间，他曾将南部非洲的地缘政治局势描述为针对美国的“俄罗斯武器”[116]。里根总统和他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英语：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frican Affairs）切斯特·克罗克（英语：Chester Crocker）采取了与博塔政府进行建设性接触（英语：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政策，恢复了美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武官，并允许防卫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技术培训[117]。他们认为，针对南非的压力策略将违反美国的区域目标，即对抗苏维埃和古巴的影响[116]。克罗克和他的上司亚历山大·黑格在致南非外交大臣的私人备忘录中说：“我们（美国）同意不要将那米比亚移交给苏联及其盟国的看法。在温得和克的俄罗斯国旗是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118][119]。”华盛顿也停止了对防卫军跨境突袭的谴责，这被视为对后者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行动的默示支持[117]。这样做的结果是鼓励博塔针对解放军开展更大，越来越雄心勃勃的行动[119][120]。1980年至1982年，南非地面部队三度入侵安哥拉，摧毁了边界地区的解放军后勤基础设施[121]。这些入侵分别被指定为怀疑行动，普罗梯亚行动和雏菊行动[121]。

1979年3月，雷克斯托克行动进行时，人民组织干部进一步撤退到安哥拉并重新集结防卫军离开后[112]，他们返回边界庇护所，恢复突袭，伏击和渗透企图[64]。奥万博兰的南非前哨基地经常遭到迫击炮和火箭弹袭击[122]。雷克斯托克结案后一年，解放军袭击了Ondangwa的南非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飞机并造成了人员伤亡[122]。解放运动继续向努乔马的军队开放其军械库和训练营，在古巴的协助下，解放军成立了第一批常规重型武器单位，包括一个机械旅[64][97]。叛乱分子还将奥万博兰东部的部分地区重组为“半解放”地区，解放军的政治和军事当局在那里有效控制了乡村[97]。半解放地区的奥万博农民接受临时武器指导，然后被偷运回安哥拉接受更专门的训练[97]。

普罗梯亚行动

主条目：普罗梯亚行动（英语：Operation Protea）

1979年至1980年之间，渗透的速度大大加快，以至防卫军被迫动员其后备力量并向西南非洲再部署8,000名士兵[109]。南非的袭击越深入安哥拉，战争的蔓延就越多，到1980年中期，战斗已扩展到比以前更大的地理区域[109]。怀疑行动是南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武器进攻，于6月在安哥拉境内一百八十多公里的奇福富亚（Chifufua）的解放军基地发起[103]。奇福富亚，代号“目标烟壳”，被分为十二个坚固的建筑群，周围布满战壕，防御性掩体和防空阵地[123]。防卫军杀死了200多名叛乱分子，缴获了数百吨解放军弹药和武器，阵亡17人[109]。普罗蒂亚行动的规模更大，并造成更多的解放军伤亡；与怀疑论者不同，这将造成解放运动重大的损失以及缴获大量安哥拉军事装备和物资[124]。当防卫军在1981年8月首次意识到解放军不断发展的常规功能时，就计划了普罗梯亚[11]。其目标是疑似解放军基地，位于翁吉瓦和桑贡戈的解放运动主要设施之外[30]。由于有苏联顾问和全面的当地解放运动防空网络的存在，攻击任一定居点都被认为特别危险[109]。

自1976年安哥拉与苏联签署第一份正式合作条约以来，军事领域便成为安哥拉与苏联关系的核心[82]。苏联海军受益于其使用安哥拉港口在整个大西洋南部进行演习，甚至与解放运动进行了谈判，以建设永久性基地[125]。罗安达被设定为苏联北方舰队第30行动中队的地区总部，该中队包括11艘军舰，其中3艘在任何时间都在港口[126]。从1976年1月起，它也取代科纳克里成为苏维埃图波列夫Tu-95轰炸机沿非洲西部海岸侦察飞行的主要基地[126]。安哥拉《宪法》第16条禁止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但如果认为基地权利对该国的国防至关重要，则可以例外[125]。苏联认为继续保持空中和海军存在是保护安哥拉免遭南非入侵的必要措施[127]。苏联高级军官瓦列里·别利亚耶夫将军指出，第30行动中队“由于其存在的事实……限制了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127]。”

作为授予基本权利的交 换，解放运动成为了更先进的苏联武器的受益者在“怀疑论者”行动之后[126]，苏联将价值超过五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转移给了解放运动[82]，其中大部分显然集中在防空上[8]。这使南非的突袭更加困难，因为需要更多空中掩护和付出更大伤亡。随着采用更先进的武器，苏联技术和顾问支持对解放运动作战能力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关键[128]。到1981年，苏联驻安哥拉军事特派团的顾问总数达到1,600至1,850名，部署在安哥拉武装部队的所有分支机构中[128]。

行动中被防卫军缴获的解放军T-34-85坦克。

在“普罗梯亚”行动实施前几周，南非防卫军将军查尔斯·劳埃德（英语：Charles Lloyd (South Africa)）警告博塔，在安哥拉南部引入的预警雷达和2K12库布“ SA-6”导弹[8]使得向那里的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变得困难[109]。劳埃德提到，解放运动建立现代苏联武器使常规 战争的可能性更大。普罗蒂亚行动的目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除解放军营地外，防卫军还被命令消灭安哥拉的数个雷达和导弹站点以及指挥所[109]。八天的血腥战斗发生在两个南非装甲纵队能够越过翁吉瓦和桑贡戈之前[109][30]。防卫军摧毁了解放运动的所有2K12导弹场，并俘获了大约3,000吨苏联制造的设备，包括12辆T-34-85和PT-76坦克，200辆卡车和其他轮式车辆以及110辆9K32 Strela- 2枚导弹发射器[109]。 防卫军确有14人阵亡[129]。解放运动和解放军的总损失超过1,000人死亡，38人被俘[129]。苏联军事特派团有2死1被俘[129]。

普罗梯亚行动导致防卫军有效占领了库内内省4万平方公里[32]。8月31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谴责这一入侵，并要求立即将防卫军无条件撤出安哥拉。在普罗梯亚期间获得的情报促成了1981年11月的雏菊行动，这是自萨凡纳行动以来防卫军对安哥拉的最大入侵[64]。这次，南非地面部队袭击了边界以北三百公里，以消除在斑比和凯拉奎拉的解放军训练营[64]。那时，防卫军杀死了70名解放军叛乱分子，并摧毁了几小批武器。解放军提前获悉了这次袭击，并在防卫军到达时几乎完成了撤退[1]。叛乱分子采取了短暂的拖延行动，而不是试图保卫自己的基地[1]。

安哥拉的空战随着地面战斗而扩大。 解放运动的空军规模不大，由少量的运输工具和少量的MiG-21组成，在梅农盖维持了庞大的基地[101]。在普罗梯亚和黛西期间，防卫军争取自己的战斗机以在地面行动中飞越基地并阻止解放运动飞机起飞[101]。苏联人已经开始训练安哥拉的米格机飞行员，但与此同时，古巴人承担了安哥拉空战的重担，为解放运动和解放军的飞行提供支持[101][8]。1981年11月，一架米格21MF和一名古巴飞行员在库内内河上被南非幻影F1CZ击落[64][130]。幻影F1于1982年10月击落了第二架米格机[130]。

从库内纳省大部分地区驱逐解放运动标志着乔纳斯·萨文比和他的安盟运动恢复了运气，后者得以占领因普罗蒂亚和黛西行动而被遗弃的未设防的城镇和定居点[11]。萨文比的重点是在整个安哥拉东南部重建自己的力量基地，而解放运动及其古巴盟友则全神贯注于与防卫军作战[11]。防卫军允许安盟的武装部队（英语：Armed Forces of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在其后方自由行动；到1983年初，萨文比的叛乱分子控制了本格拉省以南的该国大部分地区[11]。

古巴介入和“那米比亚化”

沃斯特（Vorster）在其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意识到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最终将迫使南非给予西南非洲某种形式的自治或独立[109]。他对联合国在决定该领土的未来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了肯定，他的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吞并的概念[109]。作为福斯特的继任者，博塔受到这一承诺的束缚-至少在原则上对西南非洲自治[109]。他的策略是培育一个可行的政治选择，以替代人民组织，最好是温和和反共性质的，致力于与南非建立军事和安全联系[109]。同时，博塔要求那米比亚独立的前提条件是要求古巴武装部队从安哥拉撤军，这是那米比亚独立的前提[115]。博塔认为，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构成了西南非洲的合法安全问题，因此，独立取决于古巴先前的撤军并非没有道理[115]。这项倡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希望按照西方的利益解决那米比亚问题，即没有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所谓的“苏古巴军事冒险主义”地区[131]。克罗克赞同这种联系，因为它与西南非洲的安全局势有关，在独立之前需要对其进行稳定[131]。人民组织谴责了博塔的先决条件，因为他任意将西南非洲的命运与解决另一场地区冲突联系在一起[119]。一些西方大国也不同意古巴的联系。例如，法国政府发表声明说，“那米比亚人民应充当人质”不适合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132]。古巴政府将这种联系解释为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南非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马前卒，并认为这是里根政府针对全球古巴利益进行的更广泛的外交和军事攻势的一部分[133]。

博塔呼吁其他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支持他的要求：“对古巴人说“回家”，对俄罗斯人说“回家”，在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一刻，我将准备将所有军队撤回南非[115]。博塔还向联合国保证，他将采取行动为西南非洲争取独立做好准备，“只要有切实可行的前景使古巴部队真正从安哥拉撤军”[115]。那米比亚独立性与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之间的联系被证明是有争议的，但它确实在最高级别解决南非边界战争的联合调解过程中牵扯到冷战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134]。1982年9月，克罗克会见了苏联副外交大臣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就古巴与那米比亚的联系问题进行了会谈[134]。他的副手弗兰克·威斯纳与安哥拉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平等讨论[134]。威斯纳曾承诺，如果古巴撤军，美国将与安哥拉恢复外交和经济关系[134]。

为了表明南非对那米比亚独立的承诺，博塔于1983年8月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多党联盟，组成了了西南非洲临时政府，称为多党会议，后来又称为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英语：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Namibia)）[115]。已为行政和立法议会作了准备，新政府被赋予了以前由西南非洲总督拥有的所有权力[115]。临时政府的崛起伴随着被称为“那米比亚化”的国防政策，这是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推行的越南化（英语：Vietnamization）计划的参考[1]。南非的战争努力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在西南非洲本身可以筹集有限的白人人力，以及从桑，奥万博，卡万戈和东卡普里维安络玆族（英语：Lozi）中抽出的当地黑人单位[135]。那米比亚化的主要目标是在西南非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军事堡垒，降低南非人员的伤亡率，并增强人们对国内国内冲突而不是独立斗争的认识[122]。

1974年，苏丹武装部队开始招募西南非洲黑人，并于两年后为诸如奥万博兰等半自治部落实体建立了军事和准军事部队[122]。解放军以前得益于部署了不熟悉地形或环境的南非白人应征者，后备役人员和警察；土著新兵被视为减轻这种不利条件的一种手段[97]。1980年4月，总督格里特·维尔容（英语：Gerrit Viljoen）宣布，一旦建立了必要的体制，对军事和警察部队的某些控制权就会转移给西南非洲人[122]。防卫军通过其位于温得和克的总部，对所有军事资源和平叛行动行使了最终控制。从理论上讲，由于这两个部队都在临时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成立了西南非洲领土部队（英语：South West African Territorial Force）和西南非洲警察（英语：South West African Police）来修改这些安排；后者还被授权实施和监督应征兵役[1]。但是，防卫军保留了所有军事单位的职能指挥；南非防卫军的高级军官还兼任特警部队司令[1]。到1980年代中期，特警部队约有21,000名人员，占沿Cutline部署的所有战斗部队的61％[122]。警察部队和民族团结政府仍然依靠防卫军的大规模军事支持[119]。

阿卡里行动

主条目：阿卡里行动（英语：Operation Askari）

普罗梯亚行动暴露了武装部队部队明显缺乏专业精神，该部队过于依赖其苏联顾问，一旦不得不离开其设防基地，几乎立即被击退[124]。就训练、士气、组织和专业能力（包括有效操作自己的设备的能力）而言，安哥拉军队已证明绝对脆弱[124]。普罗蒂亚表明绝不可能击退南非远征军甚至对其造成严重损失，结果造成伤亡的比例几乎以防卫军的压倒优势[124]。这场惨败导致武装部队对增强后的古巴部队的依赖增加，另外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武器交易也与苏联签署[82] 。到1982年底，国防开支增加，消耗了安哥拉国家预算的50％[133]。武装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从苏联购买了新的T-54/55和T-62坦克，并购买了大约30架新战斗机，其中包括12架Su-20打击战斗机[136][82]。它还订购了更多的空中搜索雷达和地对空导弹，以取代在普罗蒂亚摧毁的那些[136]。

那米比亚化改变了Cutline战争的战术现实时，防卫军正在计划仿照怀疑者、普罗梯亚和黛西进行的第四次行动[118]。1982年4月，解放军叛乱分子在边界以南200公里以上的楚梅布附近杀害了9名南非士兵[122][62]。南非声称当年在南非发生了152起涉及解放军的与安全有关的事件，并承认77名防卫军和领土部队人员阵亡[62][64]。1983年7月，解放军进行了第一次城市破坏活动，在温得和克市中心引爆炸弹，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但没有造成平民伤亡[122]。大约在同一时间，奥万博兰和卡万戈兰的渗透急剧增加，有700名叛乱分子进入这两个地区[137]。防卫军声称到5月已经击毙和俘获了不到一半的叛乱分子，但无法阻止其他叛乱分子向南渗透[137]。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尽管普罗蒂亚省遭受了巨大的物资损失，但解放军并没有失去坚持的意志，而且人员和物资继续迅速渗透到西南非洲[137]。

此前，由于成功入侵武装部队所控制的领土，他们的信心得到了鼓舞，而这仅以最小的伤亡和物资代价就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博塔和他的国防首长计划将阿卡里行动定于1983年12月[118]。与普罗梯亚一样，阿卡里（Askari）是对安哥拉计划基地和补给线的主要联合武器攻击。它也瞄准了附近的武装部队防空设施和旅总部[137]。南非防卫军司令部司令官乔治·迈林（英语：Georg Meiring）将军认为，阿卡里将发动先发制人，以消除为每年雨季渗透而蓄积的大量解放军叛乱分子和武器储备[118]。

策划武装部队在安哥拉南部进行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

边境上的南非装甲部队和火炮的聚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11月下旬，苏联拥有了足够的卫星侦察照片和其他情报，可以推断出防卫军正在为再次大规模入侵安哥拉做准备[8]。在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应莫斯科的要求下在阿冈昆酒店（英语：Algonquin Hotel）举行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苏联外交官告知南非，将不容忍进一步侵害武装部队[8]。如果武装部队对安哥拉的控制权由于Askari的影响而进一步瓦解，则苏联人威胁要进行无明显对象的报复[8]。同时，在环绕好望角之前，一架苏联航空母舰和三艘水面舰艇直接显示出力量，驶向罗安达[138]。这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苏联海军支队，距南非水域很近[72]。博塔一动不动，阿卡里行动如期于12月9日进行。其目标是几个大型解放军训练营，所有这些训练营都位于距相邻的武装部队旅总部不超过五公里的地方[137]。 武装部队的四个地方旅占整个安哥拉军队的七分之一，三个则有大量的苏联顾问特遣队[72]。负责指挥安哥拉国防的苏联将军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充满信心:“鉴于他们的实力和武装，将能够击退任何南非的进攻”[72]。武装部队的古巴盟国不那么乐观：他们注意到这些旅是孤立的，无法迅速相互加强，并且没有足够的机动防空武器来保护基地外[72]。苏军建议采取静态防御措施，直接呼吁安哥拉总统何塞·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而古巴人敦促撤军[72]。多斯·桑托斯犹豫不决，陷入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建议之中[72]。最终，旅队被前进的南非装甲纵队歼灭了[72]。在混乱中，许多安哥拉部队设法冲破了南非的包围圈，向北移动以与古巴部队汇合[72]，但共有471名武装部队/解放军人员被杀或被俘[139]。

尽管在阿卡里行动中实现了目标，但南非军队遇到了来自计划以外武装部队的坚决抵抗[109]。防卫军承认有25人在行动中丧生，94人受伤[139]，这是萨凡纳行动以来任何一次行动造成的最大伤亡[139]。武装部队还声称击落了4架南非飞机[140]。

卢萨卡协定

1984年1月6日，美国和英国以13票赞成，2票弃权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546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546）[72]。该决议谴责了阿卡里行动，并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撤出安哥拉[72]。在美国的压力下，该文本的较早草案被通过对南非实施强制性贸易制裁，直到停止跨境突袭[72]。苏联宣布已与安哥拉达成又一项更全面的协议，以加强安哥拉武装部队的防御能力，并向南非发出公开警告，“不得再进一步发动侵略”[138][109]。

南非防卫军在“阿卡里”行动中捕获FAPLA的9K31 Strela-1防空系统。

阿卡里撼动了南非政府对其无限期保留安哥拉军事优势的能力的信心[109]。使用了火力更强，更先进的武器，伤亡率增加了，而防卫军以往许多成就依赖的空中优势正在减弱[109][118]。博塔和他的内阁也不确定美国是否会继续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美国选择就联合国安理会第546号决议弃权，而不是行使否决权[109]。里根政府认为安哥拉和南非都对美国感到厌倦。战争更容易遭受停火和相互脱离的压力[109]。美国外交官主动提出调解和谈，2月13日，南非和安哥拉官员在卢萨卡举行了首次会晤[72]。三天后，南非宣布，只要安哥拉人同意阻止解放军利用这种情况渗透到西南非洲[140]，它将在3月底前从库内内省撤出其远征军[109]。安哥拉政府承诺限制解放军和MK，并禁止古巴军队向南向边界移动[11]。这些各自的承诺正式化为《卢萨卡协定（英语：Lusaka Accords）》[11]。 解放军和防卫军同意成立联合监视委员会（JMC）来监督停火[72]。在联合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在边界的六百公里处进行了南非和安哥拉的联合巡逻[118]。

在签署《卢萨卡协定》之前，安哥拉未与古巴和苏联进行磋商[72]。在与多斯桑托斯总统进行激烈的交流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抱怨说：“最后的决定是你的，而不是我们的，但至少我们可以事先谈过，而且我们以及苏联人也可以事先表达我们的分歧。无论是苏联还是我们，您的两个主要盟友，两个为安哥拉提供支持的人，他们一直为您作出巨大的努力，我们面临既成事实[72]。”

安盟谴责《卢萨卡协定》，坚称任何排除它的和平努力都将失败[118]。解放军还例行侵犯脱离接触区，促使防卫军推迟并随后取消撤离[140]。1984年7月，南非正式宣布不会从安哥拉撤军，理由是解放军在边境地区广泛开展行动[140]。

氩行动

南非与安哥拉之间的停战仅存了约十五个月[72]。由于双方对联动政策的不妥协，使完成防卫军撤离的谈判陷入了停顿，两国政府分别在撤出古巴部队和那米比亚独立的时间表上发生冲突[72]。尽管苏联和古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对话，但他们担心罗安达可能会同意将其驱逐出境，从而牺牲解放军和MK[72]。卡斯特罗向苏联官员透露，如果安哥拉政府与南非签署了《恩科马蒂协定（英语：Nkomati Accord）》 ，他无意命令撤出古巴部队。作为最后的手段，无论是否经过罗安达的批准，古巴都将单方面维持古巴在安哥拉的存在，以协助解放军[72]。

1984年10月，多斯桑托斯指责南非拖延了《卢萨卡协定》的执行，并呼吁美国通过对博塔施加压力来解决僵局[120] 。11月17日，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按照以下条件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苏丹武装力量从安哥拉完全撤离，重新达成停火协议，南非政府正式承诺根据联合国安全条款开始实施那米比亚独立。联合国安理会第435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35）是安哥拉政府的正式保证，将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的分阶段撤军，除5000名古巴士兵外，并在谈判中承认人民组织和古巴是平等的团体[120] 。博塔希望在12个月而不是3年的时间内撤出所有古巴军事人员。他还反驳说，那米比亚独立进程只有在古巴撤军之后才能进行[120] 。

南非特种部队在安哥拉石油资源丰富的卡宾达郊外执行的一次破坏性破坏行动“氩行动（英语：Argon Operation）”结束后，卢萨卡协定被放弃[11]。四年的军事升级和庞大的国防开支对安哥拉的国家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只能由石油收入来平衡[133]。该国最大的炼油厂位于卡宾丹海岸，由美国安哥拉卡宾纳-海湾石油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美国海湾石油公司运营[120]。到1984年，海湾地区在卡宾达作业区的投资已超过13亿美元，每天出口165,495桶石油。当时，海湾精炼厂的收入产生了安哥拉90％的外汇收入[120]。里根政府将其在安哥拉的政治立场与在石油公司的立场分开，克罗克希望整个美国的跨国公司，特别是海湾石油的跨国公司，将对马克思主义政府起到缓和作用[120]。南非注意到炼油厂对解放军战争努力的至关重要性，并已开始研究在不引起美国愤怒的情况下破坏炼油厂的方法，如果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必须做出反应[93]。防卫军相信，只要破坏不是归因于南非，就可以进行秘密破坏活动，并且可以使用可靠的掩盖故事将袭击与安哥拉或解放卡宾达飞地前线（英语：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nclave of Cabinda）等安哥拉国内运动联系起来[93]。排除了对石油平台的攻击，因为这超出了安盟或FLEC的能力，因此防卫军选择渗入炼油厂的储油设施并开采油箱[93]。遭受的损害将削弱安哥拉为其军事行动提供资金的能力，并给安哥拉提供更大的经济压力，使其可以在正在进行的谈判中满足南非的要求，而不是冒着重新爆发战争的风险[141]。

破坏活动团于1985年5月收到代号为氩的行动和15名南非特种部队操作员经海上部署到卡宾达[118]。他们是在一次渗透尝试中被解放军巡逻队发现的，其中两个突袭者被枪杀，第三个突袭者温南·彼得斯·杜·托伊特（Wynand Petrus du Toit）上尉被捕获[118]。在审问中，杜·托伊特承认，氩气的目的是破坏卡宾达海湾的储油罐。南非政府否认杜·托伊特并拒绝承担责任，但维尔约恩将军后来证实了防卫军在行动中的作用[118]。因此，由于《卢萨卡协定》而实行的停火被取消，进一步的和平谈判被放弃[118]。

氩行动失败的外交影响是巨大的。卡斯特罗认为这次失败的突袭表明美国和南非并未真正致力于和平，在停火谈判中一直是不诚实的[142]。安哥拉宣布不再愿意就南非撤军问题与南非进行对话[118][143]。美国谴责“氩行动”是“所谓的友好政府的不友好行为”[142]。

安哥拉缩编（1985年至1988年）

区域军备竞赛

继萨凡纳行动未能阻止安人运在安哥拉的扩张后，南非政治领导人普遍认为，以武力推翻安人运是不现实的[144]。与此同时，沃斯特与波塔都了解到，如果无法战胜安哥拉－那米比亚解放军联盟的话，那么是没有可能使解放军在军事上面临彻底失败的[144]。他们两届政府中的一些强硬派都希望南非全力支持萨文比推翻安人运政府，而其他人则赞成利用萨文比来牵制解放军的行动[144]。其中一项进攻战略计划从陆地、海上及空中三路攻击安哥拉，将重点放在安人运上，但这计划未获具体讨论，并随着时间过去而被搁置[144]。因此，总参谋部又颁布了另一个受欢迎的备选方案，建议主要集中打击解放军，消除西南非洲本土内的主要威胁，并试图以惩罚跨境袭击的方式来阻吓安哥拉，基本上是采取防御姿态[144]。

博塔没有认真考虑过推翻安人运是否可行，但他赞成增加对安盟的援助，原因有几个：安盟有助南非修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在氩行动失败后，安盟可能成为牵制解放军的代理人、向萨文比捐赠防卫军缴获的武器具有成本效益[144]。

南非的阿特拉斯猎豹（英语：Atlas Cheetah）战斗机。这款战斗机是因应安哥拉采用更先进的苏联战斗机而研制的[145]。

美国及南非之所以会为安盟提供武器，部分原因是苏联持续向解放军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以及古巴扩充在安哥拉的部队规模，到1985年底，古巴部队数量已由25,000人增至31,000人[115]。古巴及苏联军事代表团敦促多斯桑托斯趁着《卢萨卡协议》仍然生效的时候，利用与防卫军的停火期来消灭安盟[82]。在此期间，苏联大幅增加对安哥拉的军事援助，又向解放军运送了总值10亿美元的武器，当中有大约200辆是全新的T-55与T-62坦克[82]。莫斯科为安哥拉训练了更多的飞行员，并向罗安达交付更先进的战斗机，其中包括米格-23[8]。

奎托夸纳瓦莱战役

主条目：奎托夸纳瓦莱战役（英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

隆巴河攻势

主条目：莫杜莱尔行动（英语：Operation Moduler）

为了夺回主动权、切断安盟在西南非洲和扎伊尔的后勤，以及防止叛乱分子日后进攻，解放军于1987年10月中旬发动“致敬行动”[127]。该行动之所以选择在10月进行很可能是由于苏联的军事任务的关系，早在1983年，苏联就提出透过发动大规模常规攻势来摧毁安盟东南战线的建议[127]。同年，喀尔巴阡军区（英语：Carpathian Military District）的前副指挥官彼得·古谢夫中将获苏联升为指挥官[127]。鉴于战争持续时间长、费用高昂、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以及苏联即将削减军费开支，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苏联对解放军今后的战争的支持力度，古谢夫原本希望发动由多个师组成的决定性进攻以彻底摧毁安盟[146]。“致敬行动”是一次双管齐下的进攻，目的是夺回坎甘巴、卡桑巴以及马温加这三个处于安盟控制之下的主要定居点[56][64]。解放军指挥人员计划对坎甘巴及卡桑巴发动佯攻，希望借此吸引安盟主力部队离开马温加[56][64]。一旦马温加落入政府手上，解放军就可以驱逐莫希科省内剩余的叛乱分子，并为对萨文比领导的安盟位于然巴的总部发动最后攻击作好准备[56]。苏联将在营级派驻4至9名顾问，但严格要求他们不得直接参与战斗，并在必要时撤出前线，避免与安盟有所接触[8]。除了苏联派出的顾问之外，营级也有少量古巴顾问以及负责各种辅助职务的东德技术人员[8][56]。

古谢夫及他的幕僚呼吁莫斯科为解放军提供更多援助，特别是攻击机，以便再次发动攻势；苏联其后批准了该请求[146]。据估计，在为期六个月、每日十二次的空运中，苏联的安托诺夫An-24运输机合共向罗安达投下了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8]。这些武器会投到安哥拉首都，然后转交给安哥拉的伊尔-76运输机，再直接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8]。

解放军相对欠缺规划及执行大规模行动的经验，但苏联军事顾问团相信，经过十年的仔细训练后，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发动多个师同时进攻的军队[56]。安哥拉旅指挥官曾多次表示，对将部队分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对马温加发动一次单一的攻击会更加直接及充分[56]。然而，解放军的古巴顾问反对该建议，原因是南非可能代表其昔日的盟友进行干预[56]。卡斯特罗向古谢夫的幕僚发泄时说道：“不要卷入这种浪费、代价高昂，且最终毫无意义的攻势里。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就别把我们算进去”[147]。古巴驻安哥拉高级军官阿纳尔多·奥乔亚（英语：Arnaldo Ochoa）将军亦对此表示不满，他称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更适用于中欧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在非洲支离破碎的地形上攻击非正规作战部队[11]。民族之矛的情报主管罗尼·卡斯里尔斯（英语：Ronnie Kasrils）向苏联使团警告说，如果“致敬行动”继续进行，防卫军就将会发起反攻[56]。不过，古谢夫拒绝接纳古巴及民族之矛的意见，故此在行动开始时并未制定应对南非干预的后备计划[56]。

新攻势的初步阶段于1987年8月开始[64][148]。8月初，八个解放军旅部署至奎托夸纳瓦莱以东的图姆波，在苏联的建议下，他们暂时停止推进，等待更多的补给与增援到达[56]。然而，这决定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56]。8月14日，由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解放军决定再次推进；但此时南非已经发动“莫杜莱尔行动（英语：Operation Moduler）”，以阻止解放军继续进攻[64]。随后的一连串血腥战役被统称为奎托夸纳瓦莱战役（英语：Battle of Cuito Cuanavale）[127]。

在隆巴河上的解放军第47步兵旅所使用的信号钟。

由于解放军行动出现延误，防卫军有足够时间集结一股强大的力量去阻截解放军在马温加的攻势[27]。到8月底，第32营、第61机械化营（英语：61 Mechanised Battalion Group）以及西南非洲领土部队的第101营（英语：101 Battalion (South Africa)）组成了南非远征军[118]。在奎托夸纳瓦莱与马温加之间有三条主要河流及九条支流[27]。当中没有一条河流特别大，但所有河流间的交叉点都毗邻广阔的沼泽以及洪泛的平原[27]。这些地形阻碍了解放军继续推进，而防卫军亦能建立起有效的战略要道，使解放军受到进一步阻碍[27]。南非总参谋部认为，如果解放军在这些狭窄的战略要点受到严重阻碍，就有可能成为整个旅的瓶颈[27]。防卫军选择在隆巴河发动反攻，因为该条河是解放军在到达马温加之前必须穿越的三条河中的最后一条[27]。解放军的第47步兵旅迅速崩溃，证明了南非发起的反攻十分成功，该旅原本的任务是在隆巴河南岸建立一个桥头堡[149]。

一般来说，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与火力将安盟及防卫军从隆巴河驱逐出去[149]。然而，许多解放军部队都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去对抗南非远征军[27]，那些部队是根据解放军在丛林运动战中的经验而挑选出来，但依然被机动化的防卫军所击败[150]。隆巴河的沼泽环境加剧了解放军各个旅在地理上的隔离，并妨碍了旅之间的协调行动，使防卫军得以将其逐个击破[56]。1987年9月至10月期间，解放军几次尝试跨越河流，但全部均以失败告终，总伤亡人数接近2,000人[149]。由于大部分桥梁被摧毁，解放军最终放弃进攻，并命令其余各旅返回奎托夸纳瓦莱[56]。此外，苏联军事顾问团有1人严重受伤[151]。防卫军有17人死亡、41人受伤，损失了5辆装甲车[98]。

在“莫杜莱尔行动”期间，古巴部队按照卡斯特罗的指示，一直驻扎在隆巴河以北，并拒绝参与战斗[72]。在罗安达，总统多斯桑托斯召见古谢夫将军与古巴高级将领古斯塔沃·弗莱塔斯·拉米雷斯，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以及10月的“致敬行动”的失败原因[72]。拉米雷斯提醒多斯桑托斯，指出古巴从一开始就反对进攻[72]。古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哀叹道：“我把行动的结果通知了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但是从道义上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通知安哥拉总统，因为我曾向他们保证行动会成功，萨文比会被击垮”[72]。

1987年11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02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02）获通过，谴责“莫杜莱尔行动”非法侵犯安哥拉主权[152]。该决议对防卫军仍然继续留在安哥拉表示失望，并要求他们无条件撤出安哥拉[152]。南非外交部长皮克·波塔断然驳回了该决议，理由是安哥拉与古巴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事仍未解决[152]。波塔承诺，只要解放军将古巴及苏联派出的顾问撤离，又或者他们的存在不再威胁到南非的利益的话，防卫军就会离开安哥拉[152]。

图姆波三角攻势

主条目：胡珀行动（英语：Operation Hooper）和封隔行动（英语：Operation Packer）

9月29日，国家总统彼得·威廉·波塔为“莫杜莱尔行动”增加第三个目标——摧毁奎托夸纳瓦莱以东的所有解放军部队[153]。南非政府内的所有人都不清楚为什么波塔会在解放军放弃进攻之后订立新目标[154]。外交部长皮克·波塔及他的高级同事警告说，不要在隆巴河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否则可能会产生外交方面的影响[154]。但是，防卫军成功守住了隆巴河，因而增加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南非总参谋部的部员成功游说波塔再次对奎托夸纳瓦莱发动进攻[154]。除此之外，双方还讨论了应否占领奎托夸纳瓦莱[154]，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将波塔订立的新目标解读为默许防卫军占领该地[153]。

防卫军按照波塔的新指令发起了“胡珀行动（英语：Operation Hooper）”，并准备在奎托河以东展开该行动，目标是包围正在撤退的安哥拉旅[155]。然而，决定在1987年年底开始发动“胡珀行动”为防卫军带来新的问题，因为随着隆巴河的战斗进入尾声，应征入伍的白人已经不多[64]。服役人数减少令“胡珀行动”延误了几个星期，而现有部队则陆续撤出安哥拉，并由新的部队取代[64]。防卫军向安哥拉派遣第2机械化营（即第4南非步兵营（英语：4 South African Infantry Battalion））、一个象式Mk1A坦克中队以及一组G5（英语：G5 howitzer）与G6（英语：G6 howitzer）榴弹炮[56]。最初，南非发起的包围未能成功，因此必须改变原有计划[155]。1988年1月至3月期间，防卫军与安盟在奎托夸纳瓦莱以东发动了几次血腥攻势来摧毁分散的安哥拉部队，并成功在该地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该行动后来被称为“封隔行动（英语：Operation Packer）”[156]。此外，他们又设法使解放军深入到奎托河、图姆波河与达拉河之间，称为“图姆波三角”的地带里[56]。

一整个旅的坦克……正向奎托夸纳瓦莱挺进，从南非攻击中撤退的安哥拉军队正在那里重新集结。我们用直升飞机运来了坦克专家、炮兵以及修理军事技术的专家，他们可以将安哥拉大量的技术与装备投入使用。在此之前，我们曾要求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将南部前线所有安哥拉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们。
菲德尔·卡斯特罗叙述1987年底及1988年初古巴在安哥拉集结军队的情况[147]。

古巴及苏联同意解放军撤退至奎托夸纳瓦莱的决定，卡斯特罗指出，只要武装部队能够到达那里，就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72]。此外，他还认为，长远来看击败南非远征军的唯一办法是从侧翼包抄他们，并向西南非洲边界施加压力[22]。然而，如果要实行这建议的话，解放军就需要在安哥拉西南部及奎托夸纳瓦莱以南再开辟一条新战线[22]。11月15日，多斯桑托斯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古巴直接向解放军提供军事援助[22]。卡斯特罗同意由他与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指挥前线所有解放军部队[147]。然而，苏联的军事使团却被排除在未来所有的作战计划外[72]。不久之后，古巴政府授权军队在奎托夸纳瓦莱部署一支装甲旅以及几支防空部队，总数约3,000人[56]。卡斯特罗怀疑南非人不只希望歼灭奎托夸纳瓦莱东部的解放军，还打算控制当地的机场，取得战略要地[147]。他认为应该加强对该地的防御，并派遣更多旅前往靠近西南非洲边境的洛比托驻守[72]。

解放军与古巴军队的防御阵地周边布满了地雷、坦克及野战炮，他们设法吸引防卫军攻击并进入阵地内[157]。安盟与防卫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发起了多次进攻，但全部均以失败告终，在沿着狭窄的通道进入雷区时，联合部队遭到奎托河以西的古巴军队与解放军炮兵所发动的猛烈攻势[64]。守军的炮位刚好超过了南非炮兵的最大射程，而且位置处于高地上，使他们能够俯瞰战场[22]。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雷区所处的位置分散，令解放军－古巴军队的防御阵地的作用得到大幅加强，而南非部队发动的攻击则徒劳无功[22]。

在防卫军杀死近700名解放军士兵以及摧毁安哥拉旅剩余约半数的坦克与装甲车后，“胡珀行动”及“封隔行动”宣告终止[56]。古巴有42人死亡、损失6辆坦克[56]。而南非则有13人死亡、几十人重伤，伤亡人数相对较少[56]。有三辆防卫军的坦克被弃置在一个雷场内，至于其余坦克则多数因损坏程度严重或机械故障，未能立即修复而无法使用[56]。安盟有数千人伤亡，人们指责防卫军利用其作为“炮灰”[22]。古巴的行动后报告指出：“安盟叛乱分子在枪口威胁下被派往雷区，为南非的装甲车扫清道路”[22]。

防卫军的幻影F1战斗机编队。战斗机需要飞很远的距离才可到作达战区域，这问题在进行胡珀行动及封隔行动时亦同样存在[158]。

图姆波三角攻势突显了南非国防部长及总参谋部在规划上的一些不足之处[155]。他们原本预计防卫军可以在奎托夸纳瓦莱以南的冲积平原与开阔地带对解放军造成毁灭性打击[155]。然而，南非国防部长及总参谋部却没有想到安哥拉部队能够幸存下来，并在图姆波三角建立起一条坚固防线，更加未料到古巴部队会动员力量来抵抗防卫军[155]。在后期的攻势中，南非多次误判形势[153]。例如在某一次判断中，南非认为规模小、机动性强但装备薄弱的防卫军能够对得到奎托夸纳瓦莱西部的地下炮兵支援、装备充分的安哥拉守军发动正面攻势[153]。然而，以该方式使用经训练与组织的营进行运动战却违反了防卫军一直奉行的机械化原则[153]。安哥拉守军有充足的装甲、反坦克武器及空中掩护：苏联逐渐愿意向解放军提供先进的战斗机，甚至借调苏联飞行员，这对南非在奎托夸纳瓦莱的空中行动构成严重威胁[146][159]。随着苏联加大介入的力度以及空战次数上升，南非空军开始遇到由训练有素的苏联飞行员驾驶的米格-21与米格-23战斗机[8][146]。此外，安哥拉飞行员于苏联监督之下在卢班戈接受训练，使他们更具能力去挑战南非的战斗机[8]。防卫军在安哥拉领空的争议范围内损失大量飞机，是整埸战争以来首次[8][154]。

随着防卫军的空中优势日渐减少，其作战方式亦出现了一系列变化[160]。南非飞行员拥有长达20公里的对峙轰炸能力，而且亦计算了解放军的袭击时间，使米格战斗机在紧急起飞拦截防卫军之前已超出了射程范围[160]。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空中长时间接触是基于燃料方面的考虑：防卫军的幻影F1AZ与F1CZ战斗机从遥远的西南非洲军事基地起飞，到达奎托夸纳瓦莱时，他们的燃料仅足够支撑三分钟的战斗[158]。对地面行动的影响则更为深远[160]。解放军的米格战斗机执行搜索G5与G6榴弹炮的侦察任务，迫使南非炮兵须采用更加复杂的伪装，并改为入夜后才进行轰炸，以减低行动被解放军发现的可能性[27]。然而，由于安盟及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造成的破坏不断增加，米格战斗机飞行员需要采取应急措施来减少飞机的损失数量[27]。古巴及安哥拉战机被迫从更高的高度投掷炸弹，令准确性大大降低[27]。在前线的南非炮兵及观察员监视着解放军的机场，随时准备轰炸在跑道上预备起飞的飞机[161]。

古巴的最后攻势

虽然防卫军及安盟的反攻被阻止，但是解放军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且比以前更依赖其盟友古巴与苏联的物资[143]。这鼓励了多斯桑托斯再次透过谈判来缓解军事困境，与南非达成新的停火及撤军协定的可能性增加[143]。早在1987年1月，切斯特·克罗克就对罗安达发出的积极信号作出回应，当时的刚果人民共和国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提出举行调停敌对国家之间的和平谈判[143]。然而，1987年末至1988年初期间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初步讨论一直未有进展，因为安哥拉政府拒绝就拟议的古巴撤军时间表达成妥协[143]。古巴政府事先没有就布拉柴维尔会谈征求意见，并对多斯桑托斯方面的无礼行为感到愤怒[143]。这促使卡斯特罗发出具权威性的申请，要求加入安美和平谈判[131]。卡斯特罗决心要令古巴可以参与有关本国军事的谈判，不再被排除在外，并尽力让今后就撤军进程所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损害到古巴的形象[143]。

古巴的S-125“SA-3果阿”导弹系统接受检阅。1988年，该款导弹被大量运往安哥拉，为卡斯特罗提出发动的进攻提供空中掩护[34]。

到了1988年1月底进行“胡珀行动”的时候，克罗克屈服于古巴的压力之下，接受其作为进一步和平谈判的平等伙伴[22]。卡斯特罗同意，他不会将例如古美关系等不相干的问题列入议程内，而分阶段撤军的讨论范围将扩大至古巴驻扎在安哥拉的所有军事人员，包括作战部队、后勤人员及顾问[22]。随着加入布拉柴维尔谈判，古巴更希望转守为攻，改变其在安哥拉的军事参与角色[8]。卡斯特罗将针对防卫军的地面行动升级，因为他认为只要南非仍然有可能在战术上胜利，那么外交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8]。古巴在奎托夸纳瓦莱采取防御战术，使防卫军维持在固定的位置，并实行卡斯特罗一直提出的向西南非洲边界发动侧翼突击的建议[155]。

古巴军队首先在库内纳河以西部署兵力，并且可能扩展至入侵西南非洲[153]。3月9日，卡斯特罗派遣集结在洛比托的古巴军队向南方进发，当时军队人数已经增加至约40,000人[162]。卡斯特罗将古巴军队的行动比喻作“一个拳击手以左手挡住了奎托夸纳瓦莱的一击，然后再用右手在西部发起攻击”[153]。卡斯特罗在另一个场合回忆道：“这样，当南非军队在西南部的奎托夸纳瓦莱把血逐渐流光的时候……40,000名古巴士兵……在大约600辆坦克、数百门大炮、1,000件防空武器以及大胆的米格-23战斗机部队的支援下，向那米比亚边境挺进，准备清除南非军队”[147]。

随着古巴旅的推进，他们聚集了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叛乱分子，这些叛乱分子离开了基地，并参与古巴发动的进攻[8]。南非在安哥拉及西南非洲发起了新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叛乱分子，令解放军的实力被削弱，而数量庞大的古巴军队则有效挽救了解放军原本战败的命运[8]。首先，古巴人占领了防卫军原本为防止解放军渗透至奥万博兰而监视及巡逻了近十年的边界以北地区[8]。其次，所有靠近边境的南非部队都停止日常的反游击战行动，并动员起来准备抵抗古巴可能的入侵[8]。古巴人与解放军战斗人员组成了三个联合营，每个营都有自己的炮兵及装甲特遣队，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8]。由于叛乱分子和古巴营级人员一起编入部队，南非巡逻队无法在安哥拉与解放军交战，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对抗，当中包括具侵略性及全副武装的古巴部队[153]。

边界附近数量有限的防卫军部队不能阻止古巴军队继续前进，亦未能减少其对西南非洲的威胁[153]。在一个师的能力范围内，只有很少人可以在分割线上占据广阔的防御阵地来对抗常规部队[153]。当南非官员警告古巴不要入侵西南非洲时，卡斯特罗反驳说道：“他们没有立场提出任何要求”[8]。此外，哈瓦那还发表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我们没有说过不会进入那米比亚”[8]。作为回应，南非政府动员了140,000名预备役人员（此数字是防卫军动员人数最多的一次），并威胁要对所有越过边境的古巴部队造成严重影响[104]。

1988年《三方协议》

尽管在战场上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南非政府了解到安哥拉的局势已经进一步升级至政治上的极点[154]。奎托夸纳瓦莱战役期间的伤亡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并质疑边界的战术局势以及为什么南非士兵会在那里死亡[154]。公众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发动另一场血腥战役就可以成功将苏联和古巴驱逐出该地区；与此相反，发动战役的结果可能与过去一样，令苏联的武器和古巴的军队的数量继续增加下去[131]。而这场冲突也从与轻武装叛乱分子的低强度斗争演变为军队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冲突以现代常规战争的所有装备为后盾，随之而来的是人力及物力成本的上升[154]。这使人们加剧对战争的厌倦感，亦增加了民众对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的怀疑与敏感度[69]。

10月，苏联监督下的“致敬行动”以失败告终，而苏联提供给解放军价值数亿美元的武器也因此遭到破坏，这些事件都令莫斯科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有所缓和[131]。苏联公开表示，它也厌倦安哥拉与西南非洲的冲突，并准备协助和平进程，即使是在与古巴有联系的基础上进行[163]。苏联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亦希望能够减少国防开支，包括是撤销对解放军提供大量无限制军事援助的承诺，又对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冲突持更开放的态度[143]。

美国外交官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在达成《三方协议》的谈判中，克罗克的影响力和调停有着重要作用[164]。

对于南非及苏联这两个以前不愿参与由美国主持的调停会谈的国家来说，继续进行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越预期的收益[131][143]。战争的高昂代价使得南非及苏联两国在观念上开始出现改变，透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加[131][143]。苏联政府同意于1988年5月3日及4日与美国联合举行一系列新的和平谈判[154]。而南非则首次申请参与三方谈判，并同意派遣一个由外交官、情报主管以及南非防卫军高级军官组成的代表团[154]。包括克罗克在内的苏联及美国外交官向南非人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安哥拉实现和平，并以政治方法解决西南非洲问题[154]。此外，他们亦一致同意需要对各自的盟友施加压力，以达成解决办法[154]。古巴预计南非将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规定，因此决定将全部军队撤出安哥拉[164]。古巴及安哥拉代表团已经同意古巴完全撤出，并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了一个极其精确的时间表，将这进程延长了三至四年[164]。南非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承认撤军时间可能符合那米比亚独立进程的某些基准[164]。

克罗克表示，美国决定以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为基础，以此作为达成地区和解的枢纽，其言论对相关讨论产生了影响力[131]。克罗克又建议联合国成立一个“核查团”来监督古巴是否有遵守撤军协议，这建议事实上有助说服南非政府接受平衡协议[131]。1988年7月，在卡洛斯·阿尔达纳·埃斯卡兰特（Carlos Aldana Escalante）被任命为古巴代表团团长之后，谈判进展更为顺利[164]。阿尔达纳是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事务与国际关系的负责人；他比许多同时代的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发展，特别是东方集团[164]。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东欧的政治发展，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出现缓和，阿尔达纳认为古巴需要努力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164]。而古巴与非洲南部的合作则被视为改善与华盛顿之间关系及可能展开永久性双边对话的自然先决条件[164]。

1988年5月至9月，双方在开罗、纽约、日内瓦以及布拉柴维尔举行了几轮会谈，但在撤军时间表的细节方面仍然僵持不下[19]。那米比亚独立及古巴撤出安哥拉这两个目标使各方在撤军时间与最后期限上的分歧更加严重[131]。8月，安哥拉、古巴及南非代表团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南非洲问题的原则，并承诺南非防卫军将撤出该领土[165]。作为《日内瓦议定书》的直接结果，解放军宣布从8月10日起停火[165]。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为谈判增添了新的迫切性，在布拉柴维尔举行连续六轮谈判之后，谈判陷入僵局[19]。在美国大选期间，安哥拉和古巴在支持终结对安盟援助以及对南非采取更强硬路线的麦可·杜卡基斯与民主党的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142]。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时，多斯桑托斯曾评论称：“如果民主党赢得选举，美国的政策将进行调整，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问题上”[142]。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总统令美国更容易说服安哥拉和古巴代表团[142]。克罗克多次重申，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就意味着人事及基本政策审查会有所变化，并敦促他们不要浪费过去几个月来的努力[131]。

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三天后，各方到日内瓦重新开会，并在一周内商定古巴将于二十七个月内分阶段撤出安哥拉[131][142]。作为交换，南非则承诺会在1989年11月1日之前开始给予西南非洲独立[142]。12月13日，南非、安哥拉及古巴签署了《布拉柴维尔议定书（英语：Brazzaville Protocol）》，以确认他们会履行这些条件，并设立了联合军事监察委员会来监督各方在安哥拉的撤军进程[142]。监察委员会将包括苏联与美国的观察员[165]。包括解放军在内的交战各方之间的一切敌对行动应于1989年4月1日正式停止[165]。12月22日，《布拉柴维尔议定书》载入《三方协议（英语：Tripartite Accord (Angola)）》之中，该协议要求南非防卫军在十二周内从安哥拉撤出，并将其在西南非洲的兵力削减至象征性的1,500人[19]。与此同时，古巴所有旅将从边界撤至15度线以北的地区[19]。至少3,000名古巴军事人员将于1989年4月离开安哥拉，另外亦有25,000人会在其后六个月之内离开[19]。至于其余部队则将会在不迟于1991年7月1日前撤离[19]。除此之外，协议的另一项要求是南非须停止对安盟的一切支持，而安哥拉则须停止对解放军及民族之矛的一切支持[142]。

1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26号决议（英语：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26）获通过，设立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负责核查古巴部队向北重新部署以及其后撤出安哥拉的进度[19]。联安核查团包括来自西方国家及不结盟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观察员[19]。1989年2月，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英语：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成立，以监察西南非洲的和平进程[19]。

那米比亚独立

《日内瓦议定书》及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初始条款为解决西南非洲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决议要求西南非洲举行制宪议会选举、解放军和南非防卫军分别限制在各自的基地内、在稍后分阶段把除了1,500名南非防卫军士兵之外的所有部队撤离西南非洲、将不隶属于南非防卫军和警察的所有准军事部队复员，以及允许难民通过指定的入境点返回西南非洲参加选举[19]。上述条款由援助团负责执行，有助南非防卫军撤离、监察边界及监督准军事部队的复员[19]。

1989年6月，在翁丹瓜的援助团检查站。

由于援助团规模相对较大，安理会成员国预计到自己将要承担大部分费用而感到不满，并产生了相关的争议[19]。然而，安哥拉、赞比亚及其他同情解放军的国家坚持认为必须有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以确保南非不会干涉西南非洲的独立程序[165]。安理会成员国反对他们的意见，援助团部队人数从拟议的7,500人减少至约三个营规模的4,650人[165]。援助团人数的减少节省了接近三亿美元的开支，但安理会直至1989年3月1日才正式批准经修订的预算[165]。援助团无法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去准备全面部署监督解放军和南非防卫军的行动或在4月1日停止敌对行动时对两军的基地进行监察，令援助团的行动需要延迟[166]。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敦促双方在此期间克制，以免影响自1988年8月以来维持的事实上停火或者1989年4月1日的执行时间表[19]。然而，在就援助团预算进行辩论后的几周内，解放军利用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将在安哥拉的部队开始移动至边境附近[167]。

自1980年代初以来，解放军一直表示计划在未来的任何政治过渡时期期间在西南非洲建立难民营，但这想法不被南非政府所接受[168]。联合国邀请难民返回家园，但并没有区分他们是平民还是军人，而解放军的叛乱分子也认为自己是难民，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169]。事实上，在1980年代后期解放军军人以平民身份返回难民营之前，解放军都没有太多的常规部队，其中不少人员是作为反叛分子，并采取周期性的战斗模式[170]。3月31日，皮克·波塔对监察委员会抱怨说道，计划部队已经从16度线向南推进，距离边界只有不足8公里[165]。当日晚上，他拦截了联合国特别代表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及援助团指挥官戴温·普雷姆·钱德（英语：Dewan Prem Chand），并将该消息告诉给他们[165]。4月1日上午，第一批解放军干部越过奥万博兰，但由于援助团部署出现延误，以致未能及时监测他们在安哥拉的行动，期间解放军亦未遇到任何阻碍[165]。阿赫蒂萨里立刻联络了人民组织，要求它控制解放军，但成效并不大[165]。除此之外，南非外交部亦就事件联络了联合国秘书长，而秘书长则向在纽约的人民组织官员传达了该消息[165]。

到了当日结束的时候，由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解放军的行动有所放缓，阿赫蒂萨里解除了南非防卫军须留守在其基地内的限制[165]。当地的警察动员起来，拖延入侵者的行动，直至南非防卫军部署好六个正式的营为止[165]。在首两日过后，叛乱分子已经失去了攻击的主导权，南非防卫军在一次代号为“梅林行动（英语：Operation Merlyn）”的反攻中把解放军赶回边境[165]。4月1日至4月9日期间，有273名解放军叛乱分子在战斗中丧生[169]。至于南非防卫军与警察则合共有23人死亡[169]。4月8日，监察委员会发表了《埃乔山宣言》，重申南非、安哥拉及古巴仍然致力于和平，《三方协议》仍然有效[19]。此外，监察委员会又要求所有留在奥万博兰的解放军武装叛乱分子前往援助团监督下的集结点投降[19]。

萨姆·努乔马否认4月1日发生过任何入侵事件，并声称他只是命令已经在西南非洲境内的解放军叛乱分子开始建立大本营[171]。此外他还指出，人民组织从未签署过《三方协议》，因此协定条款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是不具约束力的[171]。这引起了安哥拉的不满，因为安哥拉曾经向联合国保证解放军将会留在16度线以北[19]。4月26日，南非防卫军被重新限制在其基地内，其后他们获允许前往奥万博兰，以核实叛乱分子是否已经离开[165]。到了5月，所有的解放军叛乱分子都撤退至16度线以北，并处于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实际上结束了南非边境战争[165]。

1989年11月7日至11日，西南非洲举行了普遍选举（英语：Namib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89），人民组织获得57%的普选票[172]。人民组织在制宪议会获得了41个议席，能够将单方面制定的宪法施加于其他政党上，但未能取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172]。1990年3月21日，那米比亚共和国成立，西南非洲正式获得独立[169]。

参见

注释

  1. ^ 尼日利亚于1976年与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双边关系，此后，这项运动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直接财政捐助和后勤支持[16]。1980年代，那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向叛军提供的武器由尼日利亚空军（英语：Nigerian Air Force）负责空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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