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情起復
奪情起復，簡稱奪情，是中國古代丁憂制度的延伸，意思是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可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奪情在文官之中不多見，但在武官之中就每每出現，國家不可能要求作戰中的軍人回家服喪，本來就談不到「丁憂」，古人稱之「墨絰從戎」，又稱「金革之事不避」（墨絰，又稱墨縗，黑色喪服；金，刀劍；革，鎧甲；金革在此指戰爭）[1]。
各朝事例
中國古代禮制規定政治人物一旦承重祖父母，親父母的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計閏，守制二十七月，期滿起復」。意思是必須回鄉守喪二十七個月，事後再重返官場(皇帝只需27日)。但是為了因應各種局勢，「奪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禮制。
賈充母親去世的時候，晉武帝以東南有戰事為由，派楊囂前去宣布命令，讓賈充只丁憂六十天，隨即奪情[2]。
北周王謙就奪情起復，《周書·王謙傳》：「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
唐代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奪情起復制度，但在唐玄宗後奪情已較少見。唐朝末年，天下大亂，皇權衰微，宰相韋貽範在喪母去職後因有軍閥李茂貞支持，才隔了三個月就復出再次拜相，且沒有推辭就上表謝恩。
明朝唐順之任南京兵部主事時，父親去世，恰逢倭寇屢犯沿海，也被明世宗奪情，召為員外郎[3]。
明朝文官奪情起復者主要有閣臣、尚書、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種手段，營求奪情。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奪情行為，都會引起倫理問題，明英宗因此於正統七年（1442年）下令：「凡官吏匿喪者，俱發原籍為民。」正統十二年（1447年）又下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奏奪情起復。」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因為奪情的問題，曾經引起一連串的事件，《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己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然亦無意留之。所善同年李幼滋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據文秉，《定陵注略》記載：「大璫馮保，挾沖主，操重柄，江陵素卑事之。新鄭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無不相呼應如桴鼓。江陵聞父訃，念事權在握，勢不可已，密與保謀奪情之局已定，然後報訃。」奪情一事乃是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串通好的，明神宗實錄亦言張居正「奪情之本謀盡露矣！」[4]當時有許多政治人物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抗議「奪情」，都被皇帝一一批駁，反對派遭到嚴懲，甚至動用了「廷杖」的刑法，許多人被打得皮開肉綻，終身殘疾。張居正自此事件後，更加偏恣，《明史》載：「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5]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1857年2月27日）曾國藩父曾麟書卒。當時兵部右侍郎銜曾國藩正在襄辦湘軍，原本應該奪情，但是他竟於二十一日離營回湘。當時左宗棠寫信罵他：「《綱目》一書，於奪情題後一事，總以其人所處之時地為斷，所以重綱常、維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經義直捷了當，更無可疑；誠以兵禮、喪禮同一凶事，並無所謂希榮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際，事機急迫，有萬不能無變者。順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則世俗所謂『奪情』者，乃聖賢所謂『遵禮』，又何擬議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