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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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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益华
出生(1865-12-10)1865年12月10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
逝世1960年1月22日(1960歲—01—22)(94歲)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职业医学传教士

福益华(Edward Lydston Bliss;1865年12月10日—1960年1月22日)是一位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福建邵武服务四十年之久(1892-1932)。

福益华来自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他最初想成为牧师,但后来放弃这个愿望,进入耶鲁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然后,他进入医学院,开始了在中国行医。福益华在中国福建邵武期间,对牛瘟病毒进行了研究。在 20 世纪前几年的许多重大政治冲突时,他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32年返回美国。

他的传记《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2001) 由他的儿子记者小爱德华·布利斯(Ed Bliss)撰写。

早年

家庭

1865年12月10日,福益华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1]:13

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是批发商查尔斯·亨利·布利斯,母亲艾米丽·莱德斯顿·布利斯[1] : 15。福益华弟兄姊妹共有七人,有三个姐妹——克拉拉、玛丽安和玛丽,和三个兄弟——乔治、查尔斯和威尔。[1] : 14}这是一个虔诚的家庭,每个星期天参加两次公理会的礼拜。[1]:14 父亲查尔斯担任主日学的校长,孩子们在每周早上的礼拜之后参加主日学,母亲艾米丽则在传教委员会工作。[1]:15

目标

福益华的第一个目标是成为一名牧师。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想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早在四岁时,就站在一个树桩上讲道。六岁那年,他在主日学写了一张卡片 , 上面写着: “我,签名人,希望我能找到耶稣作我宝贵的救主,我保证在他的帮助下终生作他所爱的孩子和忠实的仆人。” 在整个童年时期和青春期,福益华一直活跃于侍奉。他经常在青年聚会和成人礼拜中讲道。他的讲道得到压倒性的积极反馈,因此他相信事奉确实是他的呼召。但是,福益华最终意识到传教不是他的激情所在,于是他放弃了。[1]:17

在青春期,他的一些经历,影响到将要从事的传教工作。在高中时,福益华的邻居阿道夫斯·格里利(Adolphus Greely)将军前去参加北极探险。这激发福益华阅读了许多探险书籍,包括亨利·莫頓·史丹利的丹尼尔·利文斯通(Daniel Livingstone)在非洲的故事。 [1]:16

教育

福益华的本科教育就读于耶鲁大学。在学校期间,他曾在诺亚·波特(Noah Porter)、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达纳(Edward Salisbury Dana)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等著名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福益华修读了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到物理和化学的各种课程。他曾参加耶鲁的一个文学社团時事評論員(Pundits)[1]:22,并且尽可能多地参加棒球和足球比赛。[1]:23 福益华于1887年从耶鲁大学毕业,[1]:25 获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学士学位。

早期工作

福益华在放弃了传教的希望之后,将目光投向成为一名老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在马萨诸塞州格兰比(Granby)担任中学校长、唯一老师和看门人。[1]:26 福益华在格兰比教书时发现,就像讲道一样,教学也不是他的热情所在。然后,他想起了年轻时读过的冒险故事,断定他想到海外做传教士。他说: “当我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时,我就问自己,我应该以哪种方式最好地服务。我认为答案是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在福益华进入医学院之前,他想偿还他欠父亲的债务。他在芝加哥的哈佛男子学校任教一年[1]:27

医学院

福益华在哈佛男校教满一年后,回到耶鲁大学,进入医学院。 在此期间,他担任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Smith)博士的助手,研究纽黑文的水质。福益华在两年内完成了三年的学习课程,于1891年6月第二次毕业。[1]:29

传教工作,1892–1932

1891年4月23日,福益华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申请成为医学传教士。[1]:29 据报道福益华请求派往中国,因为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它将在东方国家中占有最大影响力” 。[1]:34 他得到的工作岗位是在福建邵武担任传教医生。1892年9月27日,福益华乘坐中国号轮船从旧金山出发[1]:32 。1892年的11月5日,福益华抵达福州。1893年1月19日,福益华再次出发,沿闽江上溯,越过了80道险滩,经过20多天,终于在1893年2月8日,在离开美国四个月之后,福益华终于抵达目的地邵武[1]:10

福益华到达后,立即在史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方言。由于许多中国人仍习惯传统的中医,因此一开始他的病人并不多,经常一天学习中文六个半小时。[1]:45 福益华到任几个月后,开设了一个小诊所,配备药柜和小手术台。[1]:54 他还计划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因为当时最近的医院也在150英里之外。即使到那时,福益华也只有很少的病人,有时甚至整个上午只有一个,最多五个或六个。最后,福益华在街上使用了一根长杆和一块抹了氨水的碎布条,终于收到了较多的病人。[1]:56 到1894年4月,他每天有50名患者。[1]:71 这样的工作量需要更新、更大的诊所,为此他申请美国差会拨款。由于美国经济萧条,申请遭到拒绝。[1]:71然而,在1896年,福益华用自己的钱和朋友们捐赠的“大约50美元”,开始动工建造新的诊所。[1]:78 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第一公理会和第二公理会捐款180美元,使1897年新医院的建设成为可能。[1]:79 建筑于1898年完成。福益华也在这一年回国休假。[1]:83 他于1900年返回中国,除1908年和1916年休假外,他都留在了中国。

福益华在邵武从事医疗工作,治疗腿部溃疡、丹毒和疟疾等各种疾病,[1]:60 但无法进行大手术。此外,差会的规模及其工作量都随着时间而增加。到1920年,差会扩大了三倍,福益华有时每天有100名患者。[1]:187 因此,福益华需要援助,1915年,他要求任命另一位医师。[1]:185 然而直到1925年,差会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周以德(Walter Judd)医生来到邵武。[1]:213

合作社

福益华坚信,在中国,“大部分疾病归因于贫困”,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是通过合作社。他说服了几位中国基督徒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购买了一块土地用于农业。[1]:177 但是,由于在1900年代初期该地区政治动荡,以及随之而来潜在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导致该项目的失败。此外,许多已经投资的人要求退款, 因为他们对项目的进度不满意。尽管福益华辩称这是长期项目,但投资者坚持要求,该项目结束了。[1]:209

牛瘟病毒

福益华在中国度过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牛的免疫,对付牛瘟病毒。牛瘟病毒是副黏液病毒科麻疹病毒属的一种病毒,该属还包含麻疹,流感和小儿麻痹症病毒。[2]:29 福益华与牛瘟的斗争始于对牛奶的渴望,他认为牛奶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人养牛不是为了喝奶,而是为了耕作。因此,可获得的牛奶远远少于需求。当发生牛瘟时,牛奶供应就枯竭了。[1]:151 福益华在中国自己饲养牛和山羊,尝试预防牛瘟。他发现在上海有可用的免疫血清,但意识到像邵武这样地区的农民无法获得且无力承受这些血清。福益华寻求另一种免疫方法。[1]:169 他是基于罗伯特·科赫的发现而建立的,他发现如果将瘟牛胆汁用等量的纯甘油稀释,将失去其毒性,在10天后可以安全注射。这将提供持续几个月的免疫力。福益华然后推论说,如果在给牛注射胆汁十天后,给牛注射少量牛瘟的血液,它将具有免疫力。他对此进行了测试,发现是正确的。福益华还发现免疫母牛的牛犊具有暂时免疫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他发现如果在他们出生后的头一个月内注射少量牛瘟血液,他们将具有免疫力。[1]:222

中医的影响

在邵武的早年,福益华认为与本地中医竞争是他最大的困难之一。[1]:43 1900年代初的传统中医包括纯粹的迷信行为,这些医生通常没有执照,并通过家传获得了身份。[3]:124 许多中国人不愿去邵武医院看西医,仍然向中医求医。福益华见证中医用金银针刺穿皮肤来治疗癌症,用熊胆汁治眼病,用梨子治疟疾,用蛇肉治风湿病,用人参根治许多疾病。[1]:43

政治环境

早期的排外主义

在邵武差会的初期,排外的敌意很普遍。来此的第一位医生菲利普•奥斯古德(Philip Osgood)医生的脚被长矛刺中。另一位早期传教士的肩膀被刺。此外,中国人在两年内不向传教士出售任何土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敌意减少了,邵武人开始对西医和基督教持开放态度[1]:39。实际上,福益华在一封家信中说,“您必须记住,邵武人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与许多中国人不同。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我从未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人们不希望我们在这里。”[1]:73

第一次中日战争

1894年夏天,中国和日本为控制朝鲜发动了战争。 1895年4月17日签署了和平协议,要求中国交出台湾岛和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1]:73 之后,欧洲开始干预,最后又强迫向中国提供新贷款。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排外情绪,在距邵武仅200英里的古田几名传教士被屠杀。因此,为了安全起见,邵武的传教士,包括福益华在内,被建议撤退到有大差会的港口城市福州。福益华在福州呆了两个月,直到危险过去。[1]:75

义和团事件

1900年休假期间,福益华收到了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的消息。冲突始于19世纪末,当时 山东省的一个秘密会社开始对外国传教士表示不满。1897年,他们在该省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4]:21排外情绪增强,导致外国人和中国基督徒被杀。[4]:22 仅仅在山西省,就有200多名传教士被杀。[1]:89与其他许多地区相比,福建省的冲突较少,但仍然受到了重大影响,福益华收到了通知,邵武差会也遭受了一些损失。1900年,他回到中国,发现自己的房子空着,门和窗框都没有了。医院也被损坏了。它的门和窗框也被盗,接待室被毁。诊所里的所有药品和福益华的显微镜都被偷了。那年,传教士重建了受损的建筑物。[1]:100

辛亥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反对满清的的民族运动。即使在福建省,也感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从1911年10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11年11月8日,福州发生大范围撤侨。福州差会中的妇女儿童被疏散到城墙外的外国居留地,靠近美国领事馆。男子仍留在福州,受到 班布里奇号驱逐舰士兵的保护。福州革命军与旗人之间的战斗于1911年11月9日开始,最终革命军获胜。[1]:139 革命军也取得了邵武以南25英里处区域的控制权,传教士们现在担心那里即将爆发战斗。福益华注意到这座城市充满了“奇特的兴奋”,仿佛暴风雨来临前一样。邵武人正在采取预防措施,关闭商店,在街上设置路障。清军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法律几乎彻底崩溃了。福益华和其他传教士开始实行自卫,每天晚上守夜。[1]:140 随后,邵武于1911年11月16日宣布恢复正常。福益华认为在邵武传教没有任何危险,但是美国领事坚持要求福建省内的所有美国人撤退到福州。[1]:145

福益华在福州停留了七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清朝结束了,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即中华民国。[4]:xvi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捍卫这个政府。有300名男孩从邵武中学退学参军。福益华的两名学生成为革命军的医务人员。政治权力的变化尚不稳定,包括领导人从孙中山换为袁世凯,以及首都的变化[1]:147

军阀时期

从1916年到1928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不甚稳定。在这个时代,整个中国的各地区分别由许多不同的军阀掌权。直到1927年蒋介石领导國民革命軍北伐才恢复统一,[4]:xviii南京建立国民党领导的政府。与中国统一有关的动荡影响了邵武,叛军入侵并接管了邵武,然后多次撤军。在福建省,福益华和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宣教士都撤离到福州[1]:209

在这段时间里,排外情绪增加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严厉批评,美国对日本企图夺取中国领土的企图则是心怀矛盾。基督教再次成为抗议的话题。[5]:395 两名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邵武附近被绑架勒索赎金,并被杀害。[1]:211自1927年中国内战爆发以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决裂。南方红军在不同的时间分别俘虏了福益华和他的同事周以德。这两次,他们都被释放了,因为当地人了解他们的为人和工作,为他们求情。[1]:216然而到1928年,邵武的局势似乎相对安全,因为蒋和国民党已经控制了该省。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蒋介石的控制减弱了,因为共产党在江西控制了权力,建立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传言说共产党接下来会进攻福建,因此邵武差会的妇女和儿童被疏散到福州。[1]:218 红军于1932年占领了邵武,后来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又成立了短命的 福建人民政府中华共和国)。[1]:223 福益华被迫撤离,因为军队已经到达邵武城门。他回到了美国。

个人生活

福益华于1901年1月26日遇到了未来的师母米妮·梅·波兹(Minnie May Bortz)。她在1899年由美国公理会差遣来华,在距福州10至12英里的罗星塔(Pagoda Anchorage)任教。[1]:97 福益华于1902年7月23日求婚,[1]:108 这对夫妇于1902年9月22日结婚,[1]:109 相守终生。他们育有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露丝和贝丝,还有一个儿子小爱德华(Edward Lydston Bliss Jr.)。

回国以后

回到美国后,福益华和他的妻子住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这是个与中国宣教运动有长期联系的小镇。福师母患上恶性贫血,需要丈夫的照顾。[1]:231 福益华81岁时,搬回家乡纽伯里波特[1]:232 他们住在那里直到1958年9月,搬到波士顿与大女儿露丝(Ruth)一起生活。[1]:234

去世

1959年初,福益华的喉部发现了恶性肿瘤。[1]:235 他于1960年1月22日在睡眠中去世,享年94岁。福师母则在7年后于1967年去世。[1]:236

遗产

福益华认为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许多年轻人进行医学培训。他通常教他们药物学和解剖学大约两年。此后,大多数人经营自己的诊所,或在农村从事医学工作的“赤脚医生”。一些人去了南京继续学习。他有三个学生继续在医学院学习。[1]:125

福益华的遗产得以保留,还通过他的儿子,记者小爱德华·布利斯于2001年撰写的一本传记《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issionary Doctor in China, 1892–1932)。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称赞它为“一位在中国工作了40年的新英格兰传教士的生动描述。… 他的功绩自中华帝国末期开始,经历了好几个共和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出现,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如今将传教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是很常见的事,但福益华在儿子的叙述中非常完美—富有同情心,没有家长式作风,富有教益,却不盛气凌人 … 这是一个模范人物,其信仰和奉献精神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滋补品,对抗这个矛盾和犬儒主义的时代。”[6]

参考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Bliss, Edward,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An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1892–1932. New York: Wiley, 2001. ISBN 9780471397595
  2. ^ Prins and Weyerhaeuser, H.H.T. and F. J. (1987). "Epidemics in populations of wild ruminants: Anthrax and impala, rinderpest and buffalo in lake manyara national park, tanzania". Oikos, 49(1), 29–30.
  3. ^ Cadbury, W. (1912). "Medicine as practiced by the Chine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 124–129.
  4. ^ 4.0 4.1 4.2 4.3 Mackerras, C. (2008).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1900–1949. (2nd e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5. ^ Lutz, J. (1976).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10(3), 395–416.
  6. ^ Beyond the Stone Arches. Kirkus Reviews, December 15, 2000. [2014-06-05]. (原始内容存档于June 6,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