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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 六四事件 于 2012年3月24日17:54的内容

'六四事件'
File:J
日期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等地
别名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八九學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参与者大学生、工人、市民、軍隊、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員及其他海外支援民運之人士
结果解放軍进入北京以武力驅散學生及市民、天安門民主運動遭鎮壓告終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天安門廣場附近及通往广场的道路沿线,中国人民解放軍與民眾爆發的流血衝突。廣義來說,它也可以指从当年4月下旬起,在天安門廣場發起長達兩個月的學生運動,引發全國示威,最终以北京宣佈戒嚴、軍隊武力鎮壓、大批民眾死傷與流亡及軍人傷亡而告終。

學潮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猝逝引發[1],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數日內演變成全國示威,群眾高呼反官倒、自由、民主。初期中共中央對處理學潮未有一致看法,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有截然不同的演繹,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將學潮定性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2],引發學生極強烈迴響,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的热情,紓緩學生不滿。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共持续七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終派出军队镇压。各方報告死亡人數由百多至數千不等,未有準確數字,政府隨後大舉緝捕示威者,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及多名高层领导人下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在事件中成立。

至今,六四事件依然是一個極敏感的話題,尤以中國大陸為甚。各方对六四的看法存在尖锐矛盾,同時「平反六四」的呼聲從未間斷。

命名

由於六四事件是1989年学运的标志性事件,這場運動常叫「六四事件」,其他常見名稱有「八九民運」、八九天安门事件、“六四运动”,一些中国民运人士称为「六四屠城」。中共政府起初對此运动定調為「六四风波」,及後常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欧美媒体对事件的最普遍称呼为「天安门广场抗议」(英語: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天安門广场屠殺」(英語: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天安門屠殺(德語:Tian’anmen-Massaker)或(tsiamen-crackdowned regret) 天安門鎮壓的遺憾)[來源請求]

為應付中國網絡審查,網民也會用VIIV(羅馬數字,VI,IV 为6和4)、8平方()、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名稱,以避免觸動防火長城[3]

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1976年中共領袖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懷仁堂事變中被捕。事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以求擺脫混亂、愚昧、貧窮。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被確認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同時,許多在文革被打倒的元老级領導人復出。1985年,政府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召回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許多觀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有計劃經濟理論被棄守,國內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雖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嚴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會已浮現不安情緒。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腐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政府指控學生運動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圖「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學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學者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出黨,為安撫以俗稱「左王」的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這場運動被视为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來源請求]

從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及全國人大會議已提出各種問題,包括通脹、糧食減產、工人騷動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動、貪污、人口高速增長。

1988年初,全國通脹達20%,年底城市通脹升至26%,糧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間囤積。糧食減產進一步深化囤積問題,當時中國會按指定價格收購農民糧食,但價格依舊遠低於市場價,產糧的利潤無法與煙草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於財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據向農民收購糧食。改革推進時,各地一批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數百萬工人失業[4][5],工人亦要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通脹壓力,各地出現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紡織廠近1500名工人遊行長達兩日,另一家藥廠的1100名工人怠工3個月[6] 同時全國流動人口急增,當時約4億人散居於中國365座大城市,每年800萬人流入城市。共產黨內部貪污令局勢進一步惡化,有統計[7] 指1987年共有15萬名黨員因貪瀆而受罰,25000人被開除黨籍,政府下令黨員每年必須接受廉潔操守的考核[4][5][7]

中國儼然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的陣營。一些保守人士批評改革背棄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然而隨著中國開放並接觸西方思想,很多學者及學生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深信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來源請求]1988年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片《河殤》,公開批判中华文明的保守并呼喚「蔚藍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國轟動并引发讨论,成為六四運動的先聲。

1989年對中國來說具有意義。它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五四運動7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如科學家方勵之詩人北島已上書中央[來源請求],要求把握契機,讓政治鬆綁;全國人大會議亦提出把「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民主化」與經濟改革融合。

從世界的角度看,六四運動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各地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環。同年,世界其他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频繁出现政治动盪。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數月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

事件前期

胡耀邦逝世

在社會不安氣氛下,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以73歲之年猝逝,加劇了緊張局勢。胡耀邦被視為開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發起抗議社會弊端的學潮時,他對学生与知识分子表達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視為软弱表現,翌年1月因「反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違反中共的集體領導原則[8],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9];1987年,中共中央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8][10][11]

雖然代表開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續,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時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总书记,成为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被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當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鄧小平後,有野史說他把煙頭熄滅,「十指無力地交叉在胸前,沒有一句話。過一會,就又拿起煙,狠狠地抽起來。」他要求夫人卓琳致電慰問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安排,並表示要親自參加追悼大會。胡去世不到4小時,新華社迅速作出報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2]

外界密切關注胡耀邦去世可能產生的影響。其中美聯社路透社均認為胡的猝逝不會對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胡早已離開權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有可能影響中國政局。4月16日《東京新聞》發表一篇題為《胡的追悼活動是注意的焦點》,文章說:「追悼胡的活動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如果黨和政府對追悼活動草率從事,很可能激怒民眾。」同日,日本時事社指出適逢五四運動七十週年,民眾不滿通脹和官員特權等弊端,民主的呼聲在學生之間高漲:「胡氏逝世會否引發類似五四运动的天安門抗议,正受人關注。」[13]

學運醞釀期

當胡耀邦病逝消息傳回校園起,北大、清華以至上海多間大學等均掛滿大字報和輓聯,有學生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立靈堂,陸續有人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的口號除了讚揚胡耀邦外,逐漸發展出對民主的訴求。4月16日在上海復旦大學一場400人追悼會,有學生發言說「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同日,西安市鐘樓郵電大樓廣場亦有人掛上輓聯說:「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

4月17日,學生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過程中警察未能驅散群眾,当晚广场已经聚集上千人。除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千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4][15]

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

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

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

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聲援人數不斷增加,晚上9点,天安門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北京幾所大学出現约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有警察與民眾在新華門對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對稳定,上海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數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活動很快和平結束。

此時中國的局勢漸受關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報告稱,雖然目前局勢表面平靜,但民間有一種普遍意見認為,隨著五四運動70周年,「兩件事應結合起來搞」,警告悼念活動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會而推上高潮,呼籲做好疏導工作,密切注視校內動向[17]

4月17日,香港《英文虎報》發表《胡耀邦逝世料會激勵改革派》的報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70週年臨近……北京大學生可能會自發地組織民主活動。」當天,路透社一篇《中國學生遊行要求民主》的報道指北京發生「文革後最大規模的示威」。

4月19日,數千學生由廣場衝到新華門,希望把花圈及請願信送入中南海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學生6次試圖突破警戒線,晚上更多學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與警方衝撞[18],擾釀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學生和圍觀群眾隔開,新華門前僅剩下約300名學生,雙方對峙,期間未有大型衝突。北京市政府用公車把學生拉回學校,有學生被拉上車後呼叫「打倒共產黨!」。[19]

面對學生連日的遊行,中共出現兩種聲音,趙紫陽等人認為應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要求警衛把槍上的刺刀卸下,盡力避免與學生肢體接觸,但王震等元老懷疑運動受人操縱,背後用意是打倒共產黨。[來源請求]

4月20日,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給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呈送報告。內容稱,有人借題發揮,公開喊出「打倒共產黨」,有人造謠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並公開號召大學生成立聯合行動委員會,到工廠、農村、商店動員各界反對腐敗政府,北大有大字報指:「火燒中南海!」報告亦留意到活動趨於組織化,一些學校提出成立高校學生自治會,以至成立修政憲法委員會[來源請求],實行地方自治,實現新聞獨立等。[20]

同時,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罷課潮爆發

4月20日凌晨,北大舉行民主沙龍,學生總結歷次學潮的失敗在於沒有統導,北大學生王丹宣佈廢除原有聽命於政府的北大學生會,由王丹楊濤封從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下設宣傳、工農、糾察、聯絡、理論、後勤等八個部,並宣佈直至5月4日前,籌委會領導一切學運,會議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21]

4月21日是運動擴大的轉捩點。当日人民日報首次发表题為《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的社論,指責「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22] 文章令學生大為不滿,社論發表當天,多個城市爆發示威。陝西出現自胡逝世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新城廣場的群眾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有學生翻過省政府辦公樓前的鐵欄,進入省政府大院,停車場聚集1萬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強行帶走,激起群眾不滿,武警與群眾對峙,直至晚上6時下雨,不少群眾離開。[21]

當日南京大學學生會門外亦有3000名學生遊行至鼓樓廣場,口號是「打倒官僚」「打倒貪污」「還我民主」「自由萬歲」,南京大學還有標語說:「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用戰鬥迎接五四」、「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21]

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武警在新華門伤人,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請願信送交全国人大,聲援學生,但未获接收。[23] 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靈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並要求官方媒體报道学生悼念活动[24],都未獲政府同意。[25]

上街的學校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北方交通大學中央民族学院等。學生們高叫:「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新聞自由!」「民主萬歲!」「反對獨裁!」「愛國無罪!」沿街群眾不時向學生鼓掌,這時學生情緒高漲,呼喊:「人民萬歲!」「理解萬歲!」「我們幹什麼?我們去講真話!」還有群眾沿路派開水。上街的學生隊伍組織嚴密,他們一般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進。有的學校學生隊伍的外圍學生互相手拉著手圍起來,防止外人進入。

三學生下跪

4月22日零時四十分,學生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26] 下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門前,中間一人举着请愿书,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嘗試扶起学生,有學生淚流滿面,更多學生齊喊:「站起来!」。[25]

這一場面引起全國以至黨內外的關注,有一些黨員回顧事件時指,不少老黨員經歷過學運,眼見學生下跪,領導人卻不問不聞,心裡感慨共產黨如今怎會變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對象。[27]

人民大会堂前的梯阶上就是三名学生代表跪下的地方

一名身處在現場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接近中午,學生代表決定,不提任何條件,只要求李鵬走出來與學生公開對話。早在四月二十日新華門前,群眾已曾高叫『李鵬出來』,但其一直未曾現身。在胡耀邦追悼會完結之際,廣場上的學生呼聲,同樣沒有得到他的理睬。不僅學生的呼聲李鵬不理睬,連學生在石階上跪著遞請願信他也不出來接,甚至廣場上群眾高呼『不對話,絕不走!』他亦堅拒對話。 國徽之前,殿堂之外,女學生激動流淚,男學生悲憤握拳,有人發起狠要衝軍警的警戒線,軍警迫得後退。追悼會完結了,參加儀式的人群魚貫而出,不少人留在石階上,看到推擁的人群,看到請願的學生。一些知識分子出來,看見正跪著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跪下來,擁抱著學生。《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氣得指著門前的警衛說: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時後,纔獲准進內送花圈和請願書。」 [28]

但是公安部給中南海的報告卻有不同的說法:「台階上的三名學生代表始終舉著紙卷,警戒線內的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曾試圖將他們扶起,後治喪辦的兩位工作人員從大會堂走出與他們談話。十三時三十分左右,三名學生代表舉著紙卷下了大會堂台階,回到學生隊伍中。」[29]

在追悼會期間,天安門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維持秩序,學生們在人民大會堂東側按學校列隊有秩序靜坐,不少學校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當廣場上的喇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學生自動肅立,齊唱國歌,有學生流淚,氣氛肅穆。

追悼會下午結束後,学生雖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學生担心入夜出事,決定撤出廣場,並「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來源請求]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當日黃昏時分,西安、長沙出現嚴重騷亂,後來被稱為「四二二事件」。晚上5時起,西安有人焚燒二輛汽輪和五間房子,逃走時又有人在西華門、鐘樓附近焚車和搶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舉緝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學生佔72人,西安初審164人後,釋放了106人,但大學生比例不詳。[30] 長沙亦有38家商店被搶劫,96人被拘捕,當中3人為大學生。[31][32] 武漢大學生意圖衝擊省政府機關時,警察動用警械,數人受傷。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紀雲等人的勸告,決定按原定计劃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測政局不穩,但他重申三點:一是追悼會已結束,堅決勸止學生遊行,要馬上復課;二是嚴懲打砸搶行為;三是要疏導學生,開展多層次對話。[33]

同日,北京高校临时学联成立并向全国各高校倡議无限期罢课,申明事件焦點已由「悼念」變成「争取自由民主」。時事社的「中國也出現擺脫『官方新聞』的跡象」的報導稱:「中國的報界也終於出現試圖擺脫官方報導的跡象,先驅者是北京的《科技日報》。」當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報道学生游行活动。[34]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產經新聞》不约而同指出,面對當前狀況,政府可能會出動軍隊,其中共同社電文稱:「北京學生領袖已開始敦促工人罷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運動行列,將嚴重動搖中共領導,中共屆時或會不惜牺牲黨的權威予以鎮壓。」

4月24日,安全部門描述西安高校情況時指出,近兩天,西安市高校表面上已恢復平靜,但學生們對「四二二」事件的處理卻議論紛紛。西北大學發佈了緊急通告,要求學生為大局著想,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訴求,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不得擅自上街遊行,違者後果自負。學生心裡不服。[35]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與中共領導層同意會晤,由15名学生代表會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與官方會談,對话流产。上海市委則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當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處留白抗議,引起海內外巨大回嚮,最後報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認為江泽民因處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晉身中共領導層[36]

File:Editorial on People's Daily 26 April, 1989.png

四二六社論 

事件擾釀至第十天,鄧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員指遊行已擴大至20個城市,堅信運動受極少數人操控,必須強硬遏止。

4月25日,中共把高層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後,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經胡啟立與李鵬審閱,把學運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社論在當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頭版發表[37][38][39]。這份社論引起極強烈回响。

社論在4月25日發表首天,北大校園晚上反覆播放其內容,一些學生骨幹反應激烈,表示「要鬥爭到底」,一些學生對自己被列為「反黨集團」而感到害怕,並指政府很快會抓人,更多學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堅持最少要罷課至5月4日。

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與家長得悉社論後趕到學校了解情況,該校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學生認為這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領導不管是什麼人出來對話。」

當晚,長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發生規模不同的示威,抗議社論,其中以長春規模最大。當晚吉林大學等校約3000名學生湧到省委門前,強烈要求同省委領導對話,並表明因為聽到運動被定性為「動亂」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單位對此反應迥異。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論,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File:427 march.jpg 学生召开記者會反駁「學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並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決定舉行四二七大游行。[40] 由於四二六社論的嚴厲批評,學生害怕中共鎮壓故在游行前寫下遺言。

四二七遊行

4月27日,北京10万人上街示威[41],雖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並未強硬阻撓,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遊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42]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此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香港《明报》甚至说“将来的史家或有可能把它称为‘四二七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43]

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有說[44] 中南海接收國安、新華社、高校黨組織共36份報告,普遍認為社論定性過高,不利解決問題。其中各高校黨委匯報指,問題被社論深化,絕大多數幹部、教師及學生難以接受,批評社論令政府失去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有報告批評靠權威實現的安定只是暫時的,隨之而來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報告指:「為什麼這次學生遊行,從教授、青年教師到幹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話,共產黨確實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了。」

中南海胡啟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誤;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對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穩定壓倒一切,否則只會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過程中,中共嘗試將「極少數分子」與「廣大學生」劃下界線,申明四二六社論只針對「一小撮人」,但學生對誰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詞,紛紛要求推翻社論內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會上,袁木承认「黨風不正和各種腐敗現象有目共睹」,但強調大多數「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

然而在「定性」問題上,袁木重申立場,指運動背後被「長鬍子的人」策劃,「他們往往比長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搶的人可能還要更厲害些,他們要造成的動亂可能還要更大一些。現在許多作法和當年的文化大革命有驚人的類似之處。」[45]

中共對袁木的對話大加讚揚,認為內容一張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觀感相當迥異。有學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後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學生批指責袁木回避实质问题。當時也有學生質疑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並非由「普選」產生,不具備代表性而拒絕參與對話。

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數千名学生遊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短暫的緩和

自4月30日起,學潮表面有所緩和,雖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約30%高校生已陸續復課。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與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話題包括学生關心的反貪問題,言談間陈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僅數百元,不會參與貪污(然而六年後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後被判16年有期徒刑)[46][47][48]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與學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動。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北京大学球场外召开记者会[49],再次提七點要求,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公正評價學生運動;懲處日前新華門毆打學生的人;反貪污、反腐敗;並且盡快起草新的《新聞法》,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回辦報的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由全國政協出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檢討政府政策失誤等[50][51]

學生同時宣讀《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旨在加快政改、反腐敗、倡自由、對政府提合理意見,籍著建立完善社會制度,可加快祖國統一。「我們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支持我們的行動,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鬥爭進行到底。」[50][51]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學生事前特別強調,遊行口號必須排除反共口號。北京高自联則選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帶領學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訪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當天,新華社罕见地刊載學生声明的全部内容[52]

在聲明中,學生特別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這份聲明隨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5月3日派出袁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反擊學生言論。袁木在會上批評學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並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講話內容包括:

一、政府與學生對話不能排除合法的學生組織;

二、對話不應有先決條件,批評學生不僅想與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於政府之上,表現了學生「幼稚的衝動」;

三、請願書帶有威脅性質,「從請願書中看出確實背後有人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的動亂……是極少數人在背後製造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何東昌期後亦指,4月22日三名學生「在封建的習慣下」跪求總理接請願書,「非常擔心他們背後有人」。

袁木在會上只承諾,當5月4日出現大遊行時,政府將平心靜氣待之,但袁木卻說,對於「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53] 袁木的答覆引起一些學生不滿,但情緒似沒有四二六社論發表後高漲。有學生認為袁木強硬態度,可能是政府要動手的警號,亦有學生不滿政府不承認自治聯合會、把他們當成是「動亂之一小撮」,難以令人接受。

當天,高自聯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會議,決定明天是否去廣場遊行,在場41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同一時間,廣東一家向海外發行的報章《亞太經濟時報》在北京籌劃一場新聞界研討會,該會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運動的精神,剛好碰上學潮,會上議題集中在《世界經濟導報》查封事件,席間各人爭論應否加入遊行,最後會議擬定發起新聞界聯署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同時媒體員工可自願參與學生,在五四當天一起遊行[51][54]

五四運動紀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舉辦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該文章由鮑彤起草,經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審核,期間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講話中加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但趙紫陽認為目前氣氛不宜加入該內容,事後趙紫陽亦因此講話被指不聽意見。

趙紫陽的講話一方面強調穩定的重要性,同時亦強調學生的要求與共產黨是一致,在學生之間頗獲好評。

1919年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

5月4日在北京,五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了「五四」宣言,向公眾宣佈五日復課;並呼籲「同學們,同胞們,讓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為中國富強而共同探索,共同奮鬥吧!」[56]。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後,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會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說,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38]

人民日报當天在头版報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報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並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課」。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學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學生罷課,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57]

絕食潮開始

此後一周,學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擔心這種定性會為學業和就業帶來極大影響,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後算帳」,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將學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學生行動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們向全國發出絕食書,引用了毛澤東「國家是人民的國家」等語錄,筆調極富感情色彩。

天安门广场是1989年学生绝食静坐長達三週的地方

當绝食学生濒危的畫面在電視上播出後,多間医院乃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機關單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嚮應,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來源請求]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到广场宣读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61][62] 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發動北京大遊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開始針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輿論逐漸同情學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但政府拒絕公开直播问题,會面無限期中止。当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訪問北京,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欢迎仪式临时移師首都机场舉行,原定在北京市区的活动則取消。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也只得取消。外国媒体猜测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動搖了中国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來源請求]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在学生前說:「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當晚,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戈爾巴喬夫時,向記者說:

「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儘管在十三大根據他的請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會,但是我們全黨都知道,我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的智慧和經驗。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的决定,雖然這個决定沒有公佈,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說,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認為這番話觸發趙紫陽與鄧小平的決裂。[來源請求]上述講話發表後,北京學生開始打出針對鄧小平的標語,例如「小平糊塗」、「老眼昏花少而無能」、「八十五歲,尚能飯否」等等,而參加遊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外交部、郵電部、國家體委、中宣部、國家教委、國中央、中央黨校、求是雜誌等等單位,都有幹部參加遊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發表《五一七宣言》,中國當時所出現問題,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又形容鄧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並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論」,結束老人政治,獨裁者必須辭職。发动知识分子签名。[63] 同日,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冯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与学生对话,同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64]

趙紫陽探望

File:Zhao.jpg來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溫家寶在2003年成為國務院總理。]] 趙紫陽披露鄧小平仍然為中共掌舵人後,鄧小平成為外界抨擊對象。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召開會議,李鵬等常委把矛頭指向趙紫陽,認為局勢難以控制是他一手造成,並強烈要求採取果斷措施,終止學潮。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在北京戒严,并在五位常委分别表态后,正式确认了实行戒严的方案。[65] 有說法[66] 指趙紫陽當晚以「不能認同大多數常委意見」為由,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

5月18日清晨,趙紫陽李鵬等人前往醫院探望因絕食學生後,趙紫陽當即撰寫辭職信,內容說「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作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信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把信件扣下,並勸趙紫陽顧全大局,收回請辭。[66] 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會晤50分鐘,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凌晨4時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道歉、勸學生撤退、並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趙紫陽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說完,趙紫陽向在場同學鞠躬,同學們熱烈鼓掌,並紛紛索取簽名。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67]

上午10时左右,李鹏、姚依林、乔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几位军队负责人一同前往邓小平家中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并指出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足”。同时,邓小平在会上还提出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鹏继续当总理,并由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一职。[68]

頒布戒嚴令

5月19日,晚上10時,由喬石主持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喬石在開場白中特別指出,「趙紫陽同志因為身體不適,向大會請假。」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电视上頒布《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軍隊開往天安門,學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38]。該戒嚴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69]該戒嚴令並沒有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國務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必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或者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決定」通過。 還有不同理由, 該戒嚴令不時被指為違憲的戒嚴。

戒嚴令[70]

鑑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李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戒嚴令,由市長陳希同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列明北京市市區的戒嚴範圍,期間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同時禁止境外記者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工廠、礦場、企業、街道等單位採訪,市內多處擺設交通路障。


法新社19日電,逾萬北京市民當晚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指「所有進入廣場的主要路口都被老百姓封鎖」「十九輛從西面開來的裝滿士兵的卡車被成千上萬名企圖說服軍人們不要使用武力的人阻止住了」。北京地鐵工人關了電閘,避免部隊通過地鐵開往天安門廣場。有人更躺在馬路上,阻止軍車前進。[來源請求]

20日凌晨二時,學生領袖宣佈有20萬人參加絕食活動。在當天記者會上,王丹說:「昨晚,我們作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即停止我們的絕食活動。但是,李鵬和楊尚昆說這次民主示威活動是『動亂』,所以有二十萬人將繼續進行絕食。」一位北大語言教職員說,他之所以參加絕食,是「因為學生是對的,我們的政府錯了。」

戒嚴期間,廣場仍有逾十萬民眾聚集,記者仍然在採訪。市郊雖有零星流血衝突,但軍隊接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衝突並不嚴重,也有不少民眾向軍人送水送糧、慰問軍人,勸他們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淚,一些顯得不知所措,事後盛傳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71]

5月21日,赵紫阳已然失势,北大自治会开会决定继续派学生阻挡军车進城外,並計劃從廣場撤离學生。同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報《文匯報》在社論開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字。[72] 香港民眾發起當時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成立支聯會發起籌款,數以百萬的捐款送到支聯會的戶口。此時軍方在北京派出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撒下李鵬講話傳單,引起學生鼓燥[73]

召集人大会

戒严前后,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副委员长彭冲同赵紫阳一起,发动了一场利用宪法和全国人大来阻止戒严,架空党中央的政治斗争。因按照宪法六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具备决定直辖市是否戒严的权力。5月10日不顾李鹏的反对,万里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 国务院总理李鹏抗议,在六四日记写道:“本来按照正常的运作程序,人大常委会的议程,应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党组提交中共政治局常委审议、通过之后,再由人大常委党组作为议案提交委员长会议决定。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则。”,李鹏批评人大常委会说“特别是议程中,竟然对党中央已定性的‘动乱’称之为‘学潮’,是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

李鹏打电话要求赵紫阳取消人大常委会议程,赵紫阳明确回答:人大委员长会议已做了决定,将听取整顿公司和听取‘学潮’的汇报,不好改了。李鹏和邓小平就认定1989年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是夺党中央常委权力的日期,因而同意万里出国访问,并在5月31日宣布人大会议延期,并有观点认为这使得邓小平决定在6月20日之前解决学生问题。[74]

5月19日,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但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赵紫阳希望能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从而利用宪法的形式机构来达到阻止戒严和实现人大实权化的双重目的[75]。据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紧急发电万里回国,但是温家宝拒不执行,将此移交中央常委会否决。几经拖延,1989年5月25下午,万里回国被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加油。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人民日报》报道[76],万里委员长坚决拥护党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万里从此在上海养病数月,未能回北京。

据李鹏记载,不仅万里对戒严态度暧昧,而且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反对戒严,有一位副委员长甚至说“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因此一旦召集人大常委会,戒严令极有可能被撤销,而党中央也因此被架空。但由于多方阻挠,赵紫阳试图利用人大来阻止戒严的努力完全失败。

百萬人上街

5月23日,北京亦舉行百萬人大遊行,不少機關、幹部、文化人、科技界、工業界人士參入隊伍,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73]

26岁湖南浏阳市中学教师余志坚、22岁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及26歲的汽車司機鲁德成,下午2时将颜料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在场學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無意推翻共產政權,把3人送交北京公安局,3人最后被判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分别判处无期、20年、16年徒刑,被押回原籍湖南,在衡阳监狱服刑。余志坚于2000年获释,2009年前往美国获政治庇护。2006年,喻东岳服刑16年9个月后获释,于2009年前往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但據報他因遭毆打而精神失常。鲁德成在1998年假释出狱,2004年往加拿大获政治庇护。[77]

5月23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北高联)由广场迁回北大总部,以5:4票决定王有才任秘书长。会议决定扩建秘书处、,建立部委班子,并計劃成立财务相關的委員會。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无一人死亡[73][78]

5月25日,廣場上盛傳趙紫陽被指控帶領反黨,同時胡啟立閻明復鮑彤溫家寶杜潤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級黨政幹部,據說被點名指為「反黨集團成員」,同日国务院总理李鵬公開接見外國駐華大使,顯示他仍然掌權。

當時身處美、加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萬里的取態備受關注。他在多倫多時說:「学生、知识界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促使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79],并称「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73] 正因為這一說法,外界當時期望他能以中國憲法上最高機關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嚴令、恢復趙紫陽的職務,但萬里提早結束對外訪問,5月25日凌晨經上海返回,期後以身體不適為由,留在上海治療,並沒有回北京召開會議。

5月26日,新華社發放消息,中共元老陳雲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窮余秋裡劉瀾濤楊得志蕭克陸定一姬鵬飛耿飈黃鎮宋時輪等人,會議通過「老同志一致擁護中央決議」。其後徐向前聶榮臻表示戒嚴部隊不會對付學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李先念稱,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煽動學生反對共產黨[73]

香港人聲援

5月27日,香港市民為支持八九民運,於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活動持續了長達12小時,共籌得1,200萬港元,入場觀眾人數估計近百萬;活動後,李卓人代表支聯會把100萬元港人捐款送到北京時被拘留,迫簽悔過書,三日後才獲釋,而款項被北京當局全數沒收。

5月28日,星期天,市民們似乎已經失去了剛發佈戒嚴令時的那種疑慮感,街道上秩序井然,大大小小商店又出現了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上午十時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首都高校的學生,從各自的校園出發,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據統計,參加這次遊行的高校超過三百所,人數最多時達五萬人左右,沿途主要呼喊「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等口號[80]

5月29日,当日,北高联实行常委轮值主席制度,北高联通过会议决议,由北高联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从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成立特别纠察队,制作特别标志,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设法在6月上旬组织一个全市学生游行,将学生撤离广场。专门纠察队主要是为了控制李录。

5月30日,早晨,「工自联」的广播称:诙会执委沈银汉被捕了。另一名叫白宗雄的执委,也被北京铁路公安分局抓走了。 广播还说「工自联」将于上午九时到北京市公安局交涉,要求释放沈、白等人[81]

上午,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餘名師生集體創作高达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82]。十二时整,学生代表发表了「民主之神宣言」。

接着,学生代表、艺术家和市民代表一起给「民主之神」像揭幕,并放了气球。 中央音乐学院等校的学生进行了现场演出,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欢乐颂」等歌曲,最后,广场上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齐呼口号」[84]。引起天安門管理處不滿,指該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學生做法損害國家尊嚴[73]

6月1日,晚上,刘刚以及外高联的一些人来到北大,要求成立“全国高联”,因北高联、北大自治会大多数人的反对,未果。

[[:]],與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對望,象徵著民主與專制的較量。[85]]]

撤退與留守

當時學生已分為溫和派和強硬路線,部分人主張撤守,一派主張留守。[86] 在局勢日趨緊張下,學生之間的矛盾也日漸突顯。他們的分歧在於:誰負責做總指揮?誰管財務?接下來應採取甚麼抗爭手段?更迫切問題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86]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7]

在「撤退」和「留守」問題上,高校學生聯會秘書長王有才認為靜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張盡快先撤回學校,再謀行動,但柴玲等人則認為必須留守,並指控主張撤退的人為「投降派」。當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入北京時,不同派別的學生爭相搶奪這批學生[87],而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學生廣播站,也成為佔據的對象。學生領袖封從德(柴玲当时的丈夫,学联高级领导人之一)說:「大大小小的『政變』,每天總得二、三次。」[86] 在學生眼中,誰掌管握廣播中心,就等於掌握了廣場上的控制權[87]。就在三方僵持不下之際,香港演藝界5月27日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籌得逾千萬元捐款,物資陸續運抵北京,為當時已現疲態的學運注入一支強心針。然而學生的矛盾並未平息。

6月1日是「六一兒童節」,少先隊員無法按慣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主題隊會和瞻仰紀念碑,但還是有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到廣場來,他們在廣場上受到學生們熱情的歡迎。「學運之聲」播出了給少年兒童的信,表示節日的祝愿,希望他們好好學習,為社會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並解釋說廣場上的學生們正在為孩子們的明天在奮鬥。今天,凡是帶孩子的,就可以出入廣場上所有地方,也能上紀念碑。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聚集在「民主之神」像前拍照留念,廣場上的氣氛顯得輕鬆而愉快。

中午十二時,李祿柴玲封從德在紀念碑上召開新聞發佈會,說「今天凌晨四時左右,發生了一起廣場學生試圖綁架『絕食團總指揮』柴玲、封從德事件。」據瞭解,現在廣場上的很多絕食學生對「絕食團指揮部」的擅作主張和財務混亂非常有意見,不少學生懷疑一些捐款被學生頭頭挪用或私自截留,綁架事件的發生即與此有關。

6月2日,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的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張撤離的知名人士宣佈在天安門絕食72小時,籲學生和政府重新開展和平對話[73]

劉曉波事後指,他們是為了勸退學生才加入絕食,希望令自己在學生之間擁有發言權,料不到這反而堅定了學生的決心;當面對學生高漲的掌聲時,他們也覺得心情興奮,把原先的理智拋諸腦後[87]

六四清場 

清場令下達

6月3日,中共中央調集20万戒严部队,決定清場,調集的部隊包括北京军区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第26第54第67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第40第64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卫戍第3师等。[89] 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當晚6時半開始,戒嚴部隊透過廣播器、電台、電視,例如中央电视台等等,發出一則通告:

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
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
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
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當天晚上,楊尚昆、李鵬、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在中南海坐鎮指揮[90],並發出三段《緊急通告》。通告反覆廣播三十多小時,節錄如下:

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91]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92]。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93]

……戒嚴部隊指揮部,絕不能置諸不理。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94][95][96]

木樨地抗爭

6月3日傍晚,北京傳出部隊進城的消息後,天安門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聚集了數千學生、市民,[97]。有學生指這是軍隊進城的必經之路,要求民眾阻截部隊。晚九時許,三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到木樨地橋上橫著;有人將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在街道兩旁堆起水泥牆,還有人開卡車和三輪車運來磚石。行動由民眾臨時湊合,無人指揮。[98]

不久後,戒嚴部隊到達,並釋放催淚彈,幾十名戒嚴部隊隊員手持木棒,市民和學生以碎磚作反擊,士兵立即排成一線,操向大橋,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並一邊向市民開槍,響起密集槍聲,有人中彈倒下。部隊前進一段,人們就向後退一段,有民眾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約十分鐘後,戒嚴部隊穿過木樨地橋,來到二十二號部長樓和二十七號樓之間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帶 [99]

民眾退到大街兩側的街心花園和樓房之間,以樹叢、建築物作掩護,繼續喊口號狠斥部隊,並投擲石頭;戒嚴部隊士兵推開電車、清除路障,並且開槍還擊。有目擊者事後憶述,哪裡有人喊「法西斯」,哪裡有人扔石頭,部隊馬上用衝鋒槍向那裡掃射。約百名民眾倒在血泊中,由其餘民眾將他們送入復興醫院[99]。十一時許,手握衝鋒槍的士兵、裝甲車、軍用卡車列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期間有市民焚燒了3輛電車,以阻截後續部隊。[100]

在槍聲中,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居民探頭出來痛罵,也有人扔東西,戒嚴部隊開火還擊,從木樨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路段,兩旁建築物佈滿大量彈痕。二十二號樓、二十四號樓兩幢部長樓,共有三人被槍殺,其中包括住在22號樓8層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員宋汝棼女婿尹敬,當他進廚房開燈時,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頭部死亡,葬於八寶山人民公墓2區17排12號 [100][101]

根據香港電台神州五十年[102] 綜合所得,木樨地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103]。官方並沒有披露實際開槍時間和死傷人數,陳希同只說部隊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96]

此時的長安街被路燈照得一片通明,而四外的街道則沉在一片沉沉的黑夜之中。新華門前,站著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還扔小石,士兵們一言不發。期間有學生想將一名受傷的軍人送入新華門內,士兵立即子彈上膛,大聲喝止[104]。與此同時,第一輛裝甲車以高速衝入天安門廣場,有人向裝甲車投擲氣油彈。裝甲車掉頭再向西單方離去[105]

6月4日凌晨以後,一輛裝甲車建國門高速撞向一輛軍車,車上載滿正在與軍人談話的群眾,當場壓死4人,其中3名是軍人,但裝甲車沒有停下,不少人顯得悲憤,一些軍人甚至流淚。[106][107]

進駐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鳥瞰圖

6月4日凌晨零時1時許,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108][109],一名裝甲車司機被學生帶上一架巴士並關上門[110]。陳希同後來的報告指,6月4日凌晨以後,有幾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橋一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邊開槍,但他沒有表示是否同一部裝甲車。

凌晨1時,據共青團北京市委《70天大事記》所記,天安門廣場尚有學生、市民數萬人。[111] 1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112][113][114]

上万名的市民和极少部份學生,在听到《通告》后,開始离開廣場。凌晨二時許,几十万人的廣場,只剩下几千名學生和市民了。[115] 同一時間,大批士兵駐守中國歷史博物館、前門箭樓以北及毛澤東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人民大會堂之內亦有一比士兵候命。[115]

二時左右,十几名學生和市民提著汽油桶等,試圖點燃停靠在金水橋的軍用卡車,當場被戒嚴部隊抓獲。不久,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許多示威者從廣場東北角往人民英雄紀念碑跑。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也開始撤离。与此同時,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則手持棍棒和沖鋒槍,衝向長安街,封鎖了長安街以東的路段。[116]

當時身在廣場的侯德健憶述,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有學生還給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膠頭盔自衛;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兩位學生趕來告訴他們軍隊是開真子彈[117]陳清華表示,他與李蘭菊留在廣場東面,目擊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學生,知道哥哥過身後衝出廣場,說要跟軍人拼命。[118]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102] 凌晨2時半,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119] 凌晨2時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學生被抬回廣場急救,大腿動脈中槍,最後在廣場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後李蘭菊暈倒,北京學生將她和陳清華強行送到醫院,發現醫院到處都是死傷者。

四君子勸諭

人民英雄纪念碑夜景

File:PL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19890604.jpg前的军人,及地上的燃燒物[120]]]

3時左右,封從德表示,約3000至5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112][121],此時正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說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會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學生開槍。[122]

根據戒嚴部隊指揮部記錄,3時45分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坐著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舉著雙手,要求談判,部隊派出一名團政委與他們接觸。侯德健等人說,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要求解放軍不要開槍,並讓他們組織隊伍撤離,團政委隨即回來向領導匯報。

4時正,清場時間到。廣場上全部關燈。戒嚴部隊發出廣播,內容說:「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123]

等候在馬路邊的侯德健等人拚命大叫:「我們是侯德健!」「我們是來談判的!」「千萬不要開槍!」不到3分鐘,團政委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政委說,「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往廣場南口撤。時間很有限。我們不會開槍。」聽完答覆後,侯等四人立即赶回去。[124]

示威者撤離

在4時關燈時,廣場上亦陷入恐慌。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時播放「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這時,紀念碑上的學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國際歌。[125]

根據封從德侯德健憶述,當時學生正以「聲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離開[126][127]。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北京的同學撤到海淀區去,往中關村走。[126]

當時大批戒嚴軍手持衝鋒鎗指向紀念碑。根據學生憶述,當時一批手持木棍、電棒的武警和軍人衝上紀念碑的第二層、第三層,追打學生,不少學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學生於是被迫向下層逃走。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 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時被輾毀[128]

4時20分,廣場再次開燈,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廣播說:「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指揮部,六月四日。」並且重覆廣播。[123]

方政, 2009年6月3日悼念六四事件廿週年

約凌晨4時45分,學生開始撤退。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學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離,期間不时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129] 5時20分,天色已明,廣場仍有約200名示威者不肯離去,坦克陣堵住了廣場的通道。這批人不斷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號,戒嚴部隊反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向天開槍鎮懾。約5時40分,清場過程基本結束。 [130]

4日清晨,群眾又在木樨地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很多市民都出來了,不少人圍著軍車訴說。軍人木然地坐在卡車裡頭,毫無反應。10時半左右,有人點燃衣服,扔向一輛指揮車,隨後更多市民加入,數十輛軍車被燃,軍官命令部隊全部撤離。[131]復興醫院門外聚集著一群人焦急詢問親人下落,醫院外貼著一張死亡者的名單,列出42人;附近的鐵路醫院公佈的死者名單有23人,郵電醫院則有16名死者。[132]。直到下午四時,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約數百人去領屍,屍體滿在停屍房內外,有的用白布蓋著,有人在醫院門外燒衣紙 [132]

清晨時份,從廣場撤退的學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歡呼。約6:15,一隊學生從天安門轉入長安街,到達六部口時,離黨政中樞機關只有50米的地方,三輛坦克衝來,發射催淚彈,許多學生被碾,馬路邊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傷。[133] 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雙腿被坦克压輾壓,後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134],2009年他在美国安装上智能假肢,呼籲尋找六四真相。[135]

清場後

輿論的震動

胡耀邦逝世時,正值戈爾巴喬夫訪華,標誌著中蘇關係解凍,北京因此吸引了全球主要媒體進駐,卻適逢期會,遇上全國學潮,並以卫星和电话直播事件,令這次學生運動比過去的天安門事件,更受到國際注目和同情。

随着事態发展,政府命令北京旅店停止轉播CNN,並命令外国媒体关闭卫星传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Dan Rather在现场新闻报道時,在政府官员监视下,被迫終止發信卫星信号。[136] 六四清場後,警察也搜查记者的膠卷,以防照片流出。其中一名拍攝王維林阻檔坦克前進的记者Jeff Widener指,当他在北京饭店5楼拍下該場面後,立刻把胶卷藏在马桶盖下。不久,警察進他房间搜索,沒收了部分胶卷,他的胶卷则是由一名美国学生藏在内裤,偷運給美联社出版。[137]

除了境外媒體時,不少與中共有關的媒體對學生亦予以同情。

6月4日早上6時25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陈元能當晚这样报道[13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139]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140]

6月4日早上,《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亦一則題為「北京這一夜」的消息:

本報6月4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為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141]

國際新聞選用南韓光州事件,標題為:「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報道波蘭局勢時,標題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題為「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關於中東局勢,題目則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會和體育版則分別報道「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一條關於殘疾人運動會的報導,標題為:「不能被征服的人」。[142] 事後《人民日報》總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都被撤職,編輯吳學燦被判入獄四年。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张宏民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神态廣播。此后不久,杜宪与另一名同情学生的主播薛飞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五日至九日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駛入長安街,一名被称为王维林的人试图阻挡坦克车隊,爬上坦克并与坦克乘员对话,他隨後被其他市民接走,但有人认为带走他的人是便衣警察。[143] 有目擊者指上午9时多,鬧市口中街有小學高年級生中槍。[144]

6月5日,北大自治会决定学运转入地下,并准备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开会,但因形势急转直下,未果。同时,鉴于北京的严酷形势,谢健、王有才、蔡健等人委派马学理代表王有才去上海发展,看看学生运动的主力是否能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去。 [12]

6月5日,戒嚴部隊先後發出兩段《緊急通告》:

「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加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葯者,必須將槍支彈葯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

「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145]

後來戒嚴部隊提供舉報熱線,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6日《明報》頭版報導「李鵬中槍」[146],指有年青武警軍官於人民大會堂內射殺李鵬並身亡,後來被證實為誤報。同版新聞還有「北京兵變,互相開火,四路大軍圍攻二十七軍」、「死十萬人也要再殺」、「盛傳鄧小平病逝」等等。後來張健波指出,當時很多信息是無法核實的,有些根本無從判斷真假,而且很受當時的情緒牽動,不止是編輯室的,而是受整個社會的情緒牽動。[147]

6月6日下午,袁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其中張工指出「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148]

6月8日,柴玲逃亡後發出錄音,指解放军向廣場纪念碑开枪,並說坦克施放毒气、輾压撤退学生,有的「還在帐篷裡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饼」,此說法事後被強烈質疑[149] 柴玲最後指「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打倒法西斯!打倒軍人統治!人民必勝!共和國,萬歲![150]」。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層沉默一星期,全國謠言滿天飛,有說爆發內戰、領導人身亡,全國仍有示威。[147] 直至上午,鄧小平在黨政高層陪同下,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

通緝與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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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民運人士[151],清算由此開始。當天公安部通緝方励之李淑娴;翌日通緝「高自聯」21名骨幹學生,其名單先後為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152][153]。14日,通緝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

6月17日,8人被指放火搶劫被判死刑。[154] 19日,工人領袖韓東方河北省回京自首[155],他說可能是當局搞錯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動回去投案自首。[156] 22日,國家安全部指一批國民黨特務插手學潮,繳獲大量罪証。[157] 24日,公安部亦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158]

香港適時發動黃雀行動,多年來營救約300名民運人士。他們主要經深圳蛇口、沙頭角、南澳鎮、惠東、汕尾等地抵達香港,黃雀行動成員再聯絡港府和各國使節安排接收。由於行動敏感,時任港督衛奕信派出副政治顧問柏聖文(Stephen Bradley),直接跟黃雀高層聯絡,並列作A級最高級別的機密。其中一次,有4名上尉至少校的軍官身穿軍服和手執衝鋒槍,倉卒逃至香港,一天內即被送往英國。當時明愛捐出衣服,林鉅成蔡元雲醫生為民運人士義診,香港電訊供應手機讓他們撥打長途電話。1989年10月,黃雀行動成員黎沛成和李龍慶在湛江營救援王軍濤和陳子明時被捕。1997年回歸前,香港入境處抽調一組特別調查科成員處理仍未出國的個案,所有行動才正式結束[159][160]

截止6月30日,上海有143人向公安自首,273人被捕,並聲稱「破獲三個反革命集團和二起台灣國民黨特務案」。上海「高自聯」骨幹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戰(又名張才)在虹橋機場出境時被捕。黑龍江、吉林、遼寧拘捕612人;陝西、山西、內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亦1979人,其中貴州更宣稱抓獲流竄犯罪6035人,摧毀團夥222個。這些拘捕人士與「六四」並無必然關係,但因碰上嚴打嚴審的時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對來說,在大清算中,廣東、海南以及廣西處理較為寬鬆,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处理相对轻。。[158]。美國《维权网》更指出: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161]

此外,根據《紀事[162],北京自6月3日至6月30日,投案自首的人數達292人,數目遠高於通緝名單的31人,亦收繳了224支槍支,37495發子彈。6月30日陳希同發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96],指出受毀軍車有1000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公共汽車12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官方影片甚至可以看到被燒毀的車輛排滿街道[163]

王丹于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164]王有才8月19日在温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提前获假释,但1998年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2004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165]

新領導集體

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在連串清算中,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亦正式確立。6月16日,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邓小平家中开会,邓小平宣布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166] 中共中央亦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免去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職務,同時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環、丁關根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67]

李鹏同時主持赵紫阳批判會議,遭赵紫阳逐一駁斥[168]。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169][170]。6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红色大字發行,標題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167]

六四死難者

关于死伤情况,各方報告相當懸殊,争议性很大,一直都未有明确数字。

丁子霖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

天安門目前共紀錄了186人死亡[171],有傳袁木稱六四沒有死一個人只是誤解。[172],《天安門文件》稱當時中国红十字会报告有2600人死,但在政府壓力下撤回報告;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指死亡人数為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鮑樸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則以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資料指,共313人死,當中有23名官兵。《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引述杨尚昆指死者超过600人。[173]

柴玲出逃後曾發表錄音說:「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聽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這些裝甲車把帳蓬,灑了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了。往後就用清水去灑地,廣場就不留一點痕跡。直到柴玲于1997年5月下旬曾到香港。接受传媒访问时,間接承認並未親眼看見坦克车辗学生和射杀,而她的之前录音言论也普遍被认为有说谎和夸大成分。

1995年10月,廣場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的訪問首次播出[174],他說當天留守至6時半,沒看見有人死在廣場。「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輾壓學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麼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在哪裡看見,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麼,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泄恨、發泄的需要而已,那麼,這個事情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氣去打擊你的敵人了。」根據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官方錄像片段,經侯德健勸籲下,學生最後完全撤出廣場[175]

唯一肯定是,所有學生領袖知名人士全部健在及部分逃到國外[176],死者中亦不包括當時採訪的境外記者及從海外到場聲援的學生。[177][178]

時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稱,自6月1日起,「戒严部队战士」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又指示威者用鐵棍鐵鏈菜刀燃燒瓶噴火器攻撃破壞[96],長安街有軍車司機被打死;西單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軍人被打死,屍體掛在焚燒中的公車。崇文門過街天橋上,一名士兵被人從橋上扔下,被澆上汽油燒死,一名士兵的屍體被懸掛於阜成門立交橋的欄桿上;翠微路口,軍車被人投擲燃燒物,6名軍人燒死。[179] 一名市民因對外國記者講述六四事件軍隊殺人,片段被政府在衛星上截取,在中央電視台發動群眾檢舉,該人最終被判十年徒刑。[180]中國曾公布的軍人死者名單包括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馬國選王錦偉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楝國王小兵徐如軍臧立傑等人[181],他們死後获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2006年,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其母獲政府發放「困难补助」。[182]


2011年6月,六四事件22周年前,一份由维基解密泄露出的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电文称,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发生屠杀事件,但是军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有鸣枪示警驱散抗议人群的行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迈尔斯也承认他当年的报道“给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屠杀发生”。[183]

此外,2009年5月25日香港電台鏗鏘集拍攝郝致京袁力段昌隆王衛萍四名死者的墓地,其中郝致京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袁力之墓寫著「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段昌隆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難」,王衛萍之墓刻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遇難身亡」;該墓園地段特別安裝了閉路電視

各方死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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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受難者名冊》 1994年 天安門母親 確认的共186名,名單包括42名大學生、15名碩士博士等研究生、8名中學生。其中4人於六部口被坦克壓死;2名学生在廣場上被射杀,當中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被射殺;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澤東纪念堂附近被殺,名單亦有一名匿名的新華社記者。[184][185][186]
天安門文件》及《中國六四真相》 2001年1月 張良 中国红十字会曾报告称有2600人死亡但數字在政府壓力下迅速撤回[187]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 2009年5月20日 张万舒(時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 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话,此事件死亡人数727人,学生和群众死亡713人,军队死亡14人。张万舒根据史料和官方媒体,记录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况。[188]
李鹏六四日记 2010年 鮑樸 引述北京衛生和公安等部門,死亡313人,其中42名是大學生,官兵23人,但天安門廣場上則沒有人死亡。[189]
《死亡调查》 1992年 卜正民 据各方统计,北京13家医院的死者共479人。[190]

反应

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國決裂,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復交,聯合國並考慮將中共除名,恢復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現實情況,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191]

六四事件發生的消息傳到歐洲,波蘭反對派團結工會在同一日大選之中獲勝,標誌著東歐劇變的開始。[192]

影響

事件定性

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評價從「動亂」演變成「暴亂」,隨後又降為「風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六四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十餘年來黨政領導人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並未正面評價當時的措施。

事件被中國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嚴格限制有關六四的議論,對死難者家屬的私人悼念活動也進行干預,每年6月4日前後天安門廣場亦會加派警力[193]。2005年趙紫陽逝世時,官方新聞稿也沒有觸及「六四」二字,只說趙犯了政治過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國的政治禁忌。

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紙《人民日報》的官方網站人民網也有對「1989年政治風波」的簡要描述。[194] 另外,在中國各高校必修[195] 的政治課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書中,對於此次事件也有較為簡略的敘述[196]

2009年5月19日,中國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上問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看法時,發言人馬朝旭措辭謹慎地說:「關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風波和所有有關問題,我們黨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實證明,我們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心聲。」[197] 香港立法會議員大膽的批評政府的官方說法,指他「有錢便可殺人」。[來源請求]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是民間不滿官方對六四事件的評價而作出的要求。自事件發生以後,此呼聲一直存在,週年時尤甚明顯。而於2002年6月,當時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謂六四不平反,則沒條件談兩岸統一;文化局長龍應台則表示,六四不只影響中國的命運,還有世界秩序的重建。[198] 至於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運的組織——「天安門母親」就要求中共徹查事件真相、正面評價八九民運、釋放被囚民運人士、就事件負上責任、向公眾道歉、向死者家屬及傷者賠償等。[199]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据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近年来温家宝已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的中共高层的秘密会议上,提出过“重评六四”的建议,但是每次都会遭到在场部分官员的反对,薄熙来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官员之一。[200]

經濟改革

1989年中國已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滿十年,外界關注六四後中國會否收緊經改步伐,當時李鵬主張把每年增長壓縮在6%,32名資深黨員更建議取消所有經濟特區,但鄧小平指:「意識形態取代不了米。」1992年鄧小平到深圳、廣東、珠海及長江三角州一帶「南巡」,表明继续維持改革的方向,並說:「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的原因,歸究在「政治犯錯」,而非他們加速經濟成長的方法。迄今為止,中國大致保持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意識形態

在加速經改的同時,鄧小平開始調整中國的意識形態,扭轉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為六四後最顯著的思潮,「發展是硬道理」成為壓倒一切的方針。

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亦得到政府的支持[201]。1993年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期望在這個具象徵意義的年份展現新中國的氣象,加強國人的自豪感,隨著北京敗於悉尼,中国政府國內民众的不滿情緒,轉化成對他國的控訴。中國民間的反美、反日情緒,讓國內不滿情緒透過民族主義宣洩;中國一直否認有關指控,但在六四後,民間於千禧年前後出現的最大遊行,分別針對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以及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國際議題。

原先使用的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描述六四。北京学者陈子明翻阅了自己儿子的高中历史课本,发现这段历史已经消失了:“从82年的立宪,又讲了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再下来就一下跳到1998年的村民村委会组织法。”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完全违背了司马迁所开创的修史传统。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丁子霖认为,“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记录历史,误导下一代,无疑是一种犯罪。无论搞教育的人来说,还是搞历史的,从事历史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这都是一种犯罪。日本人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应忏悔。但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同胞的残害,北京大屠杀,六四大屠杀,又是20年一贯制地掩盖真相。这是犯罪,政客在犯罪,这么多搞教育的人,搞历史的人,为了同当局保持一致,太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犯罪。”[202]

现行的中国一些修订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文字中简要提到了六四,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1989年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人对改革开放存有疑问,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203]。在实际教学中,历史教师对此会进行讲解和补充,但程度不一。

改革危机

六四事件后,不但沒有讓中國民主自由,反而讓中国国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抬头,在当时对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使改革开放面临着中断夭折的危险。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本国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形象跌入谷地,导致大批外资撤走和移民潮,经济也受到国际社会制裁。


政治演变

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的运动被镇压,共产党为了延续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做出改正。六四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隨後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後有關建議於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尽管这些措施有一定成效,但有看法认为这类措施因为是共产党自己设定,自己监督,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多名中國貪官逍遙法外。近年来,也有很多贪官污吏在任职期间利用权力之便,将自己的家属移民到美加澳等国,取得国籍。随后将自己的贪污赃款以家属合法收入或以海外投资等方式,转移国外。这些官员一旦觉得自己的贪污行为就将败露,就会以投亲名义(有的官员甚至在任职时就取得了海外居住权),逃亡海外,逍遥法外。相关内容請參見中华人民共和国贪污案件

1992年人大會議討論長江三峽工程,雖然方案得到李鵬及多名老幹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會議成員投票時,贊成票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對票,644人投廢票,數人甚至棄權,這一情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立國後所僅見。同樣地,人民過去選舉地方幹部時,大多依從中央指定的候選人,但有几個地方卻自行選出更受民眾歡迎的代表。少数农村开始实行由村民选举领导人的方法。2001年2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204]然而,2000年後,政府的管制仍然严格,並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

自由管制

在大部分情況下,媒体不得刊載六四內容,六四後有北京市民曾公開接受西方媒體採訪,譴責軍隊屠城,中央電視台輯錄了該片段,並呼籲全國尋找這名反動份子,該市民最終被捕並判刑。大部分民眾在事後保持沉默,不願發表對六四的任何意見。许多中國80後的年轻人不知道有此事的發生,一些人甚至因文章中出現「六」「四」或「6」「4」等相關數字而受到牽連[205]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的中国版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屏蔽一切有关六四及其他政治敏感的网页,甚至退出中国,而中国最大的中文搜索百度所有网站,媒体就直接屏蔽64学生事件的相关字眼。中国政府试图让历史渐渐淡忘,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員因未了解六四事件的相关历史,当有人要刊登「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并且告诉她是一个矿难。她就批准刊登了。结果导致一名副总编辑,二名编辑,和《成都晚报》广告部四名职工全部被解雇[206];2008年的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被央视网体育频道的一个新闻描述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難同胞[207][208];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209]

在嚴格的媒體管制下,中国政府一直宣傳六四事件是外國勢力混入學運,意圖挑戰共產黨的执政地位,「外国势力」借助民众熱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圖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認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會像苏联般瓦解。國內也有一定数量的聲音認同「穩定壓倒一切」,批評激進的學生只會令社會不穩。[210] 當論述中偏離這一觀點時,言論一般會受到封殺。

然而多年來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達對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蔣彥永因为在2004年上書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211][212]

2009年,六四20周年来临前夕,同时又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庆祝仪式,“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异议人士的控制”[213]

为应付中国网络审查,对于六四学潮的写法,在互联网上为了避免屏蔽网民也会用VIIV(罗马数字,VIIV = 64)、8平方(82= 64)、5月35日等名称,以避免触动防火长城。[來源請求]

群眾運動

六四後中國調整了一系列應付群眾運動的措施,89年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事件絕跡。江澤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訪問時說:「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負責,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膠子弹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約炸毀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北京出現自六四後最大的示威,政府沿路派出警察維持秩序,並未有攔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政府亦依這一方針處理。中國官方稱這些遊行為愛國主義[214][215],外界質疑這是中国政府在將矛頭轉以民族主義表達。[216]

但迄今,中國仍未解除對示威的限制,全國各地屢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釀成严重的衝突,但大部分事件都沒有報導,少數被曝光的則受到各级政府的限制及誘導式的報道,例如以“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等用语予以概括,有大量失实成分。但近年来由于社会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发展,一些示威开始得到了大量报道,例如“石首事件”。迄今为止,並未有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力的示威事件。

香港反應

政治分水嶺

香港是當時境外地區中,對六四事件投入最深的地方,大批市民捐款給學生,媒體天天報道。相比內地各省市的政治訴求,六四在香港更像一場民族醒覺運動,這是香港開埠以來的政治活動中,不少人深信改革開放最終帶來自由民主,實現百年現代化之夢。

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當六四鎮壓消息傳回香港時,市面彌漫一片陰霾。一些電影院、酒廊、影視租賃店和娛樂場所因市民不出來消費而被迫結業。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10年後,在香港留下的美好憧景,消失殆盡,恐共情緒蔓延全港。2009年當香港亞洲電視首次播放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春節聯歡晚會時,惹來全港市民強烈批評,其原因是於六四時才首次廣泛觀看到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內容,特別新聞聯播依然勾起香港市民對六四的聯想。

原本傾向中國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後與政府分道揚鑣,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民主黨前身之一)由此誕生,而過去一直強烈支持中國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亦成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 

六四亦令改變了大專團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政治取態,由親北京立場變成拒共,並主導香港的學運方向。親北京阵营在商人資助下成立「學協」,意圖改變學運的方向,但至今仍未能超越學聯的角色。

六四亦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在六四後數年,平均每年近5萬人移民海外,一些像佛得角等小國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宣傳該國護照可供申請。甚至香港市民前往中國旅遊的意願也大減,有專辦中國遊的旅遊公司更因此倒閉,同時也使日韓旅遊生意於89下半年有所增加。 

至今,六四事件在香港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每當有政客嘗試合理化鎮壓行動時,都會引起輿論及全港市民強烈反應。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市民仍會聚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燭光晚會,每年參與人數仍達十萬之間。 

六四包袱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在不同場合呼籲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217] 2009年5月19日,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荫權回應立法會議員對於平反六四的動議時指,六四事件发生已有20年,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繁荣稳定,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有客观的评价,並聲稱「我的意见就是代表香港人的整体意见」。這些論述每次均引起強烈反彈,「曾蔭權不代表我」成為一個流行說法,不少人質疑如果可以忘掉六四,是否也可以忘掉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侵華歷史?最終曾荫权承認自己用詞不當,並向全港市民道歉,這次曾荫权的言論後,2009年六四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達至破紀錄的十多萬人。[218]

除了政客言論外,香港每年六四前夕,均成為政治敏感時刻。2010年六四前夕,支聯會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辦「天安門屠殺」展覽,結果食物環境衞生署指展覽未取「公眾娛樂」牌照,勒令支聯會取消活動,警方隨後拘捕13名支聯會成員和沒收民主女神像,事件引起社會強烈反嚮,質疑「天安門屠殺展」怎可能是娛樂活動。在社會強烈壓力下,警方最終交回民主女神像。[219][220][221]

每年六四,香港立法會均會提出平反六四議案,這傳統於1997年5月21日由立法局議員司徒華提出,當時以29對1之大比數通過,表示立法局認為「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必須平反」。[222] 主權移交後的1998年起,泛民主派議員每年均提出平反六四動議,辯論議案時親共議員多數離場逃避,雖然支持票數是多於反對/棄權票數,但由於議案要「分組點票」,而且其中一組(功能組別)多為反對平反六四的親共派,故此議案連續13年遭受否決。

2007年香港民建聯时任立法會議員馬力否認六四是「屠城」,又說用一隻豬來測試坦克屠殺學生照片的真實性,引起社會爭議和炮轟他冷血。馬力在事後承認所用的例子過於輕佻,願收回部分字眼,但無意收回觀點和道歉。[223]

教科書爭議

1994年,香港首次有兩間出版社文達及齡記在香港中學會考歷史教科書內加入六四事件的內容,但時任教育署長黃星華建議刪除。他在書面聲明中指:「發生於20年內,特別是尚未有足夠的時間,待有關事件獲得客觀的分析、鑑定和評估,才能落實,相隔20年的時間應是一個合理的界限。」黃星華的言論引起教育界、學者及政界人士的不滿及抨擊,質疑他干預教科書及掩飾歷史真相,當時的港督彭定康亦要求黃氏檢討是項決定[224]

05年,香港新編中史會考課程正式將「六四事件」加進近代史中,但篇幅僅由30字至100字不等,用語如「群眾的行為超越了政府的容忍限度」及「中共中央認為這是有人從中挑動」,並以「政治風波」及「學潮」形容事件,都較為接近中央定性的用語。其中三本教科書以「清場」形容中央處理「六四」的方式,文達的教科書則僅以一句形容事件-「最後政府軍隊干預方告平息」,而四本教科書均未提及平民死傷情況[225]

2009年5月4日,中學會考歷史科公開試首次提及六四事件,題目問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誰,以及六四事件發生及其背後的「價格闖關」、「官倒」現象在何時發生,問題僅是資料性質,沒有要求學生分析。有考生在網上討論區批評有關試題以偏概全,考評局有意掩飾「六四事件」的真相[226]

中國媒體形容的六四事件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避讳提及六四事件,但依然零星提到六四事件,此段叙述中国媒体所交代的六四事件。

就在苏联走向解体、东欧发生剧变的同时,在“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227]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228]

原因

由于“认为成名的时机到了”,访美学者刘晓波提前返国,是六四事件的“主要煽动者”。[229] 邓小平认为,六四事件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出问题。[230]六四事件前十年最大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231]六四事件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232]

朱镕基认为,六四事件是因为暴乱者“要民主,不要法制”。[233]

过程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多数常委认为,不能退让,应该反对、制止动乱。赵紫阳,坚持退让。[232]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232]

5月19日晚,李鹏呼吁:绝食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停止游行活动,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声援”了;杨尚昆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232]

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232]

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北京市市民书。[232]

5月31日,邓小平指出,要向人民作出交代:[232]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232]

6月3日凌晨,部分解放军戒严部队进驻重点保卫目标。[232]

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232]

六四事件时,一些学生拿着某国家领导人打高尔夫球的图片,以此证明这位领导人的腐败。[234]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232]

6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表《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232]

平息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让“我们”闯过六四事件,也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在六四后能稳定。不然就乱,乱就打内战。 [235]李慎明认为,六四事件说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236]海军后勤部政治部原主任王新武认为,“这场政治风波真的让人担心,要不是邓小平他老人家出来维持局面,可能就真乱了。”[237]

影响

六四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断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238]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媒体“大肆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人权,并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此即中国崩溃论。美国及西方舆论更是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天。[239]随后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等一系列打压手段。[240]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美国、西欧、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制裁措施。6月27日欧共体理事会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228]。7月16日,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新的贷款[228]。法国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导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24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这样一个国际市场经济问题政治化,谈判严重受阻。[242]跨国公司逆国际制裁之风相继而来,形成了跨国公司外交态势。[243]六四事件兩年半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經濟制裁基本結束。[244]

六四事件后,美国的媒体在引导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负面看法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45]1989年3月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当时有72%的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心存好感。3个月后根据《洛杉矶时报》调查表明,78%的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怀有恶感。[246]

西方和“达赖集团”利用六四事件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247]

温家宝承受了1989年六四事件风波带来的震荡。[248]

《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是根据六四事件等环境发布的。[249]

后续

1993年,正值六四事件过后不久,人们刚“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中解脱出来”。[250]

凯特林基金会在促进中美两国军事交流和打破六四事件以后双方外交僵局等方面起着有效作用[251]

1999年,朱镕基认为,中国有了足够的民主,六四事件不会再发生。[233]

二十周年

20年後香港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中國在經歷了「六四」二十幾年後,在政治方面,當年提出的民主化改革有進步,但仍是一黨專政,基層一般沒有實行民主選舉,當今社會上黨的代表亦或是黨的領導人,都不是真正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江平先生在北大憲政講壇第二期提問部分3分30秒時曾經提到),而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在中國民間和官方都存在(關於政治體制的問題,溫家寶先生接受CNN採訪時曾經提到);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問題同時也存在。部份工人與農民的利益受到了地方政府及財團的侵害,部分地方政府與財團相互勾結。在中國大陸,曾先後發生了富士康事件烏坎事件。中國大陸的官方對經濟發展的形勢是看好的,但是社會上也有人對當下的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在網絡上流傳一段具稱是朗咸平演講的音頻,指稱中國政府已經破產,並就這一觀點進行具體說明。貪污较为频繁,中央對貪官污吏的懲治不足以使所有人民满意。當今中國社會上所存在的官員與民爭利的做法,以及官僚主義的作風,都使民眾感到不滿。民風不再淳樸,拜金主义,社會道德的沒落等等也是當今的中國人會提到的話題。

根據香港電視於六四前的多個新聞紀錄片,很多學生領袖都表示,他們在當年「支持中國共產黨、支持社會主義」,因為熱愛共產黨才發動學生運動,最後卻被污蔑為「反社會主義、反中國共產黨」,而感到無奈。現在他們都很渴望回國,但即使回到國內也仍會堅持發展中國的民主[252]

但一些被訪問到的知識分子指稱,中國共產黨因為要殺人滅口,而被迫逃亡。許多參與學運的工人,都被驅逐出境,至今無法回國[252]。有人還通過流入中國大陸民間的宗教宣傳物,表達自己的看法,聲明當年確實存在用實彈向遊行民眾開槍的事情,並表示自己當年參加運動是愛國行為,希望能回到祖國去。

早於清明節廣州已有部分受監視之人士,進行了私人式的紀念聚會。部分博客服務商拒絕用家上載名稱中帶有64、89的圖片文件[252][253]。6月4日晚上,香港如常於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維園六個足球場、旁邊草地以及籃球場坐滿了參加者。支聯會表示有15萬人參與[252]

相關人物、組織

學生領袖

  • 王丹,原北大歷史系本科生,在吾爾開希之後、柴玲之前領導北高聯,他未能逃出,被判監禁,于1997年保外就医。
  • 吾爾開希,原北師大學生,曾任北高聯主席,絕食抗議期間曾與總理李鵬會面。
  • 劉剛,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北高聯發起人之一。
  • 柴玲,原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碩士研究生,絕食發起者之一,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许多评论都指出,柴玲在事件中有说谎、夸大、故意煽动的行为。
  • 周鋒鎖,原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
  • 翟偉民,原北京经济学院学生,北高联常委。
  • 馬少方,原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高聯常委。
  • 封從德,原北大學生,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主席,及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
  • 王有才,原北京大學物理學研究生,北高聯第二任秘書長。
  • 張伯笠,原鐵路工程報社記者,天安門學生運動副總指揮。
  • 李錄,原南京大學經濟學本科生。
  • 熊焱,原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

党政領導

  • 趙紫陽,時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曾被視為鄧小平的接班人,对学生表達理解,反对以武力鎮壓,事後拒絕認錯,被軟禁至2005年逝世。
  • 胡耀邦,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15日病逝,全國舉行悼念活動,从而成為六四事件的導火線。
  • 鄧小平,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共元老之首,是當時實際上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六四清場行動的幕後決策者,1997年逝世。
  • 陳雲,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分管組織人事,中共元老之一,是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領導人。六四時召開中顧委常委會,促成元老們同意清場。
  • 李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保守派代表,簽署並頒布戒嚴令,亦有指他限制內部資訊,遊說鄧小平等元老下令軍隊清場[254]。李鹏由于其姿态、言论,是六四过程中最被学生敌视的目标。
  • 喬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事件中表现中立,没有明确表态。
  • 胡啟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因支持赵紫阳被免去所有职务,仅保留中共中央委员职务。
  • 姚依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坚决支持李鹏,对学生运动采取军事镇压,并是唯一一位没有与学生对话的政治局常委。
  • 楊尚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元老及軍方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提議與群眾對話,他最终表明坚决支持邓小平,六四后曾劝说赵紫阳「认错」。
  • 万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元老之一,六四前正出访加拿大,群眾曾寄望作为国家权力机构首长的他以法律凌驾中共元老会议的決策;多份資料均指萬里在國外的發言引起鄧小平疑慮,要求他先抵上海,查察其政治取向後終獲准返京[255][256]
  • 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元老之一,六四時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決定,稱事件是因為極少數人製造複雜局面。
  • 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共元老之一,认为六四事件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目的是推翻中共,支持武力镇压。
  • 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元老之一,曾严厉批评胡耀邦,促使其辞去党总书记,六四时表明要果断采取措施。
  • 習仲勛,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元老之一,反对武力镇压,并对赵紫阳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 李錫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六四事件前夕認定學潮是政治鬥爭。1993年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陈希同,时任北京市长,支持戒严及镇压等。1995年被控贪污四千万元人民币入狱,1998年被判有期徒刑16年,2004年被獲准保外就醫。
  • 江澤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六四後獲邓小平信任,並接任總書記一職,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
  • 朱鎔基,时任上海市長,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担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于1998年接替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
  • 胡錦濤,时任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平息拉萨骚乱中采取果断行动,得到中央领导层赏识。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于2002年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第四代最高领导人。
  • 溫家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经历三代总书记(胡、趙、江),其中两人被撤换,自身仕途未受任何影響,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於2003年接替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
  • 袁木,时任國務院發言人。

知識分子

  • 侯德健,台灣校園民歌歌手,發起「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後被驅逐出境。
  • 北島,詩人,多次聯署要求中共實施政治改革。
  • 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 戴晴,著名作家,葉劍英之養女。
  • 劉曉波,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丁子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兒子蔣捷連遭戒嚴部隊所殺,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發起人。
  • 方励之,六四以后,被美国领事馆保护,最后抵达美国。

其他人物

相關組織

影视书刊

查禁作品

書刊

  • 《惊心动魄的56天》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编,天地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68-096-7;香港註釋本由天安門民主大學海外復校計劃香港籌備處 注釋,青文書屋1990年6月初版。
  •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材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8-00709-8
  • 《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04-002769-0 /Z.16
  • 《70天大事記─胡耀邦病逝到趙紫陽解職》共青團北京市委 編,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ISBN 7-200-00991-1 /D.44
  • 《北京风波纪实》〈北京风波纪实〉编委会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6-1
  • 《1989'北京制止動亂 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 編,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502-339-5 /D.31
  • 《維護憲法尊嚴 穩定國家大局》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78-007-4 /D.07
  • 《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纪》乔初 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36-200-0
  • 《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 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5065-1107-X /D.108
  •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216-00361-6
  • 《戒嚴一日》张元发 等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ISBN 7-5033-0182-1
  • 《京华风波纪实》新星出版社1989年初版,ISBN 7-80085-018-8
  •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画报社 編,长城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17-102-7
  • 《难忘的两个月──征文获奖作品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ISBN 7-5402-0197-5
  • 《风波后的反思》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委员会《风波后的反思》编写组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5633-0540-8
  • 《叛逃“精英”海外言行录》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中国教育报社 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ISBN 7-5041-0609-7
  • 《亡命“精英”其人其事》赵望、许宁然 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5月初版,ISBN 7-5006-0684-2
  •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法律问题解答》北京市司法局法制教育教材编写组编,北京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200-00925-3
  • 《共和国卫士英烈集》中国教育报社、北京戒严部队 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071-147-1
  •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 《跨世纪丛书——学潮现象》,周英、肖培、陈喜庆、陈伊萍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ISBN 7-220-01204-7

境外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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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衛·艾克斯等著,1990,未完成的民主運動: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譚克強等譯。臺北:時報。
  • 季季主編,1989,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1989)。臺北:時報。
  • 聯合報編輯部編,1989,天安門1989。臺北: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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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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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1989年9月初版,2009年5月再版,ISBN 978-988-97622-4-7
  • 陳煒恆著,八九民運回憶錄,摘自澳門華僑報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連載
  •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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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張萬舒 著,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5月20日初版,ISBN 978-988-219-050-4
  • 《六四日記》封從德 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5月初版,ISBN 978-988-17804-8-5,台版由自由文化2009年6月出版,ISBN 978-988-17804-8-5

纪录片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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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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