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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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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危機
非洲的非殖民化和冷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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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960年7月5日 – 1965年11月25日
（5年4個月2周又6天）
地點
剛果（利）
（今剛果民主共和國）
結果 剛果成為由蒙博托·塞塞·塞科統治的獨立統一國家
參戰方

1960–63:
剛果民主共和國 剛果共和國

支持者：
 蘇聯 （1960年）
聯合國 聯合國剛果行動[a]

1960–63年:
 加丹加國
 南開賽

支持者：
 比利時[b]

1960–62年：
剛果民主共和國 剛果自由共和國

支持者：
 蘇聯

1964–65年
剛果民主共和國 剛果共和國

支持者：
聯合國 聯合國剛果行動 (1964)
 美國
 比利時

1964–65年：
奎盧和辛巴叛變份子（英語：Simba Rebellion）

支持者：
指揮官與領導者
傷亡與損失
總遇難人數：約 100,000人[4]

剛果危機（法語：Crise congolaise）指1960年到1965年間剛果（利）（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政治危機和衝突。危機在剛果脫離比利時獨立後便開始，以整個國家由蒙博托·塞塞·塞科統治為非正式的結束。剛果危機構成一系列內戰，又因蘇聯和美國支持對立的派系，成了冷戰中的代理人戰爭。危機期間據信有10萬人喪生。

1960年6月30日，比屬剛果爆發民族主義運動，要求結束殖民統治，引領國家獨立。雖然已經做了些許準備，但諸如聯邦主義和民族等問題仍未解決。7月首周，軍隊叛變，黑人和白人平民之間爆發暴力事件。比利時派遣部隊保護逃跑的白人，該國加丹加和南開賽地區脫離比利時後支持分裂。在動亂和暴力持續的情形下，聯合國部署維和部隊，但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拒絕動用軍隊幫助利奧波德維爾中央政府抗擊分裂份子。作為響應，最大民族主義派系的魅力領袖帕特里斯·盧蒙巴尋求蘇聯協助，蘇聯則迅速派出軍事顧問及其他支持。

蘇聯的參與分裂了剛果政府，引起盧蒙巴與總統約瑟夫·卡薩武布僵持。軍隊司令蒙博托發動政變驅逐蘇聯顧問，在他的控制下成立了一個有效的新政府，打破了僵局。盧蒙巴於1961年被囚禁，隨後遭處決。對立政府剛果自由共和國由安托萬·基贊加領導的盧蒙巴支持者在東部城市基桑加尼成立。新政權獲得蘇聯支持，但於1962年初瓦解。與此同時，哈馬舍爾德在1961年末的空難中喪生後，聯合國對叛亂分子採取更加積極的措施。利奧波德維爾得到聯合國軍隊支持，到1963年初打敗了加丹加和南開賽的分裂運動。

隨着加丹加和南開賽收歸政府管轄，和解妥協的憲法生效，流亡的加丹加領導人莫伊茲·沖伯被召回籌建臨時政府。然而就在政府籌備工作前，自稱辛巴（英語：Simba rebellion）的毛派激進分子在該國東部崛起。辛巴控制了大量的領土，在斯坦利維爾宣佈成立共產主義的「剛果共和國」。政府軍逐漸重新佔領領土外，比利時和美國於1964年11月發動紅龍行動（英語：Operation Dragon Rouge）進入斯坦利維爾，救走辛巴俘虜的人質，不久後擊敗瓦解辛巴。1965年3月大選後，蒙博托和卡薩武布再陷政治僵局。蒙博托於1965年11月第二次發動政變，私自控制國家。在蒙博托的統治下，剛果（1971年改名扎伊爾）轉變成獨裁統治國家，直至1997年蒙博托被推翻。

背景

比利時的統治

地圖所標為比屬剛果，現剛果民主共和國。
主條目：比屬剛果

剛果的殖民統治始於19世紀末。比利時自1830年從荷蘭獨立以來，王國缺乏國際權力和聲望，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深感沮喪，試圖說服政府支持圍繞當時未開發的剛果盆地殖民地擴張。該想法讓政府甚為矛盾，致使利奧波德最終自行創建殖民地。許多支持的西方國家認為利奧波德是殖民地之間權利對抗的有效緩衝，故利奧波德的私屬殖民地剛果自由邦在1885年獲得國際認可[5]。然而，到了世紀之交，自由邦官員暴力對抗剛果土著和無情的經濟剝削制度導致比利時的外交壓力倍增，各國要求比利時出面控制該國，於是在1908年，比屬剛果成立[6]。

比利時在剛果的統治圍繞國家、傳教士和私人公司「殖民三位一體」（trinité coloniale）為基礎[7]。比利時的商業利益特權意味着資本有時回流到剛果，私屬地區變得專門化。很多情況下，政府和私營企業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國家幫助公司發動破壞性罷工，對付土著人民的其他手段，改善自身利益[7]。國家行政區劃按照「本土政策」（politique indigène）嵌套、層層分級地劃分，統一管轄，這又有別於逐漸青睞於傳統領袖在殖民地監督下保持權威立場的間接管治（英語：Indirect rule）制度。種族隔離水平也很高，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搬到剛果的白人移民出自社會各界，但待遇總是優於黑人[8]。

1940、50年代期間，剛果經歷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水平，殖民地政府啟動各類開發計劃，旨在使領土成為「模範殖民地」[9]。這些舉措導致新興的歐洲化非裔中產階級「進步者」興起[9]。到1950年代，剛果僱傭勞動力是其他非洲殖民地的兩倍之多[10]。剛果自然資源豐富，其中在二戰期間被美國用於原子彈計劃的大多數鈾（英語：Belgian Congo in World War II）是剛果產的，導致蘇聯和美國在冷戰升溫時期對該地區產生濃厚興趣[11]。

政治和激進化

非洲民族主義運動於1950年代在比屬剛果發展，主要在「進步者」中開展。運動分割了一些在民族和地理上相互有分歧的政黨和團體[12]。剛果民族運動（英語：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是最大的統一戰線組織，致力於在「合理時間」內實現獨立[13]，由帕特里斯·盧蒙巴、西里爾·阿杜拉（英語：Cyrille Adoula）和約瑟夫·伊萊奧（英語：Joseph Iléo）簽署憲章創立，但其他人指責該黨派過於溫和[14]。盧蒙巴成為黨內的領袖，到1959年末，該黨據稱有58000名成員[15]。

阿巴科聯盟領導人約瑟夫·卡薩武布，後來他成為剛果獨立後的首任總統。

剛果民族運動的最大敵人是約瑟夫·卡薩武布領導的阿巴科聯盟（英語：ABAKO）[c]，該黨倡導比民族運動更激進的意識形態，呼籲立刻獨立並推廣區域特徵[16]。阿巴科聯盟的立場比民族運動更加民族主義，它認為獨立的剛果應該由身為剛果王國殖民國王繼承者的阿巴科人領導[17]。莫伊茲·沖伯領導的地方黨加丹加部族聯盟（英語：Con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Tribales du Katanga）是第三大組織，主張聯邦制，主要代表着南部的加丹加省。與它們一道的還有一些由民主主義運動衍變而成的較小政黨，包括非洲統一黨（英語：Parti Solidaire Africain）和諸如巴亞贊聯盟等代表少數族裔利益的派別[18]。

儘管是非洲最大的民族主義政黨，民族運動又有着許多不同的派系，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不盡相同。溫和的中產階級和更加激進的群眾成員逐漸兩極分化[19]。由伊萊奧和阿爾貝·卡隆吉（英語：Albert Kalonji）率領的激進陣線於1959年7月分裂，但未能引領其他成員大規模叛變。異見派別被稱為剛果民族運動-卡隆吉集團（MNC-Kalonji），而最大的組織是盧蒙巴集團（MNC-Lumumba）。此次分裂將黨的支援基地劃分為兩個，支持盧蒙巴的人士主要在東北部的斯坦利維爾地區，支持卡隆吉的在南部城市伊利沙伯維爾和盧巴族中最受歡迎[20]。

1959年1月4日，剛果首都利奧波德維爾爆發大規模騷亂，政治示威後來演變成暴動。殖民地憲兵部隊公安軍暴力鎮壓示威者，至少49人遇害，傷亡總人數高達500人[21]。民族主義政黨影響力率先在主要城市外圍擴大，民族主義示威和騷亂次年經常發生，帶領大量非中產階級黑人獨立。許多黑人開始拒絕繳納稅款或遵守少數族裔殖民條例，挑戰殖民地制度的底線。阿巴科聯盟大多數黨員被逮捕，民族運動處在非常有利的位置[22]。

這些發展引起白人社群逐步變得激進。部分白人計劃，如果黑人多數族裔掌權，便發動政變[21]。由於法律和秩序瓦解，白人平民紛紛組建被稱為「歐洲志願軍團」（Corps de Voluntaires Européens）的民兵團體，這些民兵經常攻擊黑人[23]。

獨立

剛果民族運動盧蒙巴集團領導人和第一任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攝於1960年布魯塞爾的圓桌會議（英語：Belgo-Congolese Round Table Conference）。

萊波爾維爾騷亂影響下，比利時議會剛果未來工作組發佈報告，強調「內部組織」的要求[15]。殖民部長奧古斯特·德·施萊弗（英語：August de Schryver）於1960年1月在布魯塞爾舉辦高規格的圓桌會議（英語：Belgo-Congolese Round Table Conference），剛果各方的領導人列席會議[24]。其中，在斯坦利維爾騷亂事件後被捕的盧蒙巴後來獲釋，率領民族運動盧蒙巴集團參與會議[25]。比利時政府希望獨立前至少有30年時間，但剛果人在會議上施加壓力，將1960年6月30日定為獨立日期[24]。剛果代表們未能達成協議，聯邦制、種族及比利時未來在剛果事務中的角色等問題仍懸而未決[26]。

比利時開始針對盧蒙巴發動大選，希望邊緣化盧蒙巴。比方指責盧蒙巴是共產主義者，希望分裂民族主義運動，支持諸如加丹加部族聯盟的敵對種族主義政黨[27]。許多比利時人希望獨立的剛果像法蘭西共同體和英聯邦那樣成為聯邦成員，和比利時繼續保持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繫[28]。隨着獨立的日益臨近，比利時政府於1960年5月組織大選，導致民族運動成為多數黨[25]。

1960年6月30日，按照計劃，剛果共和國宣佈結束殖民統治並獨立。在利奧波德維爾民族宮舉行的儀式上，博杜安發表演講，提出剛果殖民結束是由利奧波德二世開始的比利時「文明使命」的高潮[29]。國王演講後，盧蒙巴突然發表演講（英語：Congolese Independence Speech）憤怒批評殖民主義，將獨立稱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最高成就[30]。盧蒙巴的演說雖然受到馬高姆·X等人的讚賞，但幾乎演變成和比利時的外交事件，就連剛果的一些政治家都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挑釁[31]。然而，剛果舉國都在慶祝獨立[32]。

政治上，新國家設立半總統憲法（Loi Fondamentale），二元體系下總統和總理共享執政權利[33]。卡薩武布被宣佈為總統，盧蒙巴擔任總理[34]。儘管加丹加部族聯盟等黨派持反對意見，但憲法很大程度上屬集權制，權利集中於利奧波德維爾中央政府，重大權力並未下放到省級[35]。

危機開端

憲兵叛變、種族暴力與比利時干預

儘管宣佈獨立，比利時政府和剛果政府都不打算立刻結束殖民地的社會秩序。比利時政府希望白人可以無限期保持自身的地位[35]。剛果共和國仍然依賴憲兵等殖民地機構日常運作，比利時部署的白人技術專家由於沒有合資格的剛果黑人替代，仍然很缺乏（部分是殖民地限制高等教育的結果）[35]。許多剛果人推測獨立會產生實際和即時的社會變化，所以把白人留在重要的位置上非常讓人沮喪[36]。

「獨立給政治家和平民帶來改變。但對你們來說，一切都沒變......你們的新主人都會能改變軍隊的結構，縱觀整個非洲歷史，它是最有組織、最成功的，政治家們騙了你們了。」
埃米爾·讓森斯1960年7月5日對公安軍發表演講摘錄[36]。

憲兵的比利時人司令埃米爾·讓森斯中尉拒絕將剛果獨立視作司令性質轉變的標誌[36]。獨立慶祝活動第二天，他召集了利奧波德維爾駐軍部隊的黑人士官，告訴他們在他指揮下事情保持不變，並在黑板上寫下「獨立前=獨立後」的總結要點。這個在各大官銜和部隊中引起極大的不滿，許多人期望快速升官、薪酬增加能伴隨獨立出現[36]。1960年7月5日，蒂斯維爾附近的哈迪營（Camp Hardy）有多個部位兵變反對他們的白人軍官。叛亂在第二天傳到了利奧波德維爾，後來還擴散到全國各地的駐軍[37]。

盧蒙巴沒按讓森斯所想部署比利時軍隊鎮壓叛軍，反而將讓森斯革職，將憲兵更名為剛果國民軍（英語：Armed Force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Armée Nationale Congolaise）。所有黑人士兵至少晉升一級[38]。維克托·倫杜拉（英語：Victor Lundula）直接從軍士長晉升為少將，取代讓森斯[37]。同時，盧蒙巴的得力助手、前軍士長約瑟夫·德西雷·蒙博托成了倫杜拉的副參謀長[39]。政府試圖阻止叛亂，盧蒙巴和卡薩武布便親自干預利奧波德維爾和蒂斯維爾，說服叛軍放下武器。但在該國大部分地區，叛亂升級，白人和平民遭受攻擊，白人遭到劫掠，白人婦女遭強姦[37]。比利時政府嚴重關切這一情況，尤其是白人平民成為難民逃進鄰國時[40]。

盧蒙巴的立場在許多比利時人看來，似乎驗證了他們之前對激進主義的隱憂[38]。7月9日，比利時未經剛果批准在卡巴洛及其他地方部署傘兵，保護白人平民撤離[41]。比利時的干預拆分了盧蒙巴和卡薩武布，卡薩武布一方接受比利時的行動[40]，但盧蒙巴譴責並呼籲「所有剛果人捍衛我們的共和國，抗擊威脅國家的人們」[41]。在盧蒙巴的要求下，港口城市馬塔迪的白人平民被比利時海軍（英語：Belgian Navy）撤走。比利時的艦船隨後轟炸了這座城市，至少有19名平民遇害。這一行動促使全國各地再度爆發針對白人的襲擊，比利時部隊則直入利奧波德維爾等城鎮，與剛果國民軍發生衝突[40]。

加丹加和南開賽分裂

於1960年宣佈成立的加丹加國國旗（英語：Flag of Katanga）。

1960年7月11日，加丹加部族聯盟領袖莫伊斯·沖伯宣佈剛果南部加丹加省獨立為加丹加國，伊利沙伯維爾為首都，並自立為總統[42]。傳統意義上，礦產資源豐富的加丹加地區與鄰國北羅德西亞（當時是中非聯邦的一部分）因銅帶區（英語：Copperbelt）結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42]，而且因其經濟重要性，該國其他地區均由比利時分開管轄[7]。部族聯盟還認為，加丹加人在種族上有別於其他剛果人。分裂部分程度上由希望該省採礦作業產生的財富保留更多地保留，避免與剛果其他地區共享的加丹加分離主義者推動[43]。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部族聯盟堅持中部和東北部法律分離。沖伯宣佈加丹加分裂時，表示「我們正在脫離混亂」[44]。

加丹加國總統莫伊斯·沖伯。

加丹加主要的礦業公司上加丹加礦業集團（英語：Mining Union of Upper Katanga）在比利時統治後期開始支持部族聯盟，他們擔心民族運動可能會在獨立後將公司資產收歸國有。上加丹加礦業集團由和比利時政府關係密切的布魯塞爾知名控股公司比利時興業集團（英語：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所有。在礦業集團的鼓勵下，比利時政府向加丹加派出軍事支持，命令該地區所有公務員繼續留任[45]。沖伯還招募主要來自南非和羅德西亞的白人僱傭兵，補充和指揮加丹加部隊[46]。加丹加雖然得到比利時人的支持，但從未得到任何國家正式的外交承認[47]。加丹加的分裂切中了主要倡導國家統一的利奧波德維爾中央政府「要害」[45]。

加丹加分離不到一個月，8月8日，位於加丹加偏北部開賽地區也宣佈從中央政府自治，基於姆布吉馬伊設立南開賽礦業共和國[45]。南開賽比加丹加要小，但也是礦產地。該國受盧巴族廣泛支持，其總統阿爾貝·卡隆吉聲稱剛果其他地區的盧巴人迫害事件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分裂[45]。南開賽政府得到了比利時另一家礦業公司剛果國際森林礦業公司（英語：Forminière）的支持，新國家為換取資金支持，對公司作出讓步[45]。

外國回應和聯合國干預

主條目：聯合國剛果行動

聯合國內出現不滿意比利時支持分離國家，呼籲將比利時軍隊從該國撤離的聲音。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認為，這場危機給組織提供了表現主要維和部隊潛力的機會，鼓勵在聯合國的指揮下派出多國聯合維和部隊[48]。7月14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143號決議（英語：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43），要求比利時從剛果撤離，換上聯合國指揮的軍隊[49]。

身在剛果的瑞典維和士兵。聯合國在剛果行動期間部署了多國軍隊。

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抵達最初受到相信聯合國能幫助鎮壓分裂國家的盧蒙巴和中央政府的歡迎[50]。然而，聯合國剛果行動的首要任務只涉及維和行動。哈馬舍爾德把分裂看成內政事務，拒絕動用聯合國部隊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抵抗分裂份子，他認為這樣做會造成公正喪失，侵犯剛果主權[51]。盧蒙巴還尋求懷特·艾森豪威爾的美國政府支持，但遭到拒絕[52]。沮喪中，他尋求蘇聯的幫助，蘇聯同意提供武器、物流和物資支持。很快，約1000名蘇聯軍事顧問抵達剛果[51]。盧蒙巴的行動使得他和政府其他官員疏遠，特別是擔心蘇聯干預影響的卡薩武布。美國人也擔心和蘇聯結盟的剛果會給共產主義在中非大規模擴展形成基礎[51]。

在蘇聯的支援下，2000名國民軍士兵發動重大攻勢抵抗南開賽[53]。這次襲擊非常成功，但在進攻過程中，國民運動牽涉了盧盧阿族（英語：Lulua people）之間的鬥爭[53]。結果國民軍大量屠戮平民[53]，約有3000人遇害[54]。暴力事件的發展造成數千名盧巴平民逃離家園，躲避戰鬥[55]。

蘇聯的參與讓美國震驚。艾森豪威爾的美國政府同意比利時的批評，一直認為盧蒙巴是共產主義者，剛果可能成為蘇聯戰略地位上的從屬國。1960年8月，當地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上報稱「剛果正經歷着傳統的共產主義者接管」，並警告稱剛果可能會和古巴走相同的道路[56]。

政治解體

中央政府分裂與蒙博托首度政變

卡薩武布與蒙博托於1960年9月安放的監核視委會委員合影。

盧蒙巴尋求蘇聯支持分裂政府，致使西方國家施加壓力，要求移除他的權力。此外，沖伯和卡隆吉認為卡薩武布是溫和聯邦主義者，呼籲他撤銷盧蒙巴的集中制，解決國家分裂的問題[57]。與此同時，蒙博托有效管控軍隊，將外國援助和升遷轉交給特定的部隊和軍官，確保軍隊忠心不二[39] 。

1960年9月5日，卡薩武布在國家電台宣佈單方面撤回盧蒙巴利用南開賽的大屠殺為藉口博取美國的支持[57]。美國駐剛果聯合國代表安德魯·科迪爾（英語：Andrew Cordier）利用他的地位阻斷盧蒙巴派的通訊，阻止與其合作的國民運動盧蒙巴集團應對這一消息[58]。然而，兩大國民議會都支持盧蒙巴，並譴責卡薩武布[57]。盧蒙巴想把卡薩武布趕下台，卻沒能得到支持，引發憲法危機[57]。約瑟夫·德西雷·蒙博托為了從表面上解決僵局，發動不流血政變，將卡薩武布和盧蒙巴換成由朱斯坦·邦博科（英語：Justin Bomboko）率領的由大學畢業生小組構成的監核視委會（Collège des Commissaires-généraux）[59]。蘇聯軍事顧問團受命離開[60]。政變目的據稱是迫使政客可以繼續掌權前冷靜下來。然而實際上，蒙博托和卡薩武布聯合對抗軟禁在由聯合國加納部隊和國民軍士兵守在外圍的家中的盧蒙巴[61]。1961年2月，蒙博托再度任命卡薩武布為總統。自政變以來，蒙博托便能在幕後給剛果的政治施加相當大的權力[62][60]。

卡薩武布復出後，曾嘗試讓剛果各大派系和解。沖伯啟動了結束分裂的談判，組建了邦聯制的剛果。妥協協議雖然達成，但卡薩武布和沖伯的私人恩怨中斷了進行中的談判，因而不能生效[63]。1961年7月的和解嘗試導致西里爾·阿杜拉（英語：Cyrille Adoula）組建新政府將盧蒙巴主義者和南開賽派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但也沒能和加丹加達成和解[63]。

1960年10月，國民運動盧蒙巴派在安東尼·吉贊加的領導下逃到斯坦利維爾，在當地組建叛軍政府，抵抗利奧波德維爾的中央政府[63][64]。吉贊加政府被蘇聯和中國等國家認定為剛果官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7000名士兵比起來，可能需要約5500名[65]。面對聯合國的壓力，吉贊加政府於1962年1月在吉贊加被捕後瓦解[66]。

盧蒙巴身亡

南斯拉夫馬里博爾的親盧蒙巴示威，攝於1961年2月。

盧蒙巴逃離軟禁，往東逃亡斯坦利維爾，相信在當地能獲得示威支持。在忠於蒙博托的軍隊追捕下，1960年12月1日，他在法蘭克港被捕，雙手反綁着送回聯合國[67]。儘管聯合國呼籲卡薩武布走正當法律程序，但蘇聯譴責聯合國應為逮捕負責，要求釋放。1960年12月7日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審議了蘇聯的要求，認為聯合國應尋求盧蒙巴立即釋放，回復其剛果政府首腦職位，解除蒙巴托軍隊武裝。親盧蒙巴決議於1960年12月14日以8-2的投票否決。仍在囚禁中的盧蒙巴遭到虐待，被轉送到蒂斯維爾，後交給加丹加忠於沖伯的軍隊[68]。1961年1月17日，盧蒙巴在伊利沙伯維爾附近遭到加丹加軍隊處決[69]。

2月13日發佈的處決消息激起國際憤慨[70]。貝爾格萊德的比利時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示威者襲擊，倫敦和紐約也爆發暴力示威[71]。

聯合國行動升級與收復加丹加

自1960年7月最初的決議以來，聯合國不斷發布決議，逐步強硬地要求比利時全面從加丹加撤出僱傭兵部隊。到1961年，聯合國剛果行動人數達2萬餘人[72]。儘管有要求讓他們不能站兩邊，但行動團有逮捕所碰到的任何外國僱傭軍的任務。1961年9月，莫索行動期間，他們試圖和平拘禁加丹加僱傭兵出錯，演變成槍戰[73][d]聯合國剛果行動的公平宣言在9月中旬受損，當時為期六天的雅多維爾圍攻結束後，愛爾蘭聯合國軍隊被人數佔優的加丹加軍隊捕獲[e]。加丹加繼續拿愛爾蘭人當戰俘，這種發展讓聯合國特派團及其支持者深感尷尬[75]。

1961年9月18日，哈馬舍爾德跨北羅德西亞邊境飛往恩多拉，試圖充當聯合國和加丹加部隊停火的中間人。他的航班在恩多拉機場（英語：Simon Mwansa Kapwepwe International Airport）着陸前墜毀，機上無人生還[76]。和哈馬舍爾德想在剛果謀求溫和政策的企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繼任者吳丹支持採取更激進的政策，直接參與衝突[76]。遵照協議，加丹加於10月中旬釋放了被俘的愛爾蘭士兵，聯合國剛果行動也同意撤回軍隊，這對沖伯而言，是宣傳陰謀[75]。1961年11月，重申美國對聯合國特派團的支持和十名意大利的聯合國飛行員在昂潘港遭謀殺的事件，國際上對解決局面的要求加強[76]。1961年12月，國民軍最終鎮壓南開賽，卡隆吉被捕，南開賽分裂結束。

1961年剛果各派系勢力圖。藍色為卡薩武布/蒙博托政府、紅色為吉贊加政府、綠色為加丹加國、黃色南開賽國。

1961年11月發表的第169號決議（英語：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69）呼籲安理會應對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防止內戰全面爆發。該決議「徹底拒絕」加丹加關於建國並授權聯合國行動部隊動用一切必要武力「協助中央政府恢復和維持治安」的要求[77]。對此，加丹加人繼續挑釁，迫使聯合國剛果行動發動諾卡特行動（英語：Operation Unokat）摧毀加丹加的路障，緊抓伊利沙伯維爾周邊地區的戰略地位。面對國際壓力，1962年12月，沖伯簽署《基托納宣言》，原則上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及國家憲法的權力，放棄任何加丹加獨立的主張[78]。然而，宣言發表後，沖伯和阿杜拉的談判陷入僵局，同時加丹加軍繼續騷擾聯合國部隊。各方支持越來越弱，加上比利時不願意支援的心態愈發強烈，表明加丹加無法長期生存[76]。1962年12月11日，比利時外交部長保羅-亨利·斯巴克宣佈，如果聯合國或剛果中央政府試圖武力結束加丹加的分裂，比利時政府將表示支持[79]。

1962年12月24日，聯合國部隊和加丹加憲兵在伊利沙伯維爾發生衝突，爆發戰鬥。嘗試停火未果，聯合國部隊發動大滿貫行動（英語：Operation Grandslam）佔領伊利沙伯維爾，促使沖伯出逃。不久後停火達成。印度聯合國軍隊後來超越命令，還佔領了加多托維爾，防止加丹加的保皇派復辟[80]。聯合國逐漸地收復加丹加剩下的地方，1963年1月21日，沖伯在他最後的堡壘科盧韋齊投降，加丹加分裂徹底結束[80]。

政治和解未遂

紀念加丹加分裂結束後剛果各大政治派別「和解」的郵票，發行於1963年。

加丹加分裂結束後，不同政治派別間的和解開始[33]。適逢持不同政見的盧蒙巴派等人在鄰國剛果（布拉柴維爾）組建流亡政治組織「全國解放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Libération）[81]。談判最終導致修訂過的全新憲法創建，憲法名字根據起草地點命名為盧盧阿堡憲法（英語：Luluabourg Constitution）[33]。新憲法增加了總統權力，結束總統和總理聯合協商的體制名，為安撫聯邦派在增加自治權的同時將省份從6個增加到21個[82][33]。憲法還將國名剛果共和國改為剛果民主共和國[33]。憲法於1964年6月全民公投（英語：Republic of the Congo (Léopoldville)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1964）通過，議會解散等待新選舉[33]。卡薩武布任命流亡的加丹加領袖沖伯為臨時總理[83]。沖伯雖然有個人能力，也因反共產主義立場被西方國家支持，卻因在加丹加分裂中扮演的角色被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罵作「帝國主義的傀儡」[84]。

沖伯的臨時政府原定於3月30日舉行新的選舉，但當天剛果中部和東部地區爆發叛亂[33]。

奎盧和辛巴叛亂

政治危機時期普遍對中央政府的感到沮喪，獨立呼聲湧現。資本家要求以竊盜統治或政治內戰「第二次獨立」的呼聲增長[85]。「第二次獨立」的口號由曾在盧蒙巴政府擔任要職的剛果毛革命家皮埃爾·穆里勒提出。政治不穩有利於不滿廣泛傳播，從而轉變為徹底的反抗[86]。

1964年辛巴（紅）和奎盧（黃）叛軍勢力圖。

穆里勒領導彭代族（英語：Pende people）和安邦達族中的盧蒙巴派開始破壞剛果鄉村地區[85][87]。到1963年底，剛果中東部和東部地區出現動亂。1964年1月16日，奎盧省伊迪奧法和剛古爆發叛亂[88]。後續的破壞和起義蔓延至東部的基伏省（英語：Kivu），後傳到亞厘畢維爾，激起剛果其他地方進一步叛亂和範圍更廣的辛巴叛亂（英語：Simba Rebellion）爆發[89][88]。叛軍開始擴張領地，迅速往北推進，於7月到8月間佔據昂潘港、斯坦利維爾、帕烏流斯和利薩拉[88]。

叛軍自稱「辛巴斯」（斯瓦西里語中「獅子」的意思），他們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較模糊，對優先事項的平等化稍微以共產主義為基礎，旨在增加總體財富[90]。大多數積極的革命家是年輕人，他們希望叛亂能帶來政府沒有給的機遇[91]。辛巴斯用魔法激發成員，相信遵循道德準則，他們可能對子彈無敵[92]。對於廣泛使用巫術自保，削弱對手國民軍士氣的叛軍，魔術非常重要[93]。叛亂分子進攻時，會在已佔據的領地上多次實施屠殺，消弭政治反對派並恫嚇居民[94]。叛軍開始作亂時，聯合國剛果行動正撤軍，僅留下5500人，被部署在該國東部的大多數因衝突擱淺。西方傳教士紛紛撤回各自的大使館，轉而要求聯合國協助[95]。隨後，維和小隊被派往奎盧地區救走逃離的傳教士[96]。救援行動於3月和4月繼續進行，成功救出100多名傳教士[97]。

剛果人民共和國的正式通行證。

叛軍建立剛果人民共和國（République populaire du Congo），定都斯坦利維爾，克里斯托弗·本因（英語：Christophe Gbenye）任總統。新國家得到蘇聯和中共武器支持，也有非洲多國的支持，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坦桑尼亞[98]。古巴派出由切·格瓦拉領導100多人的顧問團，給辛巴斯提供戰術和教條支持[98]。辛巴叛亂恰逢北部灣事件導致冷戰大範圍升溫。據推測，如果叛亂未被迅速擊退，那麼美國可能會全面軍事干預越南[99]。

抑制與比利時和美國的介入

1964年8月起，叛軍開始把領地輸給國民軍。亞厘畢維爾和利薩拉在8月末到9月初收復[100]。受蒙博托支持的沖伯回憶，加丹加分裂時的許多僱傭軍都反對辛巴[101]。由「瘋子麥克」·霍爾（英語：Mike Haore）領導的僱傭軍大多數來自非洲中部和南部的白人，他們組成了一支名為剛果國民軍第五突擊隊（英語：5 Commando ANC）的軍隊[102]。第五突擊隊是國民軍的先頭部隊，但因在重新奪回的叛軍地區中殺人、虐待人、搶劫和大規模槍擊案而廣為人知[103]。在一次新聞採訪中，霍爾稱他的手下是「嚇壞人的暴徒」[104]。僱傭軍實質上也得到中情局的支持[105]。

出現在斯坦利維爾機場（英語：Bangoka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比利時傘兵，攝於行動後不久。

1964年11月，辛巴斯集中了斯坦利維爾及其周邊地區剩下的白人。白人在城內的維多利亞酒店（Victoria Hotel）被扣為人質，成為和國民軍討價還價的工具。為了救出人質，比利時傘兵（英語：1st Parachute Battalion (Belgium)）搭乘美國飛機飛往剛果進行干預。11月24日，作為紅龍行動（英語：Operation Dragon Rouge）的一部分，比利時傘兵降落在斯坦利維爾，迅速救出人質[106]。約有70名人質和1000名剛果平民遇難，但絕大多數人撤離[107]。比利時軍隊只遵令解救人質，沒將辛巴斯趕出城市，但這次襲擊仍然「徹底破除了東部起義的支持」[106]。傘兵和平民之後回到比利時。干預過後，比利時被公開指責實行新殖民主義[108]。

干預過後，沖伯失去卡薩武布和蒙博托的支持，於1965年10月被解任總理。紅龍行動後不久，國民軍和僱傭兵部隊奪取了斯坦利維爾，辛巴叛亂結束。辛巴殘兵繼續在剛果中部負隅頑抗，其中尤為顯著的是洛朗-德西雷·卡比拉在南基伍省領導的持續到1980年代的毛派跨邊境叛亂[109]。

蒙博托二度政變

在按計劃進行的1965年3月大選（英語：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general election, 1965）中，沖伯的剛果國民大會（英語：Convention Nationale Congolaise）贏得多數議席，但他的許多黨員叛變，轉而組建新的剛果民主前線黨（Front Démocratique Congolais），故此總體結果並不明確，因而國民大會控制眾議院，民主前線控制參議院[110]。卡薩武布想利用這種形勢阻止沖伯，於1965年11月任命民主前線的反衝伯領導人埃瓦里斯·金巴（英語：Évariste Kimba）為副總統，但佔大多數的親沖伯議員拒絕批准任命[110]。卡薩武布沒有另覓妥協的候選人，再次單方面聲明是總理，再次被拒絕，造成政治僵局[110]。隨着政府幾近癱瘓，1965年11月25日，蒙博托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表面上停止政治僵局[110]。

在特例（régime d'exception，相當於緊急狀態）的支持下，蒙博托穩拿影響廣泛且幾乎是絕對的權力長達五年，之後他宣佈民主將得到恢復[111]。蒙博托政變承諾經濟和政治穩定，得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政府支持。最初，他的統治受到廣泛推崇[111]。他逐漸取得其他權力，於1966年廢除總理職務，並在1967年解散議會[111]。

結果與遺產

參見：扎伊爾
1973年，蒙博托在白宮會見李察·尼克遜。

一旦建立了政治權力的唯一來源，蒙博托便逐漸鞏固對剛果的控制。省份數量減少，自治權被削減，成為高度集權國家。蒙博托不斷把的支持者置於剩下的重要職位上[111]。1967年，為彰顯他的合法性，他創立在他的新憲法下唯一一個合法的政治黨派革命人民運動，該黨持續存在到1990年[111]。1971年，國家更名為扎伊爾，努力消除所有殖民影響（英語：Authenticité (Zaire)）。他還將國家剩餘的外國資產收歸國有，包括成為採礦總會（英語：Gécamines）的上加丹加礦業集團[112]。儘管起初獲得成功，但蒙博托的統治到了廢除時，被許多人認為任人唯親（英語：Cronyism）、腐敗、經濟管理不善[113]。

剛果危機結束後的幾年中，蒙博托擔心可能威脅到他的統治，清除了許多危機時的反對派人士。沖伯被控叛國罪，1965年第二次流亡[114]。1966年到1967年期間，斯坦利維爾兩次爆發叛亂（英語：Stanleyville mutinies），牽涉高達800名加丹加憲兵和沖伯的前僱傭兵[115]。叛亂最終被鎮壓。1967年，缺席審判的沖伯被判處死刑，同年在一起劫機事件中遭綁架，在阿爾及利亞被捕。他在1969年逝世，死因據稱是自然死亡，引起蒙博托政府可能牽涉其中的猜測[114]。大赦承諾的誘惑使穆里勒從流放中回到剛果，但遭受酷刑後遇害[116]。

政治遺產

危機並未解決聯邦制、政治中的種族特點和國家集權化問題，部分原因是剛果人民對國家觀念的支持率不降[117]。蒙博托極力支持集權，他的其中一個首要行動，是在1965年統一各省，廢除大多數省份立法獨立權力[118]。隨後對中央政府喪失信仰，被視為國家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促進了各派系提倡的種族主義和地方聯邦主義暴力行為[117][f]。剛果東部邊境不穩定，遺留下了當地1980年代繼續發生暴力的遺產[121]。

危機期間曾率領反蒙博托暴動的洛朗－德西列·卡比拉於1997年繼任了退任的蒙博托。他的兒子約瑟夫·卡比拉是重建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現任總統[122]。蒙博托垮台後，安東尼·吉贊加成立政黨盧蒙巴統一黨（英語：Parti Lumumbiste Unifié），並在2006年大選（英語：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general election, 2006）中當選總理[123]。

歷史爭議

對剛果危機，特別是西方國家干預作用的介紹一直飽受爭議，學術界指責各國政府扭曲歷史。在比利時，對比利時串謀殺害盧蒙巴的指控掀起一場國家支持的調查，儘管未直接參與暗殺，官方隨後還是於2001年就「道德責任」道歉[124]。美國外交部門的官方歷史套書《外交文件（英語：Foreign Relations Series）》被學術界指責有意使美國在危機中的牽涉程度看來較輕[125]。

國際影響

剛果危機的動盪使非洲中部動盪不堪，幫助點燃葡萄牙殖民地戰爭，特別是鄰國安哥拉的獨立戰爭[126]。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和剛果有着長期緊密的聯繫，許多剛果人以流亡者身份居於安哥拉。安哥拉的民族主義組織安哥拉人民聯盟[g]獲得安哥拉·巴科戈（Angolan Bakongo）以及希望重建剛果王國，改變殖民時期所立邊界的阿巴科聯盟支持[128]。人民聯盟認為剛果獨立是該進程的首個階段，於1961年發動拜沙迪卡桑熱起義（英語：Baixa de Cassanje revolt），點燃了持續到1974年的安哥拉衝突[129]。剛果政府乃至後來的扎伊爾政府向安哥拉叛軍提供支援，還一度直接參與隨後的安哥拉內戰[130]。

內戰促使新近獨立的非洲國家重新考慮他們的同盟和外交關係，尤其導致非洲國家分成兩派。傾向於溫和的國家加入被認為是非洲法語國家的團體程度及對法關係維持的布拉柴爾德集團[131]。激進國家則加入卡薩布蘭卡集團（英語：Casablanca Group），呼籲泛非洲同盟[131]。危機中混亂的暴力行為，以及該國白人的命運，許多人成為難民進入北南羅德西亞，促使白人普遍相信黑人民族主義政治家還沒有做好治理準備，引起羅德西亞的即時多數統治可能會步入相似境地的擔憂。和英國談判屢次破裂後，南羅德西亞以白人為主的政府於1965年單方面宣佈獨立（英語：Rhodesia's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32]。

加丹加的分裂在非洲被證明有政治影響力。1965年到1979年乍得內戰（英語：Chadian Civil War (1965–79)）間，炸彈民族解放前線（英語：FROLINAT）明確反對分裂，要求根據加丹加分裂國家的淨價，解散南方人支持的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政府，正式宣佈「乍得沒有加丹加」[133]。在1967年到1970年的尼日利亞內戰中，比亞法拉的伊博族脫離尼日利亞，他們指控尼日利亞照顧北方族裔的特權利益，歧視伊博族。比亞法拉和加丹加的分裂在學術作品中經常拿來作比較[134]。和加丹加不同，比亞法拉在國際上獲得有限認可，拒絕了當地西方跨國石油公司的支持。比亞法拉於1970年被破滅，重新加入尼日利亞[135]。

參見

註釋

  1. ^ 聯合國特遣團包括加納、突尼西亞、摩洛哥、埃塞俄比亞帝國、愛爾蘭共和國、畿內亞、瑞典、馬里、蘇丹（英語：History of Sudan (1956–69)）、利比里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1]
  2. ^ 加丹加和南開賽叛亂獲得南非聯邦、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葡屬西非和鄰國羅德西亞與尼亞薩蘭聯邦支持[2][3]。然而，上述國家都未曾外交認可。
  3. ^ 在大多數班圖語支中，在人類名詞中加上前綴「ba-」或「wa-」形成複數形式。因此，「阿巴科」（Bakongo）指剛果人群體。
  4. ^ 幾個星期前的類似任務朗姆賓治酒行動（英語：Operation Rum Punch）成功和平逮捕約40名僱傭兵[73]。
  5. ^ 彈盡糧絕的愛爾蘭人被迫投降，無人遇害。加丹加部隊雖然獲勝，但有數百人傷亡[74]。
  6. ^ 自危機結束以來，加丹加分裂運動持續（英語：Katanga insurgency）。1970年代，剛果民族解放陣線（英語：Fro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發起兩場衝突沙巴一戰（英語：Shaba I）和二戰（英語：Shaba II），嘗試利用鄰國安哥拉內戰引起分裂[119]。2000年後，由軍閥蓋德翁·基溫古·穆坦加（英語：Gédéon Kyungu Mutanga）率領民兵部隊分裂加丹加（英語：Mai Mai Kata Katanga）繼續發動分裂運動，以期擊敗政府軍，宣揚地區獨立[120]。
  7. ^ 人民聯盟1962年更名為「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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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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