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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白色恐怖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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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白色恐怖
台灣戒嚴的一部分
台灣綠島人權紀念碑，一道長約十來公尺的石牆上，刻滿當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名單
位置 中華民國台灣省
日期1949－1991年
目標政治異議人士
類型政治肅清，白色恐怖
死亡尚待釐清
估計數字見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
主謀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控制下的政府
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在總統府秘書長張羣、參軍長黎玉璽上將與國防部參謀總長高魁元上將所呈關於泰源事件處理過程之公文裏，以紅字親自批示槍決。
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凱達格蘭大道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是指1949年5月20日—1991年6月3日，從台灣省政府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佈《台灣省戒嚴令》，在「台灣地區」實施戒嚴開始，直到白色恐怖三大惡法中最後一個法令《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廢除為止[1]。由中國國民黨主政之中華民國政府藉由公權力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塑造對己有利之恐怖政治氛圍之時期。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上將頒佈《台灣省戒嚴令》，宣告自1949年5月20日起在台灣省全境實施戒嚴。同年5月24日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為針對中國共產黨叛亂的特殊狀況而實施，實際上，透過此「特別刑法」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剷除異己、鞏固威權主義的領導中心，對於批評或反對政府之異議人士（如主張台灣獨立等等）進行整肅迫害，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之罪名，將刑罰範圍過分擴張。警總等情治單位，藉由特別刑法充當政府整肅異己的工具，罔顧基本人權、民主、自由等、無孔不入地監控人民，對言行可疑人士或異議分子炮製假案、扣上匪諜的帽子，在全國各地濫捕、濫殺、刑求毆打及沒收財產，造成大量冤死、冤獄、傷殘，人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心靈上遭受嚴重損害。

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宣告自1987年7月15日起解嚴，「名義上」白色恐怖已經結束，平民不再受到嚴厲的軍法審判，但是《懲治叛亂條例》以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仍然持續鎮壓與中央政府持不同政見者。1991年5月9日，法務部調查局幹員在未知會國立清華大學校方的情況下，於清晨五時許進入清大學生宿舍，拘提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引發台灣社會與大學校園劇烈反彈。5月9日，清大學生到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靜坐抗議。5月12日，抗議的教授及學生於中正紀念堂靜坐，二十多名教授遭到鎮暴警察以棍棒毆打。5月15日，上千名台灣各大學學生發動罷課，並佔領台北車站大廳靜坐六天五夜，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反對政治迫害」。5月17日，立法院通過廢除《懲治叛亂條例》，5月22日正式宣告廢止。1998年6月17日立法院通過補償條例，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十五年間補償10067件，其中死刑809人，包括：二二八事件、澎湖七一三事件、孫立人部屬郭廷亮案、大力水手事件、李敖、雷震案、美麗島事件（除了林義雄可能因林宅血案未破案而堅持不領補償金）等。但約1500名受難者未提出申請。基金會執行長希望基金會結束營運後，能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合併成為「國家人權基金會」，繼續保障未申請者的權益。

簡介

1946年12月26日在台北市中山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舉行賴永祥與劉慶理的婚禮。照片中的林茂生與王育霖等賓客於兩個月後的二二八事件遭國民黨政府殺害，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殺害的有張國雄，被逮捕入獄的有朱昭陽、朱華陽、楊廷謙、劉明等。


時空背景

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全球進入共產主義快速擴張時期，自1945戰後至1950年前後，許多共產國家或政權形成，如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1946年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1947年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1949年老撾人民軍（巴特寮）、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1952年波蘭人民共和國，紅色勢力急速擴張，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擴張[2][3]，在歐洲成立北約，繼而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美日安保條約，而台灣也被納入反共的島鏈之中，早在1938年，美國就有眾議院非美調查委員會HUAC已將目光聚焦在國內共產勢力的調查，麥卡錫主義的興起，至1950年的麥卡倫國內安全法，都是一系列反共封鎖的過程[4][5]，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1946年沈崇案後聲望一落千丈，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在知識份子間流傳並廣為宣傳形成牢不可破的力量，1947年國共會戰，中華民國國軍戰事失利節節敗退，也出現了明顯的西瓜效應，淪陷區越來越大，很多人認為一兩年內中華民國政府可能瓦解，甚至1948年四六事件發生時，學生遊行唱的都是你是燈塔這類紅歌[6]，已不再遮掩對意識形態的支持，中央政府高級官員也傳出叛變如陳儀，直到1949年懲治叛亂條例公佈施行後共黨勢力在台擴張才得以遏止，同時，也是當時國際冷戰結構逐漸形成的開始，國民政府開始處決特工，等於是在美國漠視下開始對人權的一種侵害[5]，此「特別刑法」成為白色恐怖的根源，許多日治時期參加學運的領袖及菁英竟在短短幾年內遭到逮捕及槍決[7]，如參與謝娥反日事件的唐志堂[8]、主張台灣革命獨立的國軍抗日將領李友邦中將、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戰的鍾浩東[9]、尋找祖國的林如堉與吳思漢[8]、閱讀反日禁書遭逮捕的李蒼降[10]、東京興漢會藍明谷[11]、反日的台大學生張璧坤與李水井等[6]，皆魂斷馬場町；李妻曾碧麗懷孕亦遭下獄刑求至胎盤剝落而大出血早產[12]。

1949年8月《光明報》事件曝光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面臨第一次瓦解，全省大搜捕，殘餘黨員由陳福星領導，依退守保幹政策退入苗栗山區，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防台海，中共「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減低，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抬頭，中華民國政府於此時開始對叛亂犯採取高壓政策[10]，自1950年2月之後開始密集槍決省工委成員與中共派遣隱避戰線成員，幾乎每周都有省工委成員在馬場町刑場遭槍決，1953年開始，蔣經國改採懷柔政策要求改變立場，瓦解省工委、台盟在台勢力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然而拒絕改變立場者則仍遭到判決死刑。

近年來由於社會氛圍改變，越來越多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願意將過去的經歷與受到不當用刑的經歷，透過口述歷史與回憶錄的方式陳述，如陳明忠、顏世鴻、黃華昌、陳英泰等，就讀台大經濟系記憶力驚人的陳英泰，由同學鄭文峰吸收入黨，幾乎鉅細靡遺的紀錄了組織成員、在監獄所有見過的人與出獄後難友的狀況[13]，並積極參與成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等團體。

立法與判刑

1949年5月24日，中華民國立法院為了處置中國共產黨叛亂，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14][15]。後為嚇阻台灣人民不得反抗政府，於1950年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擴充了解釋犯罪的構成要件，縱容情治單位機關介入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動[16][17]，通行的標語與口號就是「消滅萬惡共匪」、「殺絕朱毛匪幫」、「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殺朱拔毛」、「槍斃共產黨」等。只要是共匪、匪諜、嫌疑犯、曾經去過延安者、親共者、思念大陸家鄉者、或有異見者、異言者，均可不經審判，或由簡易的軍事法庭加以逮捕，當場執行槍決，或拉去刑場槍決，少數行為較輕者則判刑入獄。人民為求自保，告密者到處都是，經常造成冤死、冤獄，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盡失，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驚恐到了極點，台灣人民的性格遭到極度扭曲。國家公權力在長期戒嚴中受到濫用，人民的基本權利完全失去保障。[18][19]加上當時為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受軍法審判，而蔣中正身為軍事長官有核覆權，經蔣核覆的案件有8成以上加重刑期，其中3成改判死刑。而核覆未經過蔣的案件，近6成減刑，不到5％改判死刑，顯然蔣中正是否介入審判，也決定了政治案受難者的量刑[20]。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14條規定，因匪諜案沒收之財產，承辦人員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之獎金，其物資報酬也造成當時冤案、錯案、假案的發生從無停止。後因警總在裁撤時大量銷毀檔案，讓當時因獎金而發生的案子有多少，難以考究。[21]

根據中華民國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計的無辜被害者約14萬人。根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約6、7萬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22][23][24]，他們就是「白色恐怖」的最直接犧牲者。[25]其中，1960年那一年，執政當局將12萬6875人列為「行蹤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由此推論，當時受迫害致死的人數應極為龐大。[26]

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為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處死了4,000至5,000人，甚至於有8,000名以上的外省和本省的匪諜、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16]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後兩個在1950年代的終身監禁的政治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34年又6個月以上的牢後，才釋放出獄。[27]

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終結了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台灣白色恐怖的真正結束。[28][29]

立法院於1998年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受難者

對於白色恐怖受難人數，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呈報行政院的數據，自1999年起至2007年6月底為止，申請補償的件數為8,500件，已領補償金者為13,000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執行長倪子修表示，這些只是領取受難補償的人數，並非確切受難人數。

至2009年7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確實統計，台灣在二二八事件後期到解嚴後兩年的白色恐怖共43年期間，因思想、言論涉及叛亂罪，被依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條例逮捕受難者有8296人，其中1061人被執行死刑[30]。政府遷台早期許多隻身來台的外省人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但他們可能沒有親人替他們追求平反。許多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案情由於世事變遷、人事不存，受難的訊息不能流通。

  • 根據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計的無辜被害者約14萬人。根據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約6、7萬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計算，受軍事審判的政治受難人，應當在20萬人以上[22][23][24]，他們是戒嚴的最直接犧牲者。[31][32]又國史館集刊的論文推計，從1950年代算起，到1987年解嚴，政治案件牽涉受難人數為14萬人，其中被處決人數為3000到4000[33]。

根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所提供的統計數字顯示，在已知的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本省人約佔60%，外省人約佔40%，雖然本省人受難的人數比外省人還多，但是外省人中的受難比例較高，因為外省人只佔當時總人口數的15%[34]。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民國95年)

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意即真正的「匪諜」和「共產黨員」不能得到補償。

據中共官方媒體環球時報報導，1949年前後中共共派出1500餘名特工進入台灣，被中華民國軍事法庭公審處決的有1100餘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聯絡部於2013年12月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設無名英雄廣場來紀念這些被處決特工。[35]


爭議

2009年，前總統府國策顧問謝聰敏（1964年與彭明敏、魏廷朝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判10年、又在1971年花旗銀行爆炸案遭誣陷被捕入獄15年）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團體指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當年發佈的戒嚴令未依法按級呈報代總統李宗仁，再由總統提交立法院追認，因此，依法無效。國民黨政府依無效的戒嚴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但司法院大法官卻不受理釋憲，他們要求監察院彈劾大法官、糾舉大法官失職。[36][37]

2010年，監察委員黃煌雄等提出調查報告指出1948至1949年有三次戒嚴令，1949年5月20號發佈的第二次戒嚴令是否有依戒嚴法第3條送立法院追認無從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的戒嚴令如未經總統宣告發佈（李宗仁代總統當時並不在中華民國境內，不可能簽字公告，不符憲法第39條規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則戒嚴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軍事審判機關的審判權就有瑕疵，戒嚴時期因案被宣告沒收之財產「恐須重新審酌」，當然也會發生其後的救濟問題。但最終相關法律的認定是司法院大法官會議。[38][37][39][40]謝聰敏等人對監院的調查結果感到振奮，他們表示自己因為在戒嚴時期遭到軍法審判而坐牢，如果監委認定戒嚴令有瑕疵，那麼當時的審判就站不住腳，他們將根據這項調查報告向大法官聲請釋憲、爭取平反及冤獄賠償。[37]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管碧玲表示沒有依照憲法程序實施戒嚴令是違法、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戒嚴令實施後，使多少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因此受到剝奪、被軍事審判，這些怎麼辦？應該要慎重研議國家補救的體制！」被列入黑名單的立委蔡同榮也說：台灣人很無辜，實施戒嚴令讓海內外的鄉親受害很大，他因此在美國30年卻有家歸不得，他要求政府應該追查相關法律責任、補償。[41]

2013年，有白色恐怖（匪諜案）受害者直系海外家屬出面要求平反補償長達十年的受害監禁確切案件，但被中華民國政府拒絕。「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於2013年6月30號面臨停止作業。[42]這30多件未了案子中的受害者及家屬們曾上書陳情於馬英九總統請求延期，但他們的陳情書都一致的被總統府轉送給「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於是都不了了之。而且2013年初也曾有案子中旅美華人受害者直系家屬越洋上書陳情立法委員林郁方要求協助延期，但被林郁方委員室以「機構已停辦，無事可做」理由回絕。形成強烈對比的，當二二八事件在2013年又出現了30幾個案子因過期無法申請，民進黨立法委員就立刻提案修法[43]，因此現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已經過立法院修案又延期申請賠償四年。

對於白色恐怖的犧牲者之所以未被平反，白色恐怖受難者林書揚解釋：「思想問題，是最難解決的……對國民黨來說，到目前仍認為當年的反共國策是無需質疑的。同情共產主義者，仿彿就是一種原罪……國民黨只是就當年的『執法程序』作檢討，但從不願比照二二八事件，作公開道歉。」 [44]

平反

2017年12月5日，中華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2018年5月3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之後開始陸續對白色恐怖時期案件進行平反。

2018年10月5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函文方式公告第一批撤銷有罪判決人員之名單，撤銷林慶雲等1270人之有罪判決[45]。

2018年12月7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函文方式公告第二批撤銷有罪判決人員之名單，撤銷黃藻儒等1505人之有罪判決[46]。其中受難者崔乃彬君等5人以類似判決書之司法不法決定書形式撤銷有罪判決。

2019年2月27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會議決議方式公告第三批撤銷有罪判決人員之名單，撤銷黃頂君等1056人之有罪判決[47]。其中受難者王錫和等6人以類似判決書之司法不法決定書形式撤銷有罪判決。

2019年5月30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會議決議方式公告第四批撤銷有罪判決人員之名單，撤銷徐維琛君等2006人之有罪判決[48]。其中受難者劉永祥君等7人以類似判決書之司法不法決定書形式撤銷有罪判決。

部份案件

1940年代

澎湖七一三事件槍決報導，又被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

1950年代

1950年
日治時期農民運動領袖之一的簡吉，因出任中共台灣省工委員山地工作委員會書記，而遭槍決
台灣省立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因《光明報》事件曝光後遭到逮捕槍決
1951年
二二八事件時，勇敢拒絕陳儀下達要求其對台廣播命令的國軍台籍將領──李友邦中將
  • 1951年10月：桃園無線電台支部案
1952年
繪製二二八事件《恐怖的檢查》的版畫家黃榮燦行刑前攝
1953年
1954年
左起為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三人於高砂民族自治會案遭槍決
丁窈窕因台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而遭槍決
1955年-1960年

1960年代

雷震因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批判時政而入獄十年
台灣獨立運動政治犯陳智雄就刑前後

1970年代

泰源事件之台灣獨立運動政治犯被槍決前的照片：左起江炳興、謝東榮、鄭金河、詹天增、陳良
林宅滅門血案發生地，現為義光教會

1980年代

1990年代

該案判決為有罪，此時台灣已經解嚴，而台灣民意也反對以國家暴力反台獨，而民意也逼迫立法院廢除各項限制言論自由的法令。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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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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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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