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
| 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 | |||
|---|---|---|---|
| 粉碎四人幫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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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1976年10月 | ||
| 地點 | |||
| 起因 | 懷仁堂事變 | ||
| 方法 | 動員民兵，設置通信網、指揮所，調用機動車輛，設置卡口，制定口令標語等[1] | ||
| 結果 | 叛亂未遂 | ||
| 衝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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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人物 | |||
| 人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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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 | |||
| 逮捕 | 5417人被清查，其中拘捕458名打砸搶分子[3] | ||
| 刑事控告 | 徐景賢、王秀珍等反革命案
另有90名幫派分子被判刑[3] | ||
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6]是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後挫敗「四人幫」餘黨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在上海發動武裝叛亂計劃的歷史事件。事後四人幫在滬殘部被清查，部分「罪大惡極」者被追究刑事責任[4]。
背景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陸續奪取《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之權。在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召開後，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權旁落，張春橋、姚文元等上海造反派奪得上海市領導權。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後依毛澤東意見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7]。經數年苦心經營，上海已成為四人幫的重要據點。
由於四人幫無法從葉劍英處奪取軍權，便開始組織民兵，建設「第二武裝」[8]。1975年7至11月，王洪文受毛澤東批評後回滬，期間專程察看武器倉庫，帶領民兵負責人打靶，同時指示上海民兵進行各種戰備訓練。9月，王召集民兵負責人開會，要求加緊製造武器，訓練民兵。後張春橋指示馬天水加強上海武器生產。到1976年，上海民兵已有9個師、602個團、1287個營、1.87萬個連[註 1]，適齡在冊人員共309萬人（含郊區），並分有多個專業兵種，擁有各種槍支22萬餘件，火炮1900餘門，火箭筒2600餘具，各種車輛500餘輛，以及耗資100多萬人民幣建造起來的上海民兵101艇。期間亦派員考察地形為游擊戰做準備[4]。
經過
事先準備
毛澤東逝世後，王洪文、張春橋多次告誡其在滬親信「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考驗」、「上海要有大考驗，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準備上山打游擊」[4]。
1976年9月21日，張春橋接見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徐向張報告丁盛同市委談話及民兵發槍問題。張表示支持並作了佈置。27日，張下發三點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二）今後中央搞集體領導；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在北京被隔離審查。次日，經華國鋒、葉劍英商議，決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出面通知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及上海警備區政委周純麟到中央開會，以打亂部署，防止叛亂爆發[8][9]:278。期間馬天水不敢打電話至上海，徐景賢和王秀珍亦無法聯繫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等聯繫四人幫在京的親信，亦無更多消息[1]。儘管聯繫上了人民日報社的魯瑛，但魯沒講幾句，即掛斷電話[10]:1562。23時，文化部的于會泳將吳慶彤轉告給他的華國鋒決定「中國文化代表團不出國了」的消息告知徐景賢，徐根據當天各種情況，懷疑事態有變，持續保持與北京的聯繫，等待更多消息[1][11]:225。
10月8日下午4時，徐景賢召集上海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在康平路小禮堂開會，要求各媒體不得播發新華社關於四人幫的報道，做好輿論準備，並佈置了新聞單位保衛工作[12]。會議期間，徐舉了1968年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一電台台長堅持宣讀抗議書的事跡[10]:1563。朱永嘉告知解放日報社的王景「報紙宣傳要多登自己的，要準備堅守陣地」。當晚，朱命令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此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已指令停播的《按既定方針辦》《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兩首歌曲[13]:6。
策劃叛亂
10月8日，徐景賢、王秀珍聯繫到在京的馬天水秘書房佐庭。房佐庭稱馬「老胃病又犯了」，徐、王聯繫馬天水愛人後，確定馬無胃病。及後金祖敏[註 2]的秘書繆文金準備回京，市委與其約定，如情況正常，回電「已到了北京，一切都好」；有問題但不嚴重，則稱「身體不舒服」；若確有中央領導被捕，則稱「心肌梗塞」[11]:224[12][10]:1563。當天17時，徐景賢在康平路常委學習室主持召開常委擴大會。會議期間，祝家耀電告康寧一「人都集中了，鎖起來了，不能動了」，及後繆文金、劉慶棠等發出「我娘心肌梗塞」「馬老不接電話，我們（文化部）都病了，有病情」等暗號[5][10]:1565，蕭木等人感到五雷轟頂：「不好了，對文化部動手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12]！」徐等人發覺事態有變，開始更具體地部署叛亂計劃[1]。其中，朱永嘉提議「要拉出民兵來，打一個禮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像巴黎公社那樣」[4]。隨後，市委在丁香花園和民兵指揮部（後轉到東湖路招待所）設點，前者負責總指揮和輿論，後者直接指揮叛亂工作。同日，奉徐景賢命令，民兵指揮部集中2500人（另有31000人待命），並派員保衛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和報社。王秀珍等三十餘人亦到民兵指揮部開會制定方案，會議決定在江南造船廠和中國紡織機械廠設立兩個秘密指揮點，並架設15部電台，進行聯絡[14]。
10月9日0時30分，王秀珍等在民兵指揮部（今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館）三樓召開緊急會議。會上，王秀珍告知與會人員「中央出大事了」，並召開數次會議，提出「組織工人大罷工、發動工人大遊行、貼大標語」，以示抗議。這一議案獲上海市總工會和婦聯的支持[11]:227。02時30分，徐下發手令，將駐電台某部的一個連和駐市委機關的一個連改隸廣播電台和市委辦公室指揮。同日上午，馮國柱等在丁香花園指揮部召開了十區5個民兵師的緊急戰備會議，會上決定將「兩個決議」[註 3]登報並表示擁護，但不提「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10]:1574；以「加強戰備」之名就叛亂作了具體部署，爾後這些頭目即進入基本指揮點。他們在指揮點上身藏兵器，指使民兵報務員架設15瓦電台15部，於9日18時與各區溝通聯絡，各區也動用電台58部。同時，停泊在江南造船廠的「上海民兵101艇」也架起高射機槍[2]。
9日下午，在指揮部宣佈調集民兵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同時[9]:279，上海市委常委會召開，討論修改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稿。19時，徐景賢數次打電話給馬天水，詢問王洪文等近況，馬天水以「他們身體很好，工作比較忙，沒有時間和我個別談了」搪塞了過去[10]:1574。與會人員感到虛驚一場，立即起草了擁護「兩個決議」和華國鋒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電報。當晚，王秀珍與徐景賢商量後，電告施尚英將原定調集待命的31000名民兵（實到11000名）遣散，只保留2500人值班。並通知廖祖康遣散在東湖路招待所的總工會人員，但廖祖康陽奉陰違，人員並未散去[10]:1575。
10月11日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不斷通過外國電台和火車傳入上海[10]:1577。12日下午，聽聞粉碎四人幫消息的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等骨幹人員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開會，策劃武裝叛亂行動。當晚，馮國柱、黃濤、廖祖康等於康平路市委辦公室小禮堂開會，表示「大幹，堅決幹」，提出以舊萬噸輪在吳淞口沉船封航，拉鋼錠堵塞機場跑道[註 4]，斷電停水，舉行遊行示威、罷工停產，以示抗議[1]。此外，朱永嘉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口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告世界人民書》，並派員保護電台、電視台和報社，以示「決一死戰」[14][11]:227。與會的馬振龍痛哭流涕，支持舉事[10]:1583。期間馬天水來電，要求「一切等我們回來再安排」，加之王少庸認為情況尚不明朗，決定待馬天水等會滬後再作決定。會議一直開到13日凌晨，王知常認為四名幹部膽子太小，會議將無實際結果。他斥責與會人員「這樣拖下去，把時機都拖光了」，憤而離場。與會人員隨之散去[10]:1587。稍後，葉昌明表示已與婦聯商定召開區、縣、局的工會、婦聯幹部會議，向下級傳達粉碎四人幫的情況[4][9]:280[11]:227。
13日，指揮部頭目施尚英、張敬標趕製出「捍一」[註 5]「方二」[註 6]兩套叛亂方案並編制了實施方案。「捍一」「方二」的主要內容如下：
- 「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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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首腦機關、報社、廣播電台、橋樑、車站、碼頭、機場和交通要道；
- 確定指揮核心人員名單；
- 開設指揮所；
- 兵力部署；
- 重點支援地域和反空降；
- 口令、暗令、標記；
- 彈藥補給和武器修理；
- 加強社會面控制等。
不過，編制「捍一」「方二」的施向英，自知以民兵對抗正規軍無異於以卵擊石，最後回江南造船廠通知民兵不可擅自行動，穩定了民兵[10]:1582-1583。
13日上午，上海市總工會召開緊急會議，與會人員49人。會上議論紛紛，有的表示「王洪文是我們工人領袖，不可能是反革命」；有的認為粉碎四人幫「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鄧小平路線的繼續」；亦有要求誓死保衛文化大革命成果者[10]:1589。會後，王明龍將吳斌等人擬好的17條口號送葉昌明辦公室，並請唐行南在「文字上把把關」[13]:12。葉昌明認為口號「太中性」，於是葉與黃金海、馬振龍等修改口號，增加四條，共計21條：
1. 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2. 誓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3. 徹底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4. 深批鄧小平，痛擊右傾翻案風！
5.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6. 要團結，不要分裂
7.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
（18）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
（19）絕不允許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20）上海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
（21）全國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同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鬥爭到底！[10]:1589-1590
粉碎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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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在馬天水、周純麟被命令進京開會的同時，華、葉二人命令駐蘇州、無錫一線的第六十軍和東海艦隊從水陸兩面鉗制上海，嚴防事態變化[9]:278。後又命令馬天水電告徐景賢、王秀珍10日到北京開會，並將之隔離，打亂原定的叛亂部署[4]。
11日，馬天水、周純麟、徐景賢、王秀珍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見。華國鋒親自與馬、徐、王談話，爭取三人「和中央站在一起」[15]。三人經過思想鬥爭，表示服從。華國鋒對三人表示信任，並以中共中央名義派其回滬做工作[9]:278[15]。
與此同時，叛亂活動也受到有關黨組、民兵和群眾的反對。如在中國紡織機械廠內，民兵指揮部架電台、調民兵，參與戰備的行動，引發場內幹部群眾懷疑。廠黨委副書記召集一些幹部商量對策：召開幹部會議、轉移槍彈及派員掌握情況。民兵團副團長李國華以送棉大衣為名，進入指揮點偵查；另一副團長彭德新秘密攝影，提供證據。12日，經黨委研究，姚雄飛被張秀派往南京軍區將情況越級上報至彭沖秘書處[16]，軍區得知後，立即轉告中共中央[17]。
13日，馬天水等返回上海。回滬後，四人先找三名市委常委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開碰頭會，了解上海情況，傳達北京打招呼會議精神，通知15時開常委擴大會議。因意見分歧，擴大會議延至當天16時召開[1]。會上，馬天水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表示「不要動了」，與會人員群情激憤，認為華國鋒等抓捕四人幫有悖黨紀。不過，與會人員感到抗議、罷工、張貼標語已不適當，陸續退場[17][9]:281[11]:232-233。下午，民兵各指揮所全部撤銷[11]:238，原擬的口號也全部銷毀[13]:13。當天晚上，謝鵬飛到馬天水家討論武裝起義，馬天水回答「軍隊不在我的手裏，民兵根本對抗不了軍隊」。二人自知大勢已去，抱頭痛哭[10]:1592。叛亂計劃最終未能施行，上海局勢風平浪靜[11]:235。14日，市委召開區縣局幹部會議，進一步傳達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告知了四人幫覆滅的消息[14]。
後續
民眾反應
在徐景賢等籌劃舉事之時，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在滬不脛而走，上海市民、幹部和知識分子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前期主要是張貼大字報，舉行集會遊行等，表示對「兩個決議」[註 3]的支持[1]。但時有人混入其中破壞，試圖製造混亂[18]。
14日，南京路、外灘、徐家匯、康平路等地陸續出現反對四人幫的標語、漫畫及大字報[16]。19日，上海十六所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及工人和紅衛兵代表到人民廣場召開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罪行大會[1]。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活動到10月下旬更達高潮，參與者750萬人次。官方市志認為這些活動「充分表達了上海人民對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的心情」[4]。面對群眾憤怒，四人幫餘黨控制的上海市委束手無策[1]，兩度向中央「告急」，聲稱將對群眾運動予以鎮壓[18]。
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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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領導 | |
|---|---|
| 領導人員 3 | 蘇振華、彭 沖、倪志福 |
| 機構概況 | |
| 上級機構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
| 機構類型 | 中共中央直屬機構 |
| 授權法源 | 中共中央的決定 |
| 職責 | 整頓上海秩序，肅清當地「四人幫」幫派體系 |
| 管轄範圍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 |
| 離退休人數 | 226 |
| 聯絡方式 | |
| 中央工作組指揮部 | |
| 實際地址 | 上海市盧灣區茂名南路59號錦江飯店 |
| 郵政編碼 | 200041 |
| 延安飯店辦公區（1976年10月23日——1976年12月2日） | |
| 實際地址 | 上海市靜安區延安中路1111號延安飯店 |
| 郵政編碼 | 200040 |
| 上海大廈辦公區（1976年12月2日——1977年3月8日） | |
| 實際地址 | 上海市虹口區北蘇州路20號上海大廈 |
| 郵政編碼 | 200080 |
| 衡山賓館辦公區（1977年3月8日——1977年4月末） | |
| 實際地址 | 上海市徐匯區衡山路534號衡山賓館 |
| 郵政編碼 | 200030 |
| 機構沿革 | |
| 成立時間 | 1976年10月12日 |
| 撤銷時間 | 1977年4月 |
[16] | |
1976年10月12日，華國鋒在北京市玉泉山召開政治局會議，指應及時派員至上海處理四人幫餘黨問題。經討論，決定建立以蘇振華、彭沖、倪志福為核心的上海工作組到當地恢復秩序[5]。先行派出了100多人到滬借「了解1977年計劃安排情況」之名接管上海。工作組成員下榻國際飯店，陸續進行接管工作[16]。
在《關於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中發〔1976〕16號文件）下發次日（10月19日），蘇振華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就接管上海問題作了研究[1]。在20日的正式會議上，工作組正式決定進入上海。當晚，蘇振華等乘坐專機從西郊機場秘密飛往虹橋機場。李彬山、康寧一得知消息，前來監視，但不敢盤問[5]。21日，工作組在海軍護衛下到達水電路海軍上海基地。在基地招待所，蘇振華召見馬天水，要求其貫徹打招呼會議及中發〔1976〕16號文件精神，馬天水表示服從；後蘇振華等三人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談話。王秀珍欲單獨同倪志福談話，但未獲批准。稍後，蘇振華等三人告知馬、徐、王10月24日中國各地將召開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要求其搞好上海的分會，並警告他們「不要再搞小動作，不要搞什麼所謂的『合法鬥爭』」[18][5][1]。當天上午，三人又同從南京趕來的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副參謀長張挺商談工作，蘇提出將上海警備區兩名與武裝叛亂活動有牽連的人立即調回南京，並另派人員協助工作組工作。稍後，蘇振華等三人返回北京和南京[1]。24日，徐景賢在工作組的工作下，在滬舉辦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大會，並向中共中央和華國鋒發去致敬電[15]。
10月25日，中央工作組相繼進入市委和市革委會各個組辦，受到熱烈歡迎。工作組平反了部分冤案，整頓了一批領導班子，為榮毅仁、趙丹、袁雪芬等落實了政策[1]。26日，蘇振華等乘飛機返回上海。同日，經華國鋒提議，中共中央宣佈改組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員會，決定蘇振華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倪志福兼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王、張、姚被撤銷在滬黨內外一切職務[5][15]。
27日，蘇振華、彭沖、倪志福召開全市部委辦、區縣局幹部大會，宣佈了中央改組市委的決定。會上，張承宗揭發馬天水要求趕製大量手銬，馬因此驚慌失措，無言以對。賀汝儀受此事震動，生怕其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寫信告發自己親家之事被揭發，於28日跳樓自殺身亡[1]。同日起，蘇振華等連續數日在錦江飯店召開市委常委會，要求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和常委張敬標、馮國柱等人必須列席會議，交代和揭發問題[18]。馬天水等自知罪孽深重，避重就輕，負隅頑抗，最終蘇振華決定對七名「民憤極大」的市委常委移交警備區隔離審查，陳阿大等六人送回原單位專案審查。後工作組追查到馬天水等策動叛亂的大批罪證，基本查清了四人幫餘黨於10月8日至20日的所作所為[18]。
為團結民兵，蘇振華力排眾議，決定允許上海民兵參與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大會。11月1日，上海民兵在人民廣場集結，並於南京路、外灘舉行武裝遊行，以示效忠[5]。
經過整頓，上海生產生活秩序逐漸步入正軌，經濟活動也恢復正常。到1977年底，上海經濟全面回升，達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高水平。1977年4月，隨着整頓工作完成，中央工作組大部分成員陸續撤出上海[1]。
清查和審判
中央工作組進駐後，上海市舉行了4次全市性的設有主會場的大批判會，主會場一般都有1萬多人，另組織全市黨支部委員以上的23萬人收聽大會廣播。各系統召開的萬人批判會亦有20餘次[1]。
1976年11月11日，上海市成立清查「四人幫」專案辦公室，負責當地的揭批查工作[10]:1594，各系統也相應建立清查機關。1977年1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3人停職審查，6月被依法逮捕[14]。次日（1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增選林乎加、嚴佑民、王一平為市委書記，推動上海的揭批查工作[3]。
在清查過程中，共確認713人為四人幫及其餘黨的依靠力量，但基於「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的原則，最終只審查約四百人，其中逮捕、判刑90名，定嚴重政治錯誤的25名，定政治錯誤的39名，其餘大多經審查回原單位工作。「羅思鼎」本部45人，非本部人員240餘人。經查，其中參與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有51人，定敵我矛盾的6人，認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1人，38人被認為「說錯話做錯事」，其餘回原單位或分配到基層工作。同時還逮捕了458名打砸搶分子[3]。清查工作到1979年基本結束，至1980年底，全滬有5385人被列為清查對象，其中定為敵我矛盾性質的52人，定為四人幫在滬重要骨幹9人[14]。期間獲得的罪證有98件選入中央印發的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期間，上海市提供了174件證據。嚴佑民因此獲彭真表揚[3]。
1982年6月26日、7月2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及分院向市高院、市中院起訴徐景賢、王秀珍、陳阿大、馬振龍、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朱永嘉等8名重要案犯，馬天水因患反應性精神病，喪失供述、申辯能力，經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檢驗，認為「法庭不應對其進行審判」[19]，決定免予起訴，取保候審[14][20]。1982年7月13日～8月23日，該案被公開審理，期間共開庭33次，旁聽人次1.3萬餘人。8月21日及8月23日，上海市高院、中院分別做出裁定：
| 主犯 | 審判法院 | 定罪 | 量刑 | 剝奪政治權利 | 去世時間（死因） | 終年 |
|---|---|---|---|---|---|---|
| 徐景賢 |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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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 | 4年 | 2007年10月31日（心肌梗死） | 74歲 |
| 王秀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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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 | 4年 | |||
| 陳阿大 |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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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 | 3年 | 2004年 | 62歲 |
| 馬振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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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 | 3年 | |||
| 葉昌明 |
|
15年 | 3年 | |||
| 黃金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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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 | 3年 | 2015年7月 | 80歲 | |
| 戴立清 |
|
15年 | 3年 | 2019年5月 | 82歲 | |
| 朱永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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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 | 3年 | 2023年1月5日（2019冠狀病毒病） | 91歲 | |
20世紀90年代後，徐景賢等人陸續刑滿釋放，大多安置回原單位[註 8]，享受醫保和退休工資，但入獄前的工齡全部清空，退休待遇較低[11]:321。
其他
據羅伯特·勞倫斯·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的江澤民曾參與上海工作組協助平叛[21]，但江澤民逝世後，官方播發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22]《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23]均未提及此事。
參見
註釋
- ^ 一說是「30個師、7個獨立團、兩個高炮營」[8]。
- ^ 此時金氏在北京籌備中華全國總工會九大。
- ^ 3.0 3.1 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
- ^ 一說是使用卡車封鎖跑道[10]:1584。
- ^ 「捍」指「捍衛無產階級司令部」[1]。該方案主要內容為保衛外灘、康平路市委、市革會機關[4]。
- ^ 該方案為防止「外來」的方案[4]。
- ^ 詳細內容參見《革命造反年代》第40章注〔64〕、注〔65〕[10]:1580-1581。
- ^ 其中，戴立清安置在原系統標準件一廠，陳阿大安置在閥門一廠。[11]:321
參考資料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陳錦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 国事忆述.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5-07 [2024-09-30]. ISBN 978-7-80199-200-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10-03） –透過中國改革信息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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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江澤民同志調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一九七三年回國先後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局長。一九八〇年，江澤民同志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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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底，江澤民調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1973年回國，江澤民先後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局長。……1976年，江澤民率團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國援建工廠建設情況。
外電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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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環球郵報》羅斯·H·芒羅（Ross H. Munro）. Posters in Shanghai Tell of Plot For Armed Rising Against Peking [上海的宣傳海報揭露武裝反抗北京的陰謀]. 紐約時報. 1976-11-09 [2024-10-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4-10-07）.
擴展閱讀
- 李海文; 王守家.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153-3191-1.
- 徐景賢.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香港: 時代國際出版公司. 2003. ISBN 978-988-976-081-6.